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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深刻变革中的新生活和新形象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2023-02-22 0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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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代深刻变革中的新生活和新形象

  ——评关仁山长篇小说《白洋淀上》

  作者:孟繁华(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作家关仁山对当下乡村中国的深刻变革充满了信心,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他都满怀热情地书写变革中的乡土中国,他是当下中国当之无愧的乡土文学作家。

  他的《白洋淀上》(作家出版社2022年12月出版)是一部全景式表现新时代华北社会生活变革的鸿篇巨制,入选中国作协“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全书三卷百余万字,以2017年至2022年白洋淀新区成立和乡村振兴为大背景,以白洋淀打鱼人王永泰和他三个儿子王决心、杨义成和王德为重心,在充满烟火气息的日常生活和时代社会矛盾中展开广阔的命运故事,深刻揭示人民群众的不懈奋斗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书写社会转型期普通人创造新生活的坚定意志和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实践与探索,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性格各异的华北农民形象和普通劳动者群像。作品气势恢宏,人物众多,情节一波三折、跌宕起伏,有浓郁的华北乡村特别是白洋淀水乡的生活气息,景色描写十分传神,别开生面,洋溢着诗情画意之美。可以说,小说是自孙犁的《荷花淀》之后,最具白洋淀水乡气息和风采的文学作品,同时也在一定高度上艺术地再现了新时代山乡巨变的宏大主题,为历史留下了时代强音。

时代深刻变革中的新生活和新形象

  白洋淀上的新村

  小说最值得称道的是在波澜壮阔大变革中对新生活和新人物的发现与塑造。一部小说拥有如此宏大的规模和气象,是近来文坛少有的。这说明关仁山有记录时代的热情和雄心,具备强悍的讲述能力,有丰厚的生活积累,有呼之欲出的精彩故事。白洋淀新区的成立,不只是白洋淀水乡的重新命名,不只是水乡区域的重新规划和建设,而是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它将改变水乡人民的现实生活和精神面貌。

  新生活是通过人物关系和精神变化得以表达的。故事从2017年春节破五写起。王家寨青年王决心与朱环举办婚礼,姚力英携带妻子荞麦和儿子苇秆儿参加婚礼。苇秆儿跑到胡同儿玩耍,被摩托车撞了,王决心到码头接人时正好碰到,他将昏迷的苇秆儿送到村医诊所,可惜抢救无效身亡。姚家本来与王家有“世仇”,一口咬定是王决心撞死了苇秆儿。王决心被警察带走调查,姚力英大闹婚礼现场,朱环跑回娘家。荞麦是从外地换亲到姚家的,对儿子去世悲伤欲绝。王决心的父亲王永泰是德高望重的老渔民,急火攻心病倒了……通过一个特殊事件牵出小说不同人物,在情节发展过程中展开人物命运、化解矛盾,是小说叙述的特点之一。更重要的是,小说既波澜壮阔,也关注人的内心和成长,这两者融合得恰到好处。小说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是推动小说情节发展变化发动性的力量。如是,小说就不只靠叙述推动情节的发展,而是有内在力量支配小说的节奏和人物性格的变化。

  王决心是小说的主要人物之一,他刚出场时受了委屈,但他忍辱负重,是一个既深明大义又有情有义的男人。在鲁大林师傅的栽培下,他通过努力学习,从一个渔民成长为一个电焊工匠。王决心在乡村变革中也实现了个人的身份变革,从一个前现代的渔民变为一个现代技术精英。姚力英是一个特别有生活质感的人物。他既不同于过去乡村的“中间人物”,也不同于勾栏瓦舍的“牛二”式人物。他寻衅滋事、大打出手,特别是对王决心和前妻荞麦,几乎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但他是个个性鲜明的文学人物。他的彻底转变是因为王决心从河里救了他一命,并不计前嫌替他找到了工作,还帮他还了一些外债。小说中的人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白洋淀新区党委常务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赵国栋,这是一个具有突破意义的新型干部形象。赵国栋不仅比梁生宝、萧长春那代干部遇到的问题要复杂得多,而且与脱贫攻坚带头人的干部们也有一些不同。白洋淀新区是一个新型的区域,是一个跨越城乡、跨越各个行业的区域,要解决的是一个区域从“前现代”进入“现代”的问题。其最大的问题,也是最尖锐的矛盾,是在新区引黄济淀工作中遇到的,在各种复杂关系中的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矛盾,有着冠冕堂皇的理由,有着盘根错节的腐败现象。在一个巨大的利益网络里,要坚持正义,坚持国家利益至上,是一件艰难的事情。赵国栋为扭转工程出现的问题,首先改变了工程合作方,把过去的合同全部作废。省上领导打招呼都没有用,还制止了小舅子杨义伟的参与。然后他在工程报告上果敢地签下自己的名字,彰显出一位党员干部的责任与担当。

  小说营造出一个热气腾腾的总体时代氛围,变与不变,既充满焦虑,又充满希望,各种与现代相关的事物目不暇接,各种利益调整导致灵魂博弈。正是这样一个大变革时代,才孕育了这样的新生活和新人物。热血沸腾,激情澎湃,表现尺度与分寸跃升为考验叙事能力的重要标准。可以说,新区建设和乡村振兴的新生活哺育了白洋淀上的新人物,同时也是白洋淀上的新人物创造了新生活。王家寨留住乡愁,建设生态旅游项目“淀上升明月”,建成农业强国现代农业基地,完成了大豆种业创新。有不少人搬进了新城,在投身建设中找到自己的价值。他们的进城和柳青《创业史》中的改霞、路遥《人生》中的高加林有所不同。改霞的进城在某种程度上作家是持批评立场的。高加林对城市的向往也是对“现代”的向往,但是对于社会历史发展而言,一个人的单打独斗是不可能促使社会进入“现代”的。尽管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富有现代意味和价值的文学人物。但王家寨的乡亲们不一样,他们生活和身份的转型,是国家整体战略的一部分。小说关于科技创新意识的觉醒描述,与人物命运、价值关怀和精神追问结合起来,在叙述中找到了“国之大者”理念下大与小的融合与平衡,处理好了传统资源与现代世界的嫁接。小说的大势符合现代生活要求,同时也在大变革的历史潮流中,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关于未来的允诺。对一个民族来说,有一个合理而美好的未来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个合理而美好的未来,我们就会止步于现在。有了这个合理而美好的未来,小说中人物的所有努力才有真正的合理性。这既是小说的逻辑,也是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逻辑。

  《光明日报》( 2023年02月22日 14版)

[ 责编:邱晓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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