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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诗经》诠释:从疑古、辨伪到解构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2023-09-11 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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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荣国庆(长治学院副教授)

  近代学术思潮在今文学家复古的外衣之下,揭开了早期改良主义变法思想。今文经学从魏源到康有为,试图否定“毛序”,综合“三家诗”“诗纬”等资料另寻一个经世致用的道统。而古文经学家刘师培、章太炎等将传统学术“以经为纲”转变为“以经为史”,援史以证经,形成了系统化的古代经学知识体系。

  今文经学诠释的路径

  魏源《诗古微》征引三家遗文残句,上承汉代以《诗》谏世的传统。魏源《刘礼部遗书序》说:“今日复古之要,由诂训、声音以进于东汉典章制度,此齐一变至鲁也;由典章制度以进于西汉微言大义,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此鲁一变至于道也。”魏源以“三家诗”为证据,破除传统经学以《序》《传》为核心的传统,是借助其达到“考察微言大义”,实现合经术、治术为一。

  廖平《诗学质疑》则专以“诗纬”为主,旁及齐诗之说,杂取礼乐春秋等六纬。刘小枫的《“诗言志”的内传理解》指出,廖平“于四始、五际、六情之义,以及篇什配用之理”推阐儒家内学的诗学要义,提出“《诗》者志也”为“空言俟后”,重拾儒家内学“旧法”,以应对西方“异制”的挑战。虽然从文本看来,《诗学质疑》如“村塾诗钞随手杂录,无先后,无照应,无义例可言”,但是刘小枫结论应当比较贴近廖平的真实意图,廖平的诠释策略与魏源并无二致。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破《毛诗》之伪,立三家之真。康有为在《刘向说经足证伪经考》中说:“向《鲁诗》《谷梁》之外兼引《韩诗》《公羊》,而不及《毛诗》《左传》,则《毛》《左》为向时未有,断断矣。”其论学宗旨是批判乾嘉以来汉学“专尚考据”“琐碎破道”。今天看来,康有为破除《毛诗》的目的,在于否定旧的学术体系,借此为维新运动张本。

  综合分析晚清今文学家的《诗经》诠释策略和结论,不难看出,其重点不在“学”,而在于“微言大义”。侯外庐《中国思想史》认为:“无论今文学派的思想和时务论著的思想,都有一个特点,即是依据中国传统的思想材料而设计中国命运的。”陈文采《清末民初〈诗经〉学史论》称:“晚清今文家诗说,便循着以经议政—阐发今文诗—引三家证伪毛诗的路径。”在今文经学影响下,更多非经典材料进入经学,传统经学的权威性受到质疑。

  古文经学的努力

  近代古文经学的重要人物,并不是一群迷失于“乾嘉学派”的旧学人,而是有着强烈“治世”心态的新派学者。在1895年到1910年间,经学被裹挟在洋务运动、实学、西学的浪潮中,晚清政府在全国成立了87所大专院校,先后派出几批留学生到日本、西方国家学习。章太炎、刘师培等倡导古文经学,成为这一时期经学诠释的重要引领者。他们创办《国粹学报》,主要撰稿人有邓实、黄节、陈去病、刘师培、马叙伦、章太炎、黄侃、王国维、罗振玉等五十余人,有着明显的古文经学色彩。其中刘师培、章太炎的《诗经》研究颇有成就,他们把《诗经》诠释置于晚清知识分子的“意义危机”的背景下,努力将古文经学的研究与时代相结合,赋予经学以近代思想的内涵。张灏在《思想与时代》一书中指出:“由于经验主义研究学派和宋学的共同影响,结果在清代中叶的思想界导致作为一种信仰的儒家思想衰落,尤其是在有关它的社会和政治含义方面。”更重要的是,“考据学由于各种理想的失败和信仰的混乱,必然趋向于具有批判精神。”这段论述是对晚清经学思想的总结,经学的努力促成了新思想的出现,正如钱穆评价说“所谓《国故论衡》,犹云批评这些老东西而已。故太炎此书即是一种新文化运动”。

  刘师培的《诗经》学成就集中在《毛诗札记》和《毛诗词例举要》中。《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说:“《周颂·丝衣》篇‘胡考之休’,师培引《载芟》篇‘胡考之宁’,《传》训‘胡’为‘寿’,证此《传》‘胡考’与‘寿考’同义。而明陈奂《传疏》以‘胡考之休’为‘胡不成休’之误。盖师培于训诂之学,研究治极深,故能推彼《传》例,以释诗旨,而正疏家之失也。”《毛诗札记》中刘师培坚守《毛传》为探求《诗经》本义的法门,对后人申“毛说”而致伪者多有辨正。刘师培《毛诗词例举要》系统梳理了不同时期训诂学特点,实现了传统经学知识的科学化和系统化。

  章太炎《诗经》研究散见于《膏兰室札记》《诂经札记》。章太炎《国学概论》提出“把经看作古代历史,用以参考后世种种变迁,于其中看明古今变迁的中心”。把《诗经》看成是上古时期的史料,对《诗经》的诠释也跳出了经学的桎梏,成为上古时期鲜活的生活写照。据此,章太炎从《二南》的考察中提出了“河朔与楚自古相竞也。”“江河派别,而民异性,寒煖异俗。”侯外庐《中国思想史》总结说“古文家仅言由辞以通道,而太炎建立由文字孽乱以明历史发展的根据,又建立文字起源以明思维发展的理论,故他的文字学已经跳出了古文家的范围。”王长华《二十世纪诗经学价值的瓦解与重建》一文中指出:“章太炎的学术特点就是将传统学术‘以经为纲’转变为‘以经为史’,而这一观念和思路正开启了对《诗经》传统价值系统的瓦解和重建。”陈文采认为:“运用诗经为材料,目的在考察古代社会状况,不仅是经典的文献化,也凸显出考迹异同,以古鉴今的色彩。”

  刘师培、章太炎等吸收历史语言学、民俗学、地理学等研究方法,推进了训诂学、音韵学、文献学等专学,构建了完备的经学知识体系。

  近代《诗经》学检讨

  无论“毛诗”的尊废,今古文学家的诠释策略与路径已经偏离了经典诠释的范畴。在晚清的时局背景下,经学面临的不是内部汉宋之争,今古文之争,而是要直面西学的挑战。1900年光绪颁谕命各省学政等实力奉行《钦定科场条例》强调科举“端正学术以正人心”的作用,又责成陈夔龙整饬学校,准许刘家模“振兴学校、书院以培教本而杜邪趋”之奏,要求在各地实业学堂设置“经学”学科,种种努力都想把经学嵌入现代学术体系中去。但是随着1905年科举废止,传统经学的最后一道保护屏障消失,经学进入了西学分科的裂变时期。

  今文经学否定“毛序”,就是为了消解已经僵化的“权威”,随之而来的是“疑古”“辨伪”思潮。然而借助于残破的三家诗、诗纬及碎片化的典章制度,想要构建一个逻辑自洽的“微言大义”,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尽管今文经学诠释以塑造孔子“素王之法”为目标,但于《诗经》本旨相去甚远了。古文经学以《诗经》为史料,释放出了文本的历史内涵,构建了体系化、科学化的经学知识体系,但同样面对的是被解构的经学。经学文本的符号化的结果就是“六经注我”,经典诠释的价值和意义完全丧失了。

  今古文经学是传统学术自我价值重塑的一次尝试,虽然双方都努力寻找发现经学的新意义,试图打破僵死“权威”,实现儒家经典思想与时代同步,然而在当时并没有找到合理的解决方案,没有在经学与现代学术分科中找到合理的平衡点,从源头上失去了经学价值体系和学科框架构建的可能。

  《光明日报》(2023年09月11日 13版)

[ 责编:孙宗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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