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佩甫（河南省作协名誉主席，曾获茅盾文学奖）

　　是五年前的事了。

　　那个电话很突兀，来自西安。西安？我有些迟疑。那边马上说：“我是陕西人艺的，是从陕西省作协要到了您的电话，想跟您谈谈《生命册》改编话剧的事宜。”我心想，拙作《生命册》改编成话剧是不可想象的。可她说得那样诚恳，那就谈谈吧。不料，话音未落，她说：“我们已经到郑州了，想去看您，可以吗？”到郑州了？我愣住了，这人“出马一条枪”，是个响快人。

《生命册》（李佩甫著）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

　　初见面，女子短发，秀丽飒爽。她说她叫李宣，是陕西人民艺术剧院的院长，当过兵。接着，她背了一首艾青先生的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我被震动了。她说，《生命册》她是夜里读的，读得泪流满面。她还说，他们陕西人艺改编演出过陈忠实的《白鹿原》、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等等。说这话的时候，她眼里是有光的。接着，她说了一句：“我们是排‘良心剧’的。”我当即就应下了。

　　《生命册》是一部切入方式较为特别的长篇小说，写的是一个当代知识分子近五十年的心灵史，是以内心独白的方式，写一个大名叫“吴志鹏”、小名叫“丢儿”的孤儿从乡村走向城市的精神成长史。从戏剧的“三一律”来看，它的时间跨度太大，重要人物太多，在舞台上几乎是无法呈现的。况且，这部小说，我把它称为“树状结构”，就是把一个人内心的思想“流动”作为树的主干，主写一个人身后的“背景”，在一个正发生着巨大变化的时代里，呈现一个文字的“气场”。“背景”是身后的三千张脸、六千只眼睛、五千七百多亩土地，还有三千个“把不住门儿的嘴巴”，尔后扩而大之，主写一望无际的平原，写人与土地、土壤与植物的关系，写一花一草一树……而且，他走得太远了，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文字能给人以无限的想象空间，然而在具象的话剧舞台上，时空该如何衔接？再说，这片古老的平原，艺术家们真能走进去吗？

　　一个月后，李宣院长又来了。

　　这次，她带来了一支队伍——几乎是一个创作班子。其中，有大名鼎鼎的国家一级导演宫晓东、国家一级编剧李宝群，还有响当当的舞美、音乐设计等一众大腕。天已冷了，李宣院长让我引领他们深入生活，去走平原。一行人走在西伯利亚寒流中，看平原上飘落的黄叶。细雨蒙蒙，在寒风中，哈一嘴白蒙蒙的气。

　　李宣院长巾帼不让须眉，组织起了一个在国内堪称一流的创作班子，俯下身子深入生活。她是一个执着的人。我服了。

　　作为向导，我引着李宣院长带领的队伍一连走了三个县。

　　天是冷的，心是热的。过镇串乡，走集市，喝羊汤，看乡人磨豆腐，学编席，边走边聊，拊掌大笑。迎着无遮无挡的凛凛寒风，盯着乡间瓦屋的兽头看荡荡落日……临分别时，李宣院长信心满满地说：“明年请你来西安看话剧！”

　　可是，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三年过去了……这是困难的三年，是全国各地共同抗疫的三年。前前后后，五年过去了。有时，遥望西安，我会想，这也太难了。

　　然而，这些年里，几乎每过一段时间，我都会接到李宣院长的电话。她告诉我的，全都是好消息：话剧的创作班子已经开始工作了，宫导和宝群都来了，上级领导很支持；剧本正在修改中，北京的专家很认可；剧本立住了，方方面面都在进行……我不知道她遇到了多少困难，从她的声音里是听不出来的。有时我会想，这真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呐。记得她说过，她是当过兵的。

　　我是在北京天桥剧场看话剧《生命册》的。这是“大戏看北京”的闭幕演出。陕西人艺的李宣院长，把话剧《生命册》带到北京来了。

　　整整五个小时，人们一直在剧场里“钉”着。陕西人艺真的把过去和现在、背景与现实同时呈现在了具象的舞台上。这也是在纯艺术领域里，来了一次时空大挪移，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这当是话剧艺术想象力、创造力的又一次飞跃！

　　在舞台上，话剧《生命册》的时间和空间是广阔的。编剧李宝群先生再现了一个背着土地行走的人、一个活生生的吴志鹏。应该说，是宝群先生给了丢儿一张脸，那是一个人的体面和尊严，让他背着老姑父，背着虫嫂，背着梁五方，背着杜秋月，背着六千只眼睛、五千七百多亩土地，一同活色生香地出现在了话剧舞台上，让他背着家乡走南闯北。

　　在话剧舞台上，一个背负着家乡沉重包袱的孤儿，从乡村走向城市，跟着绰号为“骆驼”的昔日同窗闯天下。他是渺小的，因为他是一粒移栽进城市的种子；他也是强悍的，因为他有整个乡村为依托；他是卑微的，但他同样渴望爱和被爱。他进城了，成了从家乡走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他渴望报恩，渴望给予，他深知给予是高尚的，索取是卑微的。可是，他人生的包袱太重，他没有给予的能力。在舞台上，他的人生节奏先快后慢。他被一个大时代裹挟着，内心是极其矛盾的。他在前行中迷茫，在迷茫中迟疑，在迟疑中思索，他既有广阔的人生空间，又困顿在一个个无形的精神牢笼之中。他在前行中挣扎、思考，一直在寻找“让筷子立起来的方法”……他想回去，可他回不去了。

　　在话剧舞台上，导演宫晓东先生用他的激情一次次点燃了整个剧场。宫导的导演风格丰富又细腻，整个舞台深沉宽广、复杂多变、耐人寻味。轰隆隆的时代变迁、众声喧哗的城市和乡村、历史对个体生命的裹挟、个人与不可知命运的抗争、温馨的日常与狭隘的戾气、轻松的讽刺与沉痛的悲悯……一轮不停旋转的转盘、几把来去如飞的椅子、舞台深处摇曳的芦苇……在他的调度下，一切灵动而自然，细致而宏大。

　　宫导在话剧舞台上塑造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骆驼。骆驼是吴志鹏很重要的人生参照系，也几乎是他的引路人。骆驼是精明的，也是一个身心都有残疾的智者。他最先预见到了一个大时代的到来，怂恿吴志鹏辞掉大学教师的铁饭碗，从北漂“枪手”开始，到股票操盘手、证券经纪人、上市公司老总，一步一步带着吴志鹏成了一个时代的弄潮儿。就像骆驼说的那样，一个大时代来到了，经济与世界接轨了，可我们不在一条起跑线上。在市场经济领域里，我们没有“标尺”。“标尺”是人家的，“红绿灯”也是人家的，有什么办法呢？“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抢，必须抢！

　　导演宫晓东先生，通过舞台上骆驼的表演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每个人心中都藏着一个骆驼，都渴望或曾经渴望成为骆驼。骆驼是时代的弄潮儿，也是一个悲剧人物。在他身上，悲剧的种子是一开始就埋下的，是藏在血脉里的。最后，拥有亿万资产的骆驼从十八层大楼上跳了下去。杀骆驼的是他自己，是他精神上的贫穷。骆驼不是坏人，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纯粹意义上的坏人，只有一个个活在“背景”中的人。

　　五个小时的话剧，是极为考验艺术表现力的。话剧《生命册》创造性地在舞台上复盘了一个个生命的成长与凋零，以及寻找灵魂的过程……那是我们的父老乡亲，是我们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亲人。剧中每个人物的再现，都有着令人信服的张力和表现力。整出剧的舞美、灯光、音乐，也无一不体现了陕西人艺尽善尽美的追求。“阿比西尼亚玫瑰”的歌声是深情的告白，贯穿始终的鼓声敲击着灵魂，犹如警钟在我们内心一次次地敲响：我们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了保罗·策兰的一句诗，以此与陕西人艺《生命册》的全体演职人员共勉，并表达我对他们的敬意：

　　“数一数杏仁，数一数那些苦的，让人醒着的杏仁，把自己数进去。”

　　《光明日报》（2023年12月22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