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往】

　　作者：马庆洲（清华大学出版社编审）

　　费振刚，1935年出生，2021年去世，辽宁鞍山人。文学史家。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60年留校任教。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北京大学党委委员。1958年至1959年，两次参加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中国文学史》的集体编写。1961年至1962年，参加全国高校文科教材《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工作，为五位主编之一。还编写、整理了《汉赋辞典》《全汉赋》《全汉赋校注》等著作。

　　业师费振刚先生长眠千山，倏忽已两载有余。两年多来，先生的音容笑貌时在眼前，我常想，怎样才能准确描述先生的道德文章？日前，再次听闻北京大学中文系张鸣教授说到先生“热爱学生，敬畏学术”的八字准则，不禁心有戚戚，以为此言或许可以反映先生作为终身执教北大中文系的一位教师的风范。

　　作为北大中文系55级学生，先生先后参与两部《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并成为其中的代表。尤其是与游国恩等四位著名教授一起主编的部颁《中国文学史》，影响深远，先生的名字也因此与之紧密相连。先生致力于先秦两汉文学研究数十年，在《诗经》及汉赋研究等领域也颇有成就，只是多少有些被“文学史主编”的光芒所遮掩。

　　回顾先生教学、科研的历程，细数其学术成果，汉赋研究，无疑是其学术重心所在。《汉赋辞典》《全汉赋》《全汉赋校注》三书，不仅是先生的名山事业，也展现了先生的学风与精神。尤其是暮年时节，先生对“重修增补全汉赋”的执着，颇有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悲壮之气，更成为其视学术为生命理念的生动写照。

　　教学相长，以教促研

　　对汉赋的评价，历代一直存在着较大分歧。五四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基本上是毁多誉少，汉赋研究并不受重视。1978年之后，随着思想的解放，学界渐归正途，汉赋研究也由简单的概念化、标签化转向真正的学术探讨。

　　先生是国内较早研究汉赋的学者之一。能够从事汉赋研究，先生认为这首先是因为赶上了一个可以安心读书做学问的时代。自1960年毕业留校任教开始，先生就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动荡，直到“文革”结束后，才真正走上讲台。“作为一名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的大学教师，如果不是新时期，我也很难把汉赋研究作为自己的工作重点。”（《我是燕园北大人》，北京大学出版社）在先生读书的20世纪50年代，北大中文系分语言和文学两个专业组，大三分组时，因对古典文学较感兴趣，先生选择了文学。留校后，先生担任游国恩先生的助教，在编写《中国文学史》时，又执笔过《诗经》《史记》等部分，因此，教学及科研便主要在先秦两汉一段。古代文学研究中，先秦部分研究较为充分，两汉部分则相对薄弱，作为“一代文学”的汉赋受重视程度也不够，结合教学需要，先生遂把汉赋作为研究的重点之一。

　　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先生就先后在北京大学、日本东京大学、香港树仁学院开设“汉赋研究”专题课，直至退休离开教学岗位。为使教学内容更具学术性、前沿性，解答教学中产生的疑惑，先生撰写了一系列汉赋论文，涉及赋作为文体的产生、辞与赋的关系、汉赋的兴起与发展等许多汉赋研究的紧要问题。

　　1981年，先生发表《汉赋的形成和发展》一文，叙述赋体的形成、发展及其特点，并分析汉赋产生的社会条件（《文史知识》1981年第2期）。因开设专题课需要确定课程的研究对象，1984年，先生撰写《辞与赋》一文，辨析“辞”与“赋”的界限（《文史知识》1984年第12期）。2000年，先生又以《辞与赋的区分》为题，进一步申述“辞”与“赋”的区别（《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5期）。先生认为，从文体上说，楚辞是诗，以抒情为主；赋，虽间有韵语，总体来说是散文，最初当以状物叙事为主。二者文体的不同，主要与其不同来源有关。

　　1990年10月，首届国际赋学学术讨论会在济南召开，这是赋学研究史上的第一次国际性学术会议，先生提交了《略论汉赋繁荣的社会背景》一文，从汉代社会发展的角度，探讨汉大赋形成的原因。先生认为，一种文学样式成为一个时代的主潮，既有它对前代文学的继承和发展，又受到特定时代的政治、思想文化发展的制约。汉大赋写作高潮在汉武帝以后的几十年间，司马相如、司马迁都产生在这一时期，并成为这一时期文化高度发展的标志，“他们成就的取得，固然与自己的努力奋进分不开，而从另一方面说，又可以认为是时代玉成的”（《文史哲》1990年第5期）。

　　此外，先生还对重要的汉赋作家进行个案研究，以点带面，剖析汉赋在不同时期的特点，研究其演变规律。先生曾撰文对枚乘、司马相如、班固及刘安这四位重要的汉赋作家做了深入分析，此外还有《可悲的地位 可贵的人格——漫谈东方朔》《梁王菟园诸文士赋的评价及其相关问题的考辨》等文章。先生在课堂上曾指出，汉赋研究中，对具体作家、作品的研究不够，这也是“重写文学史”呼声虽高，但做起来难的原因之一。先生的这些个案研究，很有针对性，应当也是为编写《秦汉文学史》所做的准备。

　　这些论文，角度不同，风格不一，但都为全面而客观地评价汉赋，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意见。当日撰写这些论文，先生并非出于“考核”的要求，而是与教学有关。先生的教学活动，主要在1978年之后的20余年间。此时，高校中以论文数量、以期刊级别论英雄的做法尚未成风。教师普遍视教学为天职，信奉教学相长，教学与研究相互促进。终其一生，先生都把教学看作天大的事，也是最快乐的事：“师生相互论难，相互启发，曲径通幽，豁然开朗，我认为这是作为教师的最大乐趣。”1994年，先生接任系主任后，曾向学校领导做过一次专门汇报，回顾这次会谈，先生说：“在中文系，作为一名教师，无论年长的，还是年轻的，他们都知道在上课之外，还要做好科研工作，要在一定的学术范围内（这范围有的是导师、领导划定的，也有自己选择的），勤加耕耘，做出成果。这成果看似与教学无太紧密关系，但它是教学工作的基石，是一名高等学校教师安身立命之所在……这种把学术等同于自己的生命、也看作是办系的根本的理解是中文系几代学人心血铸造的宝贵财富，也是他们的共识。”“教师的本职工作是教学，教学的基础和根本是科研，教师要把主要精力放在这上面。”（《以不变应万变——一次汇报会的回忆和现在的思考》）

　　今日看来，先生有关汉赋的这些文章，既非“核心”，也非“重大”，但它们都没有游离于教学之外，也都有自己的问题意识，与“项目学术”“课题学术”，实大异其趣，不是“数量”“级别”等标准可以简单衡量的。

　　十年一剑，三书立万

　　最能反映先生汉赋研究实绩的，无疑是《全汉赋》《汉赋辞典》及《全汉赋校注》三书。这皇皇三书，可以说是先生用三十载青春年华铸就的伟业，也是他一辈子教书育人中“教书”部分的答卷。

　　赋是两汉最为流行的文体，汉赋数量当不下两千篇。但在漫长的岁月中，其中的许多篇章逐渐失传，汉赋总集的编纂更是长期阙如。编纂一部汉赋总集，以反映汉赋的总体面貌，并便于研究之用，实属必要。《全汉赋》的编纂，始于1987年春。经过数年艰苦爬梳，先生与胡双宝、宗明华两位先生一起，从浩瀚的各类文献中辑录出汉赋83家、293篇，其中完篇或基本完整者约100篇，存目者24篇。1993年，《全汉赋》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个断代文体总集的新品种，受到学界推重和欢迎，“全汉赋”之专名，由此得到普遍认可。

　　椎轮为大辂之始。汉赋全集的编纂，具有开创性，想毕其功于一役，并不现实。“赋”之界定，“汉”之下限，一直就有许多不同意见。汉赋僻字、古字多，当时排版技术相对落后，在文字校订方面，《全汉赋》也存在不少问题。这一点，先生从不回避。翻看2000年我选修“汉赋研究”时的课堂笔记，先生当时讲的一段话赫然在目：“学术研究需要认真、仔细。《全汉赋》出来以后，（我）越看越害怕。本想提供一个研究汉赋的全面、准确的资料，但现在看，‘全面’谈不上，‘准确’也难说，但有一点，就是都注明出处。”对一些公开的批评、商榷意见，先生不仅虚心接受，还心存感激。事过多年，2018年10月，先生旧事重提：“《全汉赋》出版后，获得了学术同行的认可。但由于当时电子排版刚起步，工人操作不熟练，加之校勘不够仔细，错误很多，也招致学术同行的批评。特别是广西师范大学的力之先生，发表多篇文章批评《全汉赋》各方面的错误。力之先生也曾和我面谈过，意气勤勤恳恳，让我十分感动！他的来信和一本标出问题的《全汉赋》，我仔细地读过，珍藏至今，它是在学术道路上催我不断自省、奋力前行的动力之一。”（《我是燕园北大人》）

　　《全汉赋》出版后，先生即不时修改，以期弥补缺憾。1995年，《全汉赋校注》被广东教育出版社纳入出版计划，修订进程为之提速。在接下来的近十年中，先生与仇仲谦、刘南平两位教授合作，在充分吸收《全汉赋》校勘成果的同时，对其进行全面的勘误、修润和增补，并增加了注释和历代赋评。2005年，《全汉赋校注》出版，共收集两汉赋作（包括残篇）以及非赋名篇而实为赋体的作品，总计93家、319篇（含存目39篇）。今人能见到的汉赋作品，基本尽收于此。先生在《后记》中表达了自己的愿望：“期望它能够成为收录完整、文字准确的汉赋文本，供研究者进行选择、比较、取舍。我也借此答谢多年来读者和专家对我和《全汉赋》的关切。”《全汉赋校注》以其收文完备、校勘精审，受到广泛尊重和好评，基本上实现了修订初衷。此书普及版《文白对照全汉赋》，也于2006年由同一家出版社出版。

　　早在辑校《全汉赋》之前的1984年，先生即与仇仲谦教授一起，着手编写《汉赋辞典》。1988年冬，先生曾远赴桂北，在南方阴冷潮湿的环境中，与河池师专（今河池学院）的几位年轻教师一起爬罗剔抉，治棼理乱。先生认为，汉赋研究相对薄弱，对具体作品的注释也颇有分歧，“我们便决定从基础工作做起，在理解现有汉赋作品的基础上，析出词目，在斟酌取舍前人对汉赋研究、释义成果的过程中，形成对汉赋中字词的较为准确、恰当的理解。考虑到词语的相承性，决定以辞书的形式出版。希望它不仅成为阅读汉赋的重要工具书，也成为阅读其他古籍的工具书”（《汉赋辞典·前言》）。1993年，先生在接受林庆彰教授访谈时重申两书的编写动机，表示主要还是为了给读者提供一点帮助，希望“汉赋不受重视”的情况能有所改观（《我是燕园北大人》）。

　　《汉赋辞典》收单字6170余个，词目2万余条，字数115万，为阅读汉赋提供了极大便利，对学术界是一大贡献。该书定稿于1989年，出版过程一波三折，2002年终由北大出版社推出。先生在《后记》中云：“尽管这十多年来，社会有许多的变化，但我们不求闻达，不追求轰轰烈烈，只希望本着求真求实的学术态度，愿意做一点学术研究的基本工作，为推动学术的发展尽一点心力，也为广大读者阅读古书提供一点切实的帮助。”学术研究原本就是一份寂寞的事业，不是终南捷径，“求真求实”的热情，才是内生的驱动力。先生这番话，或许可以解释，他为何如此不计名利，矢志于学术基础工作。

　　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前夕，先生在接受校刊记者采访时感言：“我认为真真正正想做学问的人，就得静下心来，规规矩矩地多读几本书，忘掉许多的功名利禄——少一分光鲜，多一分平淡，才能有收获。”（《我是燕园北大人》）十年磨一剑，三十年专注于一事，先生用汉赋三书，践行了自己的学术信仰。

　　老骥伏枥，采山不止

　　与《全汉赋》相比，《全汉赋校注》总体质量有了大幅度提高，就其体例及内容而言，并无多大遗憾。然而，先生还是不满意，仍决意继续修订完善，以期打造一个学术精品。“重修增补”工作，也成为先生晚年生活的重心，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生命的寄托。

　　由于当日客观条件所限，《全汉赋》及《全汉赋校注》所收范围，以严格意义上的“赋”为限，所收篇目相对较少。但在汉代，与赋有关系的文体，尚有辞、颂、赞、铭、箴，以及连珠、俳谐文等，同属于广义上的赋作。此类作品存世数量亦较大，是值得重视和深入研究的文学宝藏，有待于进一步搜集整理。基于这种认识，先生将“重修增补”的工作重点放在两个方面：一是重新筛选底本，对已搜集汉赋作品重加增补、校订，完善注释等；二是补充广义上的汉赋，加以汇辑、校勘、注释。最终目的，是将两汉四百年间赋作集于一编，并加以精校精注，力争为学界提供一个收录完整、文字准确的汉赋全本、定本。

　　1993年，先生就对林庆彰教授谈到自己的三项研究计划：再编一本《全汉赋外编》、编辑《全汉赋译注》、完成《秦汉文学史》的编写。先生从北大退休后，受聘于梧州学院，那时他即着手《全汉赋校注》的后续工作。2006年8月20日，他致信北京大学诗歌中心申请工作经费，称“希望通过这工作，对这里的从事古代文学教学的中青年老师进行科研能力的培训，也为深入的研究奠定一定的物质基础”。2006年9月，“全汉赋外编”项目获高校古委会立项资助，2008年结项，可以说这是“重修增补全汉赋”先期成果。

　　有六七年时间，先生往返北京、梧州及加拿大之间，过着“候鸟式”生活。即使在海外，先生也从未放下书本，时常让我协助查找资料，并分享自己的发现和体会。我责编的影印本《唐代四大类书》，厚厚三册，足足四公斤，先生也随身带去一套，用作常备书。

　　2009年6月，先生遭遇风疾，留下严重后遗症，右手再无法正常书写。然而，还在康复之中，先生就重拾修订工作，无论走到哪里，都要把资料带在身边，考文校字，日复一日。师母等多次劝说先生，将已有的校订成果吸收进去，做简单的修改，出个修订本收尾，也是可以接受的，但先生一直不为所动。在一篇序文中，先生说：“我还会继续做我的《全汉赋》增订修补工作……仅就写作来说，《全汉赋》的增订修补工作进度不快，但进展顺利，且不时有一些新的认识。”（《我是燕园北大人》）2015年夏秋时节，先生又一次病倒，元气大伤，即便如此，仍没有放弃的打算。2016年4月，先生又命我与沈莹莹博士参与，一起申报“重修增补全汉赋”项目，幸获批准，被列为2016年度高校古委会规划重点项目。这对先生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其时，先生已回故乡颐养。在鞍山郊外、千山脚下孤寂的山村，陪伴先生日常的依然是“全汉赋”。那套笨重的《唐代四大类书》，也还在案头。当我前去探望老师时，目睹此景，心中之情，无以名状。但先生则乐此不疲，并充满着期待。2018年10月7日，先生写道：“2009年6月3日突发脑中风，限制了我的行动，但没有影响我的思维。我仍在工作着。由于有了新资料的出现，我希望在北大出版社出版增补版《全汉赋校注》，高校古委会、北大中文系在资金上提供了支持，又有两位博士愿意参与，我希望它能成为更新、更全面的汉赋研究资料和读本。”（《汉赋概说·附记》）遗憾的是，我虽然按先生要求，做了些资料准备，尝试着做过一些校勘、注释，但未能坚持下去，先生的体力也日见其衰，这项工作最终没有完成。每念及此事，我总有一种说不出的伤感！

　　从北京到梧州，到加拿大，再到鞍山，先生耄耋之年，还如此执着于《全汉赋》的修订增补，在我看来，主要原因大概有两方面：首先，是对学术的热爱和敬畏使然；其次，是想回报北大，回报包括游国恩先生在内的众多老师的培养，传承他们的学术传统，这是先生植根心中的“北大情结”。在文章中，先生不止一次表达过这些想法；在对我耳提面命之时，先生也无数次讲到这些话题。

　　对学术，先生其实远不只是敬畏，更是一种宗教般的虔诚。2000年3月，在《北大中文系九十周年系庆感言》中，先生将中文系的发展比作在大河中行船，认为她虽经历过不少急流险滩，但却始终没有沉没，“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中文系人视学术为生命，以学术相砥砺，互相鼓舞、互相支持，努力使之停靠在平静的港湾……我不愿意看到把学术当成商品去出售，更不愿意看到做学术的人在物欲或权势的驱动下自己去糟践学术”。2009年3月，在应77级同学之请而撰写的《当噩梦醒来时》一文中，先生说：“作为知识分子和教师，生活的清苦，物质的匮乏，并不是最不堪忍受的事。最不堪忍受的是不允许我们读书，不允许我们坐在书桌前思索和写作，不允许我们上课堂为同学传道、授业、解惑，更不堪忍受的是那些对我们思想、精神上的摧残和折磨……我退休快十年了，还在尽力做着我喜欢的事，只要能做，我还要做下去。”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应该是先生这一代人的标签吧？

　　对北大、对老师，先生常存感恩之心。对自己能成为中外知名大学的学生和教授，并担任了中文系自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五届系主任，先生如是解剖自己的心迹：“我虽然没有以此骄人，但我的内心常常为此感到骄傲和自豪。也为此，我要感谢母校，感谢中文系，感谢给我以指导和帮助的众多的师友！”在回答林庆彰教授提问时，先生也谈道：“游国恩及季镇淮两位先生是我请益最多的师长。游先生曾勉励我好好读‘十三经’，言做学问首要之务是细究原典，认真读书，他本人做学问重考证、训诂、校勘，广博精深，是我学习、取法的典范。季先生常不言自己是研究文学，而说自己是搞‘史’的，重视学术的先后传承衍变，这亦成了我对自己做学问的要求。”（《我是燕园北大人》）从这段话中，我们也可以理解先生何以如此重视基础文献的整理工作。先生多次与我谈到，自己的学问是“接着做”，是接着游先生的楚辞做；并谦言自己不是好学者，但却是好学生，要尽力将游先生的学问传承下去。先生所撰《游国恩先生学术成就评述》一文，“表达对游先生作为学者一生的总体认识以及我个人作为学生不忘师恩的感激之情”，包含着很深的感情。对林庚先生给予的指引、启发等，先生同样无法忘怀。在《林庚先生的学术个性》中，先生特意提到自己的汉赋论文，“都是在林先生的相关论述的启发下完成的，有的还直接引用了林先生的论点。在文学史和汉赋研究的课堂上，我多次引用林先生的论述来说明相关问题”。

　　在《守望·题记》中，先生动情地说：“‘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优良传统会一代一代传下去。‘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庄子的话，我坚信，也因此我不作‘今不如昔’的感慨，而寄希望于明天。”也许正是这种薪尽火传的责任感、使命感，使先生犹如愚公一般，采铜于山铸新器，直至生命最后一息。

　　以文会友，关注新赋

　　谈到先生的赋学成就，有一点不能忽视，这就是先生所作的十几篇赋评或序言。这些文字，一方面体现了先生的交友之道，另一方面，也是先生鼓励赋创作、发表赋见解的一种方式。同时，这也显示了一位古典文学研究者的时代关怀。

　　为人作序作评，或出于师友情谊，或出于慕名相求，其情不一，然先生皆本着以文会友的心态，将其视为探讨学问之雅事。在文章中，先生也总会提及与作者交往的缘由等，以此作为“知人论世”的一部分。通观先生所作赋评、序言，感觉不到任何敷衍之意，每篇皆精心傅会，实事求是地加以评说，以鼓励为主，但并不溢美，也不隐瞒自己的观点。

　　通过这些文章，先生表达了自己希望赋这种古老的文体能焕发出新的生命，能见到更多反映时代生活作品的美好愿望。“我以为较之诗词，赋应该是更适合现代人来表现我们的时代，表达自己的心志的一种古典形式，应该有更好更多的作品出世。这是我的期盼和祝愿。”（《初读〈若水斋赋〉》）先生希望当代人能够从汉赋大家的写作中得到启发，把当代赋的写作水平提高一步。

　　此外，先生也借此表达了对当代赋创作的一些看法。关于赋的题材，先生认为，我们的时代较之两汉时代更富于变化，“我们当代的赋家也要以自己的心态去感受生活，以不同的题材或以不同的视角去表现这些。不应该囿于班固所论，把我们赋都写成用于‘润色鸿业’‘雍容揄扬’的歌颂体。当代的赋题材单一，‘好大喜功’，风格又缺乏个性，几乎是‘千赋一面’。我以为要提高赋的创作质量，这是第一要改善的”（《初读〈若水斋赋〉》）。关于赋的语言，先生赞同将流行的新名词、口头语等融入其中，以改变传统赋语言的生涩古奥，使之更能为大众所接受。先生的这些意见，十分中肯，对当下的赋创作，当不无指导意义。

　　先生早年，身经动乱，而不废所学。暮年时节，以孱弱之躯，孜孜于《全汉赋》之增补修订，永不言弃，大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令人感动。此项工作虽未能如愿竣事，但先生的治学精神却足可鼓舞后学，激励来者。因撰此文，重读先生华章，对先生为人为学有了更新更深的理解和感悟，先生的形象亦愈加清晰可敬，然天人永隔，请益无门，思之情不自胜，唯有泪水潸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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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3年06月19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