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述往】

　　作者：祝 勇（散文家，故宫博物院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

　　我很幸运，赶上了北京作家协会的黄金时代。那是20多年前的世纪之交，文坛上的老中青精英云集北京作协：写小说的有林斤澜、王蒙、刘绍棠、从维熙、邓友梅、刘心武、张洁、谌容、霍达、凌力、刘庆邦、刘恒、史铁生、毕淑敏、宁肯、格非、程青、邱华栋、徐坤、凸凹等，写报告文学的有陈祖芬、理由等，写儿童文学的有葛翠琳、张之路、金波、曹文轩、杨鹏等，写科幻小说的有星河等，写诗的有食指、邹静之、林莽等，写评论的有孟繁华、贺绍俊、孙郁、白烨、季红真、李洁非、陈晓明、陈福民等，写网络文学的有唐家三少等。

　　这长串的名单一列，确有一种星光熠熠的感觉。可以大言不惭地说，在全中国，恐怕没有一个省、直辖市一级的作协能够排出这样的阵容。那时北京作协搞活动，到郊区去开会，作家们在和平门北京文联大楼门口集合，坐上中巴车，老中青作家济济一车，一路上谈笑风生，其乐融融。

刘 恒

　　在这样一个群体中，我这个小字辈（当时30岁出头）虽奉陪末座，却与有荣焉。这个群体，不论长幼，不论名气大小，更不论什么级别，所有作家都非常谦和，以文友相待。

　　冯骥才先生在《凌汛：朝内大街166号》一书中写道：“那时代人和人、作家之间就是这样的关系，一种今天回想起来十分怀念的纯洁的关系。”他说的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我初登文坛的世纪之交，北京作协的作家之间也是这样的关系，大家仿佛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

　　北京作协的会我总是很愿意参加，因为每次开会，都是这个大家庭难得的一次团聚。作家们平时相忘于江湖，然而见面时都无比亲切，是久别的一家人。无论讨论的是什么主题，最终都会演变为一场文学交流会。大家谈论的，都是最真实的写作经验，不乏肺腑之言。北京作协名家荟萃，他们几乎个个都是语言大师，时常妙语连珠，金句频出，皆是现场互动时的“现挂”，精彩至极。所以，每年北京作协的年终总结会都成了我心中的年终压轴大戏，内心无比期待。听这些名家说话是一种享受，无论他们说什么，于我都是一种滋养，那些温暖、美好的印象一直留存在我的记忆里。

　　我初被北京作协吸收为会员的时候，北京作协主席是刘恒。他自2003年起担任北京作协主席，至今已二十来年。当然，这个刘恒不是汉文帝刘恒。作为主席的刘恒是小说家出身，早年当过装配钳工，后来写小说，调入《北京文学》当编辑。我从冯骥才的书里读到一个细节。当年刘恒找冯骥才约稿的时候，扛了个大西瓜，满头大汗地爬上阁楼，见了冯骥才，说：“我是《北京文学》的编辑，我们领导听说你病了，派我来看你，我想总得给你带点什么来呀，就在车站给你买个瓜。”我无法想象冯骥才和刘恒两位文坛大家（刘恒当时还是年轻编辑）一起吃瓜的样子，但那的确是那个年代特有的风景。冯骥才先生在书里说：“这个感动我的细节大概刘恒早忘了，我还记着。”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读过刘恒老师的小说《白涡》《黑的雪》《伏羲伏羲》《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这些作品影响都很大。我印象最深的，是《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里，张大民结婚的时候，在院子里加盖了一间小房子，院子空间太小，院子中还长着一棵树，张大民索性就围着那棵树砌了张炕。这显然是一棵带有隐喻的树，这棵树就是张大民自己，他在命运的重压下顽强地生长，也可以说这是遁入烟火尘埃中的平民张大民心中的希望。

　　刘恒老师的小说《黑的雪》被谢飞拍成电影，取名《本命年》，获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小说《伏羲伏羲》被张艺谋拍成电影，取名《菊豆》，入围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也成为中国第一部奥斯卡提名影片；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被杨亚洲拍成电影《没事偷着乐》，深受小津安二郎平民电影影响的导演沈好放拍了同名电视剧。这些影视剧都是刘恒老师自己操刀改编，他也因此走上了专业编剧的道路，此后一发不可收，创作了《张思德》《云水谣》《集结号》《杀戒》《我的战争》《金陵十三钗》这一系列电影剧本。

　　刘恒老师长我十多岁，那时，除了一起在北京作协开会，我们几乎没有任何私下接触。在我心里，刘恒就像一位老大哥，温暖而亲切，每次开会见面，他都少不了嘘寒问暖。每年的年终总结会都是刘恒最后发言，那是总结会的“大轴”。他发言的内容不只是文学，还包括国际形势。他的语气就像拉家常，声调沙哑却不失温润，不疾不徐，语重心长，娓娓道来，又不乏力度。这力度来自他对时代的深刻洞察，启发我们如何确立自身，其中不乏真知灼见，而这些真知灼见，无不来自他的写作与思考。尽管如今我已想不起具体的内容，但我相信这些话对我的写作与人生，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2020年，他把他在厦门青年导演训练营上的演讲发给我，从这篇名为《永恒的艺术力量》的演讲稿中，我再度感受到他话语的力量。他说，艺术的力量最深入、牢固、持久。他以《诗经》举例：“唯有艺术同样被土掩埋，最后化为闪闪发亮价值连城的钻石。钻石恒久远，它的美，它的光芒，它的力量，不会受岁月的消磨。”我深深认同他的理念，那时，我正在潜心写作《故宫艺术史》。在这本书中，我写下了这样的话：“我特别同意‘文化中国’这个概念，这是一个与‘王朝中国’相对的概念。……近4000年的‘王朝中国史’，只是中国历史长河中的一段。比它更长的，是‘文化中国’的历史。如前所述，仅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就把我们的目光引向10000多年前。……因此，以‘文化中国’的眼光打量历史，比起‘王朝中国’更加深远，它所蕴含的价值，也更加永恒。”

　　刘恒老师这些话，就像他每年在北京作协总结会上的发言一样，平易而深刻，直刺人心，看上去好像与每个人无关，实际上息息相关，它们让我们在岁月的流逝中变得更加自信和坚韧。文学，就是张大民炕上的那棵树。

　　刘恒怎么看都不像一位“领导”，他的身上始终有一种工人的气质，朴实、真诚而自然，他从不说官话，却又令人信服。刘恒是有人格魅力的，我甚至认为作协主席就应该有这样的人格魅力。这种魅力不是外在的，而是从精神深处散发出来的；也不是刻意的，而是自然的流露。我的导师刘梦溪先生说过，人要有“内美”，即内在美，外在的美是由内在美流露出来的。刘恒老师就是有“内美”的人。所谓的威信，不是依靠打官腔、装严肃，甚至教训人树立起来的，而应该像刘恒老师这样，把他的人格力量渗透在平易的言谈举止中。

　　忘记了哪一年，北京作协在小汤山开总结会，晚上我们一起泡温泉。刘恒老师做过电视剧《少年天子》（根据凌力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导演，那天晚上我向他请教作家做导演的心得。他具体说了些什么我大都不记得了，只有一句话记得最深刻，或许因为那句话最打动我，大意是说导演对视觉作品的感觉，跟我们写作时对文学作品的感觉是一样的。这句话很大程度上让我放下了包袱，认为自己也有做导演的可能。后来，我真的做了纪录片导演，发现自己注重叙事、强调视角的独特、注重挖掘人性、不做浅表层次的“记录”等等，这些都和我对写作的追求如出一辙。无论导演还是写作，重要的不是技术，而是深入人物内心。

　　后来刘恒老师要写一部关于紫禁城的大剧，2020年5月到故宫来寻找素材。他到了故宫才发微信给我，说他正在故宫的食堂吃自助餐，可惜我当时正在成都写作。后来他又约过我，我也约过他，却总是阴差阳错，始终没有见成（疫情三年，北京作协一直没有举办线下活动）。没能在这部剧上给刘恒老师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令我非常愧疚，但他一直没有怪罪之意，每逢年节都发来微信问好。兴安说他淡泊而宽容，敏锐而通达，勤勉而谦逊，这个概括是那么准确。我想，正是这样的品质，撑起了他气势磅礴的文学世界，撑起了北京作协这样的组织。

　　时光荏苒，对我影响深刻的那一代作家如今已风流云散。林斤澜、从维熙、张洁、凌力、刘绍棠这几位老师已经驾鹤西游，有些兄长隐遁江湖，“寻常看不见”了，当年的“小字辈”、如今的中年作家，像我、宁肯、程青、凸凹，都在各自的角落里默默耕耘，如逆水行舟。我总会想起2022年2月24日，刘恒编剧的电影《你是我的一束光》上映前一天，刘恒老师从微信里发来一页他的手稿，手稿上有这样的文字：“善良是一束光，这束光照亮人生的沟沟坎坎，让我们昂起头来，勇敢地踏上奔向未来的道路，任何困难都无法摧毁我们奋斗的意志！”

　　《光明日报》（2024年01月26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