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文超（曲阜师范大学教授）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界出现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动物史，主要探讨历史上人与动物之间的互动与共生关系，强调动物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有学者认为，动物史研究是继“文化转向”“语言学转向”之后，历史学研究再次出现的一个转向。

　　从学科意义上来讲，动物史研究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至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哈里特·瑞特芙教授的著作《动物庄园》（1987）。在该书中，瑞特芙研究了19世纪英国的人与动物关系的根本转变，认为人类侵占了动物权力，并最终使动物沦落为人类操纵的对象。本书也被认为是动物史学起源的奠基之作。

　　历史学家之所以对动物产生浓厚兴趣，主要源于他们对动物是否具有能动性及其历史地位的再思考。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科学史教授唐娜·哈拉维等人普遍认为，动物的生活、经历和死亡成为解释人类历史、思想和实践的重要视角，因此动物必须被纳入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予以考察。诚如加拿大奎尔夫大学历史学教授苏珊·南希在《动物历史》（2015）中所言，“动物不仅有历史，而且在人类文化史中还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是人类历史进程的积极推进者”。

　　2004年，哈里特·瑞特芙在《动物星球》一文中认为动物研究已经从边缘地位进入到欧美史学界的主流。尤其是近10年来，西方动物史研究更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欧美学界不仅出版丰富的学术论著、文集和研究指南探讨动物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而且高频次组织以动物史为专题的学术研讨会，对动物在人类历史中的地位加以思考。动物史研究的出现，一定程度上表明历史学家不但愿意承认动物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而且倾向于将它们作为某一特定时间和空间历史中的一部分呈现出来，而不是将它们继续孤立在历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边缘。

　　动物史研究的中心是突出人与动物互动、共生关系的书写，其主要目标在于记录和反映动物的真实生活，并展示动物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积极作用。动物史研究涉及主题广泛，研究范围从早期的狩猎活动到现时代的宠物饲养、转基因动物等领域。与此同时，西方史学界还出版了涉及狩猎史、动物驯养史、宠物史、动物园史、马戏动物史、兽医史、实验动物史以及动物屠宰史等各种主题的动物史著作。其中，狩猎史、动物驯养史以及宠物史是被关注最多的话题。诸如英国兰开斯特大学帝国史教授约翰·麦肯齐的《自然帝国：狩猎、保护与英帝国主义》（1988）、澳大利亚动物史专家罗伯特·帕德尔的《最后的塔斯马尼亚虎》（2000）、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研究助理朱丽叶·布劳克的《哺乳动物驯养史》（1989）以及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科学史博士路易丝·罗宾斯的《大象奴隶与被豢养的鹦鹉》（2001）等都是动物史研究领域的代表作。这些著作的大量涌现，充分表明动物史研究在西方史学中焕发出勃勃生机。

　　动物史研究的路径取向多元化。环境史、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经济史、外交史、城市史、医疗史等研究领域都开始注重吸收动物元素，力图进一步丰富各史学领域的研究内容。例如，环境史力图表明动物与植物、景观一样，在整个人类历史中都是推动变革的媒介；文化史把动物描绘成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角色；经济史则展示了人类是如何为了食物、劳动、服装、娱乐而控制、商品化和塑造动物的；医疗史则通过研究动物试验，以达到知识探索的目的以及理解动物是如何被人类社会建构的。

　　此外，动物史研究还借鉴了诸如全球史、情感史等新兴史学领域的理论与方法。以全球史为例，将动物纳入全球史研究，历史学家可以从一个全新角度认识动物在人类文明互动中扮演的角色。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在《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一书中强调迁移和逆向迁移与该地区经济、人口和政治变化的相关性时，认为动物扮演的重要角色不能忽视。美国历史学者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在《哥伦布大交换》一书中也认为动物在跨越和环绕大西洋的人员、知识、资本、货物和思想的流通中扮演着中心角色。如果没有从欧洲带来的动物，定居者的拓殖活动是不可能实现的，其中一些动物的繁殖和传播远远超出人类的控制，有时甚至对殖民者本身构成威胁。克罗斯比不仅赋予了动物以重要性，而且还赋予了动物某种程度的能动性。当然，通过全球史视角，历史学家也可以关注非欧洲地区，并从世界不同地区的动物交流实践中获得新的启发，有助于突破欧洲中心论的书写范式。

　　在国别区域史研究中，动物书写也有精彩的呈现。以美国史为例，弗吉尼亚·安德森、安德鲁·伊森伯格和安·格林等学者从不同角度为动物史书写提供范式。弗吉尼亚·安德森在《生物帝国：动物如何影响了近代美国》一书中描绘了新英格兰殖民地和切萨皮克地区的人类与动物关系，揭示了17世纪定居者和印第安人在动物、产权和土地使用方面的不同观念。安德鲁·伊森伯格的《美洲野牛的灭绝》一书则讨论了美国大平原上美洲野牛几近灭绝的问题。伊森伯格不仅将动物研究与美国西部历史联系起来，而且为学界理解19世纪人类与动物关系的重要性提供案例。安·格林在《工作中的马》中指出，“是马，而不是蒸汽机，建立了塑造20世纪能源使用的物质环境和文化价值”。在这些著作中，历史学者们将野牛、马和牲畜驯养的动物历史与美国历史中的殖民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主题联系起来，把人类与动物关系研究作为理解17世纪以来美国历史进程的重要内容。

　　此外，跨学科研究是动物史书写的重要特色。可以说，自从动物史作为西方史学的一个分支出现后，就开始走上了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之路。跨学科的特性也使得史学界在书写动物史时，暂未形成统一的研究范式。苏珊·南希认为从事动物史研究，必须提升跨学科研究的能力，吸收和借鉴其他诸如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哲学等人文社会学科的方法，并与行为学、生态学、动物福利学、兽医学等自然科学进行密切合作。

　　总之，作为一个新兴的史学领域，动物史研究已经呈现出一定的学术价值。一方面，由于动物史以人与动物互动共生关系为研究焦点，以关注人类与动物共同历史命运为其价值取向，展现出独特的学术魅力，丰富了人类对自身历史进程的新理解。另一方面，动物史诉诸超越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突出动物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进而开辟了“后人类史学”研究的新路径。动物史研究的兴起再次表明，我们生活的世界的历史是所有生物的历史，而不仅仅是人类的历史。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目前西方动物史研究处于蓬勃发展阶段，但是在如何获取可信、有限的史料，在无法直接体验动物视角和感受的情况下如何准确理解动物主体性，如何看待人与动物之间的伦理和道德问题，以及如何利用跨学科知识和方法进行整合研究等都对历史学家们构成了挑战，考验着历史学家的智慧和学识。

　　《光明日报》（2023年12月25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