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宝明（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冷门”原指赌局中无人下注的一门，后来借用到学术领域，意思是说那些学术关注度甚低、成果产出艰辛、研究者群体特小的学科领域与研究方向。绝学本有多重意蕴，就目前将其与“冷门”放在一起的解读则明显不是老子所说的“绝学无忧”，而是指一种造诣独到、立意深不可测的学问即将失传。说起绝学，鉴于其文化价值独特性，又兼具门槛高、研究难度大、研究群体小等缘故，就有时时弹尽粮绝、后继乏人的忧虑。譬如甲骨学、简牍学、敦煌学、古文字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与历史研究、传统文献和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等，在某些时期有过令人担忧的局面。

　　就世界范围内的所谓冷门绝学情形而言，这些学科每每受到科技进步与经济大潮的影响或掣肘。如果说科技对人文的排斥与挤压已经见怪不怪，那么经济大潮的冲击与“实用至上”的观念影响，必然会因就业形势而雪上加霜。以就业导向的市场需要为指南，应用性强的专业招生自然会飙升数倍而不止。而招生人数很少的专业，譬如甲骨文、西夏文、古典文献、藏学及其他一些学科却濒临危机。因此，如何推动那些摇摇欲坠的冷门学科就成为学界关注的一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重视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这些学科看上去同现实距离较远，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需要时也要拿得出来、用得上。还有一些学科事关文化传承的问题，如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等，要重视这些学科，确保有人做、有传承。”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设立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对目前投入不足、人才匮乏、研究断档、亟须抢救的冷门绝学给予专项支持。更为重要的是，这体现了国家战略，体现了新的学术导向，也让冷门绝学看到了光明与前景。

　　从历史发展来看，关于学科的冷与热、绝与活，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在印度这个曾经是世界上最具有持续不断的、最丰富的多元文化历史资料的国家内，眼下能够阅读印度历史语言文本的人将趋于零。”更值得注意的数据还有不少：“在近几十年内，德国已经有十一个梵文学教授职位被取消，荷兰原有二十个教席中现今只剩下一席，而牛津、爱丁堡大学的梵文教席也早已被取消，只剩下几个不固定的梵文讲师职位。”（沈卫荣：《回归语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85页）造成这种局面有多方面原因，最主要的可能是因为，面对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晦涩、难懂如同天书，没有“坐禅”“面壁”“十年冷”的刻苦精神和志业意志是不可能有所收获的。作为理解“他者”的工具，我们首先要正确理解文本，不但要通晓文字学、甲骨学、音韵学、方言学等汉学知识，而且要对西夏文、畏兀儿文、梵文、藏文有所掌握。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对冷门绝学有一个基本的考量乃至精准把握。否则，对这类深藏不露之学只能是隔靴搔痒。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文语义学派上了用场。

　　人文语义学与语文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从概念史的意义上说，虽然两者都是以关键词、观念词为依托，但是关键词是语文学的基本抓手，而观念词则是语义学的基本依托。究其实质，如果说语文学更注重文本自身及其意义，是在文本中寻觅意义，那么人文语义学的根本要义则是在意义生成后追溯事发现场的来龙去脉。即是说，前者探寻语词尤其是关键词的衍变，后者则更看重观念词的历史与时代性的坐标点位，在对于历史与文化背景的追求上，前者更注重来龙，后者更看重去脉。由此，语文学的语言、结构与实证，人文语义学对语言的裂痕、语境的差异、心灵的隔膜等的深层打捞都显示出各自的独立性和主体性。一言以蔽之，人文语义学不外乎是对冷门不冷、绝学不绝之道的方法与路径的求索。基于文献的考证、文本的阐释、文心的探寻，这是语文学的基本遵循，而人文语义学注重过去与现在的对话，注重学科之间的交流，蕴含着激活“冷门绝学”的思想酵素。笔者非常同意章太炎的学术提醒，过去的事，看来像没有什么关痛痒，但是现在的情形，都是从过去渐渐变来；凡事看了现在的果，必定要求过去的因（章太炎：《中国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学术的发达》，《章太炎的白话文》，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6页）。倡导冷板凳精神的同时，如何使学术研究走出“冷”和“绝”的境况而绝处逢生、延绵发展，的确应有人文语义学的思考。

　　人文语义学注重“从现代的兴趣开场伸展到历史”，将研究对象的注意力和着力点都聚焦在文本、文献、文心上，于是便有了“学工开物”的崭新格局。基于文献的考证、文本的阐释、文心的探寻，注重过去与现在的对话，注重学科之间的交流。在语文学与语义学的双重视野下，“冷门绝学”也可以获得新的生长机遇。比如，就民族史而言，它不但需要中国史、民族学、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交叉融合，更需要文本（文献、文心）的深耕、挖潜与梳理。又如，“清华简”也是典型的例子。2022年11月，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以线上方式开启了《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贰）》成果发布会的全球直播，近50万人次线上观看了发布会，可以说是万众瞩目。自2011年清华大学首次开展“清华简”成果发布会以来，“清华简”已越来越受到关注。“竹简上的经典”一方面是语文学成功的范例，也是语义学走向成熟之不可多得的范式，关键在于，它们共同打破了此前各个相关学科的壁垒。

　　元典性、经典性与前瞻性构成了人文语义学的理论预设。“冷门绝学”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建构起本民族学术的合理性与根本性。西哲有言：“两千五百年的西方哲学史不过是柏拉图的一连串注脚。”（巴雷特：《非理性的人》，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79页）而中国后世的思想文本也无不肇源于《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论语》《老子》等中华文化元典。作为先民智慧的结晶、后人思想运行的基轴和腾跃的起跳板，文化元典具有辐射后世、历久弥新的价值，从元典中生发出的精神密码或隐或现地贯穿于后世思想家的语词概念之中。对此，我们还可以从“义理、辞章、考据”中来进一步细分。在这个传统问学之道中，语文学看重的是考据、辞章，语义学则注重义理、辞章。恰恰在这里，我们发现“辞章”构成了一个中介桥段。如果说这里有内容大于形式或形式大于内容的差异，那么坐实在“文本”与“本文”的间隙就不难发现其中的微言大义（张宝明：《论中国思想史学科主体性》，《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4期）。由此，语文学与语义学都是对人文学科的新拓展，也是“新文科”建设的必由之路。

　　回顾历史，19世纪中国大门打开后，中国学术分科没有在“语文学”上发生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大学的产生更多是在学术分科意义上进行的。进而言之，中国的经史子集的注疏在一定意义上不失为一种“语文学”的循环诠释，其方法论也堪与西方比肩。但是必须看到，只有沟通自我与他者，实现自由理性下的平等对话、交流，才能避免以自我为中心的虚骄、排他。

　　而“我者”与“他者”实质性的对话基础或说前提需要不断通过学术的原始积累而得以突破与“爆发”。这个漫漫长路既有荆棘，也有寂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与意志固然少不了，“义理辞章考据”的学术路径更是不可或缺。只有下笨功夫、苦功夫才能推陈出新、创造转化。这就是林毓生所说的“人文重建所应该采取的基本态度”：“我们知道我们无法一下子就能真正解决中国文化的危机。个人能力有限，我们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不如立志深下功夫，做一点实质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要发挥我以前曾提到过的‘比慢精神’”（林毓生著，穆善培译：《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的激烈反传统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88页）。这个“比慢”精神无疑与我们所说的人文语义学倡导的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的学术基础工作一脉相承且静水流深。

　　当前，不少冷门绝学也重回大家的视线，而如何真正从理论方法上探寻“冷门”不冷、“绝学”不绝的良方仍任重道远。或许我们讨论何以激活“冷门绝学”的命题会在人文语义学的视野中找到“致广大而尽精微”的路径。回归本土的人文语义离不开对传统资源的倚重，很多“冷门绝学”涉及的语言、文献以及它们所包含的宗教、艺术和文化，无一不是古人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需要通过人文语义学掌握必备语文工具，利用不断涌现的各类文献，使之焕发新的生命和活力。一切历史都是对话史，学术研究并非个人的独白，并非寂寞的狂欢，而是不断交流、不断对话的过程。它既要与思想文本对话，又要与人类心灵对话；既要与历史传统对话，又要与现实问题对话。在这一过程中既要坐得住冷板凳，坚守严谨学风，又要倡导百家争鸣，在交流对话中推进学术创新发展。

　　《光明日报》（ 2023年04月24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