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 

　　作者：廖迈伦（北京科技报社编辑）；李明阳（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

　　叶嘉莹，1924年生于北京。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南开大学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1945年毕业于辅仁大学国文系。曾在台湾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任教。著有《迦陵著作集》等。

　　在南开大学现存最古老的建筑思源堂与陈省身故居宁园之间，有一座仿古四合院——迦陵学舍，里面陈设典雅别致，存放着丰富的诗词古籍。书香和书声从这里溢出，为校园增添了醇厚浓郁的人文气息。迦陵，是叶嘉莹先生的号。近些年，叶先生就是在这里读书、写作、教学。今年，她迎来了百岁寿辰。

叶嘉莹 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供图

　　诗人：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

　　与现代文学有组织、有计划、有发表园地的创作不同，旧体诗词创作是作者对人生的“日记式”表达，它的情感是真挚的，整理和出版却是偶然的。叶先生的诗、词、曲创作收在《迦陵诗词稿》里，这些诗词历经70年多次编纂和增订，分为两编：上编以1953年叶先生的爱人赵钟荪先生手抄辑录的诗词作品为基础，经陈国安、施淑等整理铅印，曾以《迦陵存稿》为题出版；下编收入此后的作品，2019年出版的最新增订本，收诗歌450余首，词百余阕，另有曲辞、联语若干。此后，叶先生仍时有作品发表。

　　叶先生1924年生于北平（今北京），高中时母亲病逝，1948年结婚，随爱人迁往台湾，遭遇“白色恐怖”。20世纪60年代赴北美执教，1979年起回到祖国大陆任教。叶先生的诗词作品呈现了她曲折苦难的经历和坚强执着的追求。从整体来看，叶先生的诗词创作，可归结为“羁旅”与“归来”两大主题。

　　在迁往台湾的第二年，赵钟荪先生因“思想原因”被捕。1949年冬，叶先生带着仅三个月的长女也一并被关了起来。第二年，带着哺乳期女儿的叶先生被释放，却失去了教职和宿舍。她写过一首《转蓬》，记录了当时的生活与心境：“转蓬辞故土，离乱断乡根。已叹身无托，翻惊祸有门。覆盆天莫问，落井世谁援。剩抚怀中女，深宵忍泪吞。”诗中，叶先生把自己比喻为随风迁转、远离家乡的蓬草，在无枝可依时遭逢莫名的祸患，同事避之不及，亲友又搭救无门。

　　1962年，叶先生写过一首《海云》：“眼底青山迥出群，天边白浪雪纷纷。何当了却人间事，从此余生伴海云。”结合两年后写作的《南溟》，就知道这首诗并非看上去的那样意象高远、立意洒脱。《南溟》写道：“白云家在南溟水，水逝云飞负此心。攀藕人归莲已落，载歌船去梦无寻。难回银汉垂天远，空泣鲛珠向海沉。香篆能消烛易尽，残灰冷泪怨何深。”短暂、缥缈的意象其实表达的是无常、易逝的漂泊感，叶先生在台湾任教的十余年，似乎从没得到过安顿。

　　赵先生没有稳定工作，叶先生不得不承担起养家的重任。自1966年起，叶先生先后赴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和哈佛大学任教，不得不用英文讲授中国古典诗歌。1968年秋，叶先生在美国任教合同到期，写下《留别哈佛》三首，其中第一首言：“又到人间落叶时，飘飘行色我何之。曰归枉自悲乡远，命驾真当泣路歧。早是神州非故土，更留弱女向天涯。浮生可叹浮家客，却羡浮槎有定期。”此时，叶先生的父亲和两个女儿已经移居美国，她如果回到台湾任教则收入不够家用，只能在北美另寻机会。这首诗沿用了落叶等意象，尾联以羡慕天河上定期往来的浮槎哀叹自己漂泊的生活。

　　1979年春，叶先生在一首绝句中写道：“五年三度赋还乡，依旧归来喜欲狂。榆叶梅红杨柳绿，今番好是值春光。”此时已经55岁，离乡30余年的叶先生向当时的国家教委申请利用假期自费往返大陆讲学，被安排到北京大学，后转赴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和南开大学。叶先生拜访了陆宗达、史树青、郭预衡、刘在昭等旧日师友，写了12首赠诗，其中最后一首是：“构厦多材岂待论，谁知散木有乡根。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叶先生以“散木”自喻，认为回到故国才真正找到了“乡根”和归宿，此后“归来”主题又多次出现，例如叶先生在应中华诗词学会友人邀请赴宴时口占三绝，其中第二首说：“我是东西南北人，一生漂泊老风尘。归来却喜多吟侣，赠我新诗感意亲。”

　　回国任教让叶先生获得了安顿，旅居北美的岁月因此不只感到漂泊。1997年，温哥华花期将至，叶先生又要踏上旅程，写下绝句，回应了初到台湾时写作的《转蓬》：“久惯生涯似转蓬，去留得失等飘风。此行喜有春相伴，一路看花到海东。”诗中虽然仍把海外生活视作漂泊，却提到有春相伴便有花可观，旅程因此有了值得欣赏、玩味的景致。

　　叶先生曾托名老师顾随先生说过这样一段著名的话：“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体验过乐观之生活。”确实，面对苦难，叶先生从没有选择逃避，也未曾放弃过希望。从宏观来看，叶先生在诗词中传递的主要情绪，可概括为“坚韧”与“进取”。

　　叶先生17岁那年，母亲因肿瘤到天津做手术，术后感染，不幸在回京的火车上去世了。其时正值抗日战争，她的父亲叶廷元在外地工作，叶先生和两个弟弟寄居叔父家，刚经历丧母之痛又备尝亲人离散的艰辛。叶先生写了《哭母诗八首》，其中第六首说：“本是明珠掌上身，于今憔悴委泥尘。凄凉莫怨无人问，剪纸招魂诉母亲。”从掌上明珠到憔悴委尘，叶先生不只失去了情感上的依托，也遭遇了现实生活的离乱与困顿。

　　经此波折，叶先生在与顾随先生唱和时，写过这样一首耐人寻味的诗作：“尽夜狂风撼大城，悲笳哀角不堪听。晴明半日寒仍劲，灯火深宵夜有情。入世已拼愁似海，逃禅不借隐为名。伐茅盖顶他年事，生计如斯总未更。”狂风撼城既是实景，也是日军侵华的真实写照，当时日本军车放着军乐在路上横冲直撞，骚扰北平城里的百姓。偶遇晴明，天气却寒冷难耐，唯有深宵的煤油灯散发出一丝暖意。叶先生在诗中说，自己要在战乱中入世，为国家做事情，而不是隐居和逃避——这是当时优秀青年学生的觉悟和志业。

　　高昂的理想和信念使叶先生在苦难中仍抱有希望，这在后期作品里体现为一系列高远的意象和昂扬进取的热情。1983年，叶先生写过一首《蝶恋花》：“爱向高楼凝望眼，海阔天遥，一片沧波远。仿佛神山如可见，孤帆便拟追寻遍。 明月多情来枕畔，九畹滋兰，难忘芳菲愿。消息故园春意晚，花期日日心头算。”上片意境开阔高远，登楼远眺，海天相接，追逐神山渺远的形迹，要像屈原一样“上下求索”；下片回到眼前，月光入户，兰香四溢，难忘书生报国的心愿，听说当年春意迟后，希望早日归国，不要错过了花期。归国任教让叶先生逐渐与前半生的苦难经历和解，作品中屡屡表现出进取的情怀：“不向西风怨摇落，好花原有四时香”（《金晖》，1992年）；“梧桐已分经霜死，幺凤谁传浴火生”“柔蚕枉自丝难尽，可有天孙织锦成”（《鹧鸪天·似水年光去不停》，2000年）；“莲实有心应不死，人生易老梦偏痴。千春犹待发华滋”（《浣溪沙·又到长空过雁时》，2001年）。

　　叶先生诗词中最突出的表现手法就是“移情”与“寄托”。

　　诗人最初的创作往往是从咏物开始的，叶先生的咏物诗体现出生动传神的效果，比如作于1939年的《小紫菊》：“阶前瘦影映柴扉，过尽征鸿露渐稀。淡点秋妆无那恨，斜阳闲看蝶双飞。”一株长在柴房石阶旁的雏菊，被赋予了征鸿过尽的失落和晚秋的凉意，叶先生将露水想象为雏菊的秋妆，落日余晖中两只蝴蝶围绕雏菊飞舞。这首诗之所以传神，是因为写作时移情于物，即王国维先生所说“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七七事变”后，叶廷元先生南下，五年后才与家里频繁通信，此前家人翘首以待，却“过尽千帆皆不是”（温庭筠《望江南·梳洗罢》），叶先生将等候父亲归来的心情赋予雏菊，才有“过尽征鸿”的想象，而“淡点”“闲看”这样看似随意的词语与“秋妆”“斜阳”这样的意象搭配，显得更加寂寥、无奈。《迦陵诗词稿》中最早的作品《秋蝶》也是一样：“几度惊飞欲起难，晚风翻怯舞衣单。三秋一觉庄生梦，满地新霜月乍寒。”虽然“写境”更多一些，但孤冷凄清的愁绪却更加浓长。

　　写实中融入真切的个人情感体验，这是叶先生鲜明的创作品格。叶先生后来作品沿用这一手法，达到了更加纯熟的境界。例如作于1980年的《鹊踏枝》：“玉宇琼楼云外影。也识高寒，偏爱高寒境。沧海月明霜露冷。姮娥自古原孤另。 谁遣焦桐烧未竟。斫作瑶琴，细把朱弦整。莫道无人能解听。恍闻天籁声相应。”这首词写嫦娥独自居住在月宫，高寒凄冷，却创作出天籁歌声，看似全是想象，却暗合了叶先生在回国后更高远的学术志向：把古典诗词精微的要义播撒到中华大地并扩展到全世界。

　　王国维先生说“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在那些辗转难眠的日日夜夜，叶先生写作诗词自我排遣，在传统的意象和手法中注入新的主题、情绪与意趣。从这个角度讲，认为叶先生的个体生命与古体诗词的当代发展相互成就，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学者：知性与感性的兼长并美

　　叶先生是名满天下的古典文学研究者，她的主要学术著作收录于《迦陵著作集》。这些著作形成于古今中西的交汇点上，不仅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在观念和方法上也体现出鲜明的示范性。

　　民国时期，文学研究大抵可分为两派：一派继承清代桐城派选学的风尚，擅长评赏；另一派继承乾嘉考据传统，擅长考据。辅仁大学恰是这两种传统融合的重镇，叶先生受到的学术训练，借用她评价王国维先生的话，可谓“知性与感性的兼长并美”。

　　叶先生的考证文章以《谈〈古诗十九首〉之时代问题》为代表。刘勰、钟嵘、徐陵以降颇有学者主张《古诗十九首》中存在西汉时期的作品，叶先生从争议最大的《明月皎夜光》入手，指出唐人李善注释此篇时存在三点历法、星象错误，推翻了主张此诗为西汉作品最有力的一条证据，证明了此诗和其他被疑为西汉的篇章均为东汉所作。这篇文章不避繁难，注重诗歌文本内证，博采历史文献中的天文记载，体现出扎实缜密的考据素养。

　　显然，叶先生更擅长诗歌评赏，最能代表早期风格的论文非《从“豪华落尽见真淳”论陶渊明的“任真”与“固穷”》莫属。据说，当年《中外文学》杂志的主编对这个题目并不十分感兴趣，但读完文章，顿觉精妙，决定立刻刊出。这篇文章以知性的考察标举陶渊明性格中“任真”与“固穷”两个特点，对陶渊明其人其诗作出了系统合理的解释，见赏于学林。

　　上述这样的文章，叶先生还写过很多，然而真正体现叶先生学术功底的，当属20世纪60年代中期出版的《杜甫秋兴八首集说》。彼时，叶先生正遭遇飘蓬乱离之苦，对杜甫深广博大的情怀和沉郁顿挫的诗才情有独钟，遂选定杜甫在题材与体裁上贡献最大的《秋兴八首》组诗，汇辑历代注释内容，一一校勘、厘正，完成了这部40万字的鸿篇巨制。

　　集注、疏证是最传统的学术撰著范式，不仅要求作者有耐心搜集、整理历代注本，更要求疏证者拥有宽阔的知识和严密的逻辑。全书正文除凡例、引用书目外，分类汇集了前人关于这组诗编年、解题、章法大旨的评论，并对八首诗分联作了集说，书中校勘性质内容标为“莹按”，分析性质内容标为“嘉莹按”，结构细致、严密。叶先生为此书撰写了一篇五万字长文《杜甫七律之演进及其承前启后之成就》作为代序，不仅厘清了前人评注中不少误解，解决了诸多聚讼纷纭的问题，更对作品与史事的关系、文本的多义性、历代评注涉及的“读者接受”等问题多有观照。该书一经出版即受到海内外学者的重视，如周策纵曾撰文高度评价该著杰出的考证成就，高友工、梅祖麟受此书启发合撰了语言批评的经典之作《分析杜甫的〈秋兴〉》。

　　对叶先生来讲，漂洋过海到北美长期任教，本非她的初衷，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不幸，却成就了一段沟通中外文学研究观念与方法的佳话。

　　叶先生擅长将自己对文学的感受以精细的方式表达出来，暗合了英美“新批评”派所谓“文本细读”的方法。例如，宋末张炎在《词源》中称吴文英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这在近代学者推演下几成定评。叶先生的《拆碎七宝楼台——梦窗词之现代观》从“传统评价和两点现代化特色”“释例”“为人”三个角度对吴文英词作出系统考察，通过拆解具体词例，提出吴文英词在语言上“时间与空间为交错之杂糅”，在修辞上则“但凭一己感性所得，而不依偱理性所惯见习知的方法”，因而搭建起精致如“七宝楼台”的词句。这篇文章发表后，成为欧美研究生学习古代文学的学术典范。

　　中国学者到海外，面对的是迥然不同的文学传统。比如西方有史诗的传统，当中国学者向西方学者讲述我们的诗时，西方人就怀疑，这么短的篇章，不讲述故事，翻译后也不押韵了，这还是“诗”吗？因此王德威、陈国球等学者就提出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用以区别西方诗歌的叙事传统。

　　叶先生也遭遇到同样的困境，不过，叶先生致力于与历代注家和国内学者对话，而并不希求融入西方学术主流，因此想到从前辈学者那里汲取智慧。《人间词话》是王国维先生在叔本华哲学和其他西方思潮影响下撰写的经典著作。叶先生赴美后，花费数年潜心写作《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在阐释王国维文学批评观念时提出了自己对文学活动的核心理解：“能感之、能写之”和“兴发感动说”。

　　“能感之、能写之”是对文学活动动态过程的系统总结：“凡作者能把自己所感知之‘境界’在作品中作鲜明真切的表现，使读者也可得到同样鲜明真切之感受者，如此才是有境界的作品……作者须对所写之对象有鲜明真切之感受……有些作者自己虽有真切之感受，然而却苦于词不达意……所以有了真切的感受以后，还要能用文字将之真切地表达呈现出来。”这一观念既彰显了中国古典诗学观念，又与西方结构主义文论注重诸要素间内在关联的思维方式相暗合，为解释中国文学的心理发生机制，尤其为中国文艺理论走向世界提供了值得重视的方案。

　　如果说“能感之、能写之”是对文学活动的总体把握，那么“兴发感动说”则是对文学评价标准的重点关怀。叶先生主张衡量作品艺术成就的标准在于其感发读者的能力。相比于西方学者关于文学本质各执一端的表述，“兴发感动说”继承了中国古代文学修辞立诚的核心要义，是深植于传统文化土壤中的文学本质论，具有鲜明的文化诗学意味。

　　叶先生不仅与陈世骧先生等一道，成为最早引入西方理论阐释旧诗的中国学者之一，还积极将西方理论著作引介到国内，如20世纪60年代曾翻译发表了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部分章节；改革开放后，又应《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之邀撰写专栏，其中不少篇章是介绍西方当代文艺思潮的。看到有些学者缺乏对诗歌传统的理解，生搬硬套心理学、现象学、新批评等西方理论讨论中国古诗，引发了较大争议，叶先生发表长文《漫谈中国旧诗的传统——为现代批评风气下旧诗传统所面临的危机进一言》，列举古今学者对古典诗歌的误读，详细分析中西方诗歌表达手法和情意思想的异同，提出“要养成对中国旧诗正确的鉴赏能力必须从正统源流入手，这样才不致为浅薄俗滥的作品所轻易蒙骗，再则也才能对后世诗歌的继承拓展、主流与别派都有正确的辨别能力，如此才能够对一首诗歌给予适当的评价”。可见，叶先生虽然致力于搭建中外文艺理论交流沟通的桥梁，目的却始终在于挖掘中国文学传统，更好地诠释古典文学的艺术特质。

　　传统与现代的融合是叶先生学术研究的鲜明品格。20世纪80年代，叶先生与前辈学者缪钺先生合作撰写了《灵谿词说》，这部书不仅提出了词在唐宋之际由“歌辞之词”向“诗化之词”至“赋化之词”的演进路径，展示了词体感发质素由“直接的物象”向“思致之物象”至“象喻之物象”的转变。此书每篇文章在正文之前均用一首诗概括文旨，彰显了两位学者深厚的旧学渊源和他们对传统诗文评体例的继承。

　　总体来讲，早年的专著和论文为叶先生赢得了广泛的学术声誉。海外任教经历扩展了叶先生的学术视野，提供了深入思考中国文化和文论特色的契机，传统、综合、模糊的文学观念和批评话语在叶先生的精细阐发下得到了真切可感的解释。叶先生以宽正、持中、平和的学术风格推动中国学术在古今、中西维度上的融合，不断给予后继学者和读者启发和深思。

　　教师：投注了大部分的生命

　　从“老三届”到“90后”，在当代中国人文学者中，叶先生具有重要影响。人们印象中，叶先生是讲台上素朴、古雅的教师，用混有北京方言的普通话讲授传统诗词。确实，叶先生从1945年至今的近80年间，一直坚守在讲台上。

　　刚从辅仁大学毕业时，叶先生在北平志成中学任教，因讲课生动而颇受学生欢迎，遂被另外两所学校聘去兼课。当时叶先生同时教五个班，每周要讲30课时之多。抵台后，叶先生又在中学任教十余年时间。1954年，叶先生到台湾大学任教，同时在淡江文理学院和辅仁大学兼课，开设《国文》《诗选》《词选》《曲选》《杜甫诗》等课程。

　　叶先生称自己的讲课风格是“跑野马”，这显然源自顾随先生的风范。据叶先生回忆，顾先生讲课时，先在黑板上写几个关键词，随后便从这几个词生发开来，“全以其诗人之锐感独运神行，一空依傍，直探诗歌之本质”。由于初入讲坛时面对的是中学生，需要兼顾培养兴趣和传授知识两方面，因此在讲述一句诗时，叶先生会把主题近似的诗句进行比较，或梳理这一文学现象在不同时代的流变，通过对大量作品的详细分析，揭示对诗歌的细微感受。例如，叶先生从形象与情意的关系角度比较虞炎、谢脁、李白所作的《玉阶怨》，分别摘出“紫藤拂花树，黄鸟度青枝”“夕殿下珠帘，流萤飞复息”“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三句，细致讨论诗句从选取意象到动词选用的差别，阐释和分辨了三首诗引发读者感动的质素，用详尽真切的比较将自己的阅读感受和理解诗词的路径清晰地传达给学生。

　　到了北美，叶先生讲课就需要用英文了。叶先生写诗自嘲说：“鹏飞谁与话云程，失所今悲匍地行。”（《鹏飞》，1970年）——原本叶先生讲课时是任由思路在“天上飞”的，用英语讲课就只能在地上匍匐而行了。尤其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给本科生开公选课，学生完全不懂中文，叶先生只好提前准备讲稿，把授课内容逐字对译成英文。不过，她的课仍引起不少学生对中国诗词的兴趣。

　　叶先生在海外任教时读了大量西方文艺理论，这成为她分析诗词的利器。评论者谈到叶先生的诗词阐释方法，总是很粗略地说“引用西方理论阐释古典诗词”，殊不知，叶先生虽然经常借用西方文艺理论，却并未把西方理论嵌套在诗词上，也不是用理论直接解释作品，而是意在征引以分析见长的西方文论概念向学生和读者传达自己对作品微妙的感受，以补传统文论概念（如“格韵高古”“文体超妙”）过于笼统宏观之不足。很多学者模仿叶先生征引结构主义、新批评、接受美学、女性主义理论阐释古典诗词，却始终不得要领，根本原因是对诗词的意涵缺少像叶先生那样深刻和精微的体会。

　　其实，叶先生不仅教中学、大学，带硕士、博士，培养博士后，还非常重视对幼儿和小学生的传统文化熏陶。20世纪90年代中期，叶先生曾呼吁在幼儿园开设“古诗唱游”课，最终促成了赵朴初、张志公、叶至善、夏衍、冰心、曹禺、吴冷西、陈荒煤、启功九位先生联名签署政协提案《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产生广泛社会影响。同时，叶先生与田师善先生合作编著《与古诗交朋友》，其中收录了由叶先生亲自读诵的导言和吟诵示例。此外，叶先生还应电视台邀请，录制过儿童学古诗的课程。

　　近年来，叶先生又精心选择了最能代表古典诗词创作水平且适合儿童理解能力和学习兴趣的作品，亲自审定注释并录制音频课程，即《给孩子的古诗词》，该书一经出版，即广受孩子和家长好评。

　　在长期的古典诗词教学尤其是对儿童的启蒙中，叶先生强调，吟诵是理解诗词情意和韵律的最佳方法。近些年，叶先生把大量精力放在古典诗词吟诵的整理、传承和教学上。2010年，叶先生主持申报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吟诵的抢救、整理与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吟诵传统”，通过大规模调研和音像资料整理，留下了重要的文化记忆，还亲自参与吟诵教学活动，将之录制整理出版。在叶先生的积极倡导下，古典诗词吟诵教学正在幼儿园和小学逐步推广。

　　叶先生自称：“在创作的道路上，我未能成为一个很好的诗人，在研究的道路上，我也未能成为一个很好的学者，那是因为我在这两条道路上，也都未能做出全心的投入。至于在教学的道路上，则我纵然未能成为一个很好的教师，但我确实为教学的工作，投注了我大部分的生命。”这当然是谦虚之辞。无论作为诗人、学者还是教师，叶先生的成就都足以让我们仰望，其中体现出的文化传承理念，值得我们珍视和学习。

　　《光明日报》（2023年07月17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