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岳秀坤（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波斯化”的构词方式类似于“希腊化”，指的是受到波斯语言文化强烈影响的社会与人群。美国世界史学者马歇尔·霍奇森在1975年发表的遗作《伊斯兰的历程》中首次提出该词。在霍奇森对世界历史的构想中，欧亚-北非的文明地带是一个历史复合体，其中有多个文明彼此借鉴，与此同时这个整体本身又是独特的。从尼罗河到阿姆河的地带，在这一整体结构中长期处在核心位置，经历了复杂的文明迭代或者说文化积累。公元7世纪开始的伊斯兰扩张，将这一庞大区域统一在帝国的治理之下。从语言现象来观察，阿拉伯语在底格里斯河以西的西亚、北非成为当地人群日常使用的主流语言，但向东的扩张则受到波斯语的抵抗，至多取得次要地位。阿拉伯帝国的行政治理仿效萨珊波斯，制度、人员多有沿袭。在第二代王朝——阿拔斯王朝统治时期，统治阶层多来自呼罗珊（波斯帝国的东部行省），波斯色彩更加浓重。不仅如此，在帝国日趋衰落的9世纪，新波斯语从帝国东部的各种波斯方言中崛起，从口语升格为使用阿拉伯字母书写的书面语，应用于行政管理与文学创作，至11世纪已经成为中亚地区高雅文化的通用语，出现创作繁荣。萨曼、伽色尼、塞尔柱等突厥人建立的一系列王朝将这种新文化加以推广，演变为一种长期稳定的文化结构，在西亚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中亚和南亚则在稍早的19世纪结束。新波斯语作为承载政治、宗教、文学种种文化因素的书面通用语，在西起巴尔干、东至孟加拉的广阔地域中，保持长达千年的稳定性，这是一个具有世界史意义的现象。

　　波斯化现象，在霍奇森观察到的历史图景中，是伊斯兰文明扩张历程之中的一个重要子项。伊斯兰世界的西部出现了阿拉伯化地区，北部和东部形成波斯化地区。汤因比在霍奇森之前便已注意到这一现象，不过他的问题导向是希望在阿拉伯文明和伊朗文明之间寻找界限，而霍奇森强调的是波斯化对伊斯兰世界造成的整体性影响。新波斯语的兴起所带来的结果，不仅仅是在行政、文学、学术领域出现了一种与阿拉伯语彼此竞争、共同发展的语言，而且更重要的是，它重新塑造了伊斯兰世界的整体文化取向。在伊斯兰世界内部，在波斯语之后发展出来的应用于高雅文化的本土语言，比如南亚的乌尔都语，以及奥斯曼帝国极力推广的奥斯曼土耳其语，无不深受其影响。

　　霍奇森的创见在二十年后才听到回响。曾在芝加哥大学接受社会学博士训练的伊朗裔美国学者赛义德·阿米尔·阿乔曼德，1996年重新激活“波斯化”这一概念，倡议成立波斯化社会研究学会（1996）、组织双年国际会议（2002年起）、创办《波斯化研究杂志》（2008）。有关波斯化世界的研究新作不断涌现，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与伊朗研究、中亚研究、西亚研究、南亚研究既有重合又有平行的一个学术新领域。其中，阿乔曼德以及奥地利学者波特·弗拉格纳、美国学者理查德·伊顿等学者均有重要贡献，讨论焦点集中于波斯化世界的边界、文学与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宗教思想及其交流网络、波斯化世界的终结等重要问题上。

　　波斯化世界并非波斯语自然生长的结果，或者说不是以波斯语为母语的人群向外扩张而造成的现象。古波斯语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官方语言之一，随着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而消失。帕提亚王朝和萨珊王朝通行中古波斯语，用阿拉姆字母书写，7世纪因为阿拉伯人的征服被打断。经历两百年的伊斯兰化之后，9世纪前后有多种波斯方言发展为书面语，新波斯语是其中之一。促使波斯化世界形成的部分原因，是阿拉伯人的扩张与征服。在欧亚文明的核心地带，从尼罗河到阿姆河，沉淀千年的社会结构被打破、重组，一种新生活方式、新宗教思想成为社会主流。阿拉伯语在宗教领域占据尊崇地位，但是，被征服者发明的新波斯语承载丰厚的思想遗产，又从阿拉伯语中吸收了诗歌结构以及词汇，在秩序重建、文化再造过程中，适合各阶层需要，表现出极强的社会传播优势，迅速填补了新体系的空白。

　　同时期出现的重大历史变数是亚洲内陆游牧人群（阿拉伯人将其统称为突厥民族）向西亚、南亚的持续运动。书面形式的波斯语经历古波斯语、中古波斯语和新波斯语三个阶段。新波斯语的诞生，恰好适合突厥人在阿拉伯帝国势力衰微的边疆地带建立政权的需要。位于布哈拉的萨曼王朝宫廷成为新波斯语文学最初的赞助者。呼罗珊诗人菲尔多西的长篇史诗《列王纪》适时而生（完成于1010年），讲述从创世到7世纪萨珊王朝灭亡的波斯神话、传说及历史故事，为各种语言人群塑造波斯化世界共享的文化记忆提供关键文本。甚至，曾经征服波斯帝国的亚历山大大帝，也被纳入这一话语体系，被描述为合法的波斯国王。《列王纪》的典范地位在反复阅读、模仿的过程中不断被巩固，此类文献所代表的波斯传统政治智慧深刻影响了11-14世纪的突厥人和蒙古人。而且，在他们的资助下，出现常设性的宗教学校和道院，开始系统培养阅读和使用波斯文献的职业人员。通过宫廷文学、行政官僚、吟游诗人，塞尔柱王朝将波斯化的文化系统带到安纳托利亚，伽色尼王朝则向印度北部扩张。终身生活在高加索地区小镇的尼扎米·甘贾维（约1141-1209年），托庇于不断更迭的突厥人地方政权，完成包括《亚历山大纪》在内的浪漫主义史诗。

　　蒙古人的征服深刻改变波斯化世界的地理格局。波斯化文化早期的中心巴尔赫、梅尔夫和尼沙普尔等重要的呼罗珊城市均被扫荡一空。1258年，蒙古人攻陷巴格达。哈里发被废除，伊斯兰世界核心权威失落。诗人鲁米（1207-1273年）举家避难，从巴尔赫、撒马尔罕移居塞尔柱苏丹国统治下的安纳托利亚，留下名垂后世的诗作。在德里苏丹国，出现了用波斯语创作的印度本土诗人、学者阿米尔·库斯劳（1253-1325年），作品传诵千古。远离中亚的安纳托利亚、北印度等地相继出现新的波斯文化中心城市，影响力进而向周边辐射。到14世纪，用新波斯语书写的文献中所阐述的政治、道德、审美的观念已经构成一种区域性的公共文化。16世纪以后，奥斯曼、萨法维、莫卧儿三大帝国并立，共享阿拉伯-波斯文化，也因其各自不同的意识形态趋向，创造了波斯语与不同语言（如土耳其语、梵语、印地语等）共存的局面。从巴尔干到孟加拉，书面波斯语作为稳定的共通语被普遍使用，成为远距离交流的文化纽带。

　　作为外交语言工具，波斯语是波斯化世界与周边区域交往的重要媒介。蒙古人在摧毁旧地理格局的同时，也开创了欧亚大陆新的外交、商业和知识疆域。伊斯兰教苏菲派的活动网络扩展到蒙古帝国的所有地区，波斯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入东方。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1304-1369年）在杭州听到歌者用波斯语演唱歌曲。明代设立四译馆，有专职的波斯文译者。帖木儿帝国的波斯语历史著作《史集》中提到，来自永乐皇帝的信件是用三种语言写成的，包括汉语、波斯语和突厥语。1409年，郑和下西洋时在锡兰立布施碑，铭文使用中文、波斯文、泰米尔文三种文字。晚到1802年，来自伊朗的商人阿卜杜勒·拉提夫在其游记中写道，缅甸贡榜王朝与南亚各国以及英国东印度公司打交道，使用的是波斯语。在暹罗、马来、爪哇等东南亚各地与南亚之间的接触与交流中，波斯语长期充当中介角色。

　　19世纪末、20世纪初，作为波斯化世界瓦解的时间节点大致是合理的。早在19世纪初，波斯语学习与接受的文化氛围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强大影响下，各种地区性方言被提升到国家语言地位。最终，波斯化世界的国际通用语只在伊朗、阿富汗、塔吉克斯坦三国保留了国语地位。造成这一历史巨变的更深层原因，是欧亚大陆力量平衡的结构发生变动，欧洲人的海外帝国改变了原先的贸易方式、城市网络。作为一种文化遗产，波斯语仍然保有它顽强的生命力。时隔千年，现代波斯语的使用者还可以阅读菲尔多西的《列王纪》。如英国的南亚音乐史学者凯瑟琳·斯科菲尔德所说，波斯语在南亚仍然活着，不过它是活在皮肤之下。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历史学全球转向的史学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光明日报》（2024年02月19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