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方鹿（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蜀学与经学研究”负责人、四川师范大学荣誉教授）

　　哲学史专家钟肇鹏说：“广义的蜀学，其内涵和外延均相当于巴蜀文化。狭义的‘蜀学’就是指巴蜀人士的著作及论述巴蜀文化的著作，总称巴蜀文献。弘扬蜀学首先要加强对巴蜀文献的整理，宣扬蜀学，弘扬中华文化。”巴蜀文化的形上哲学思维体现了巴蜀文化的内在本质，构成蜀学的哲学内涵。巴蜀哲学与经学有着紧密联系，巴蜀哲人通过诠释儒家经典来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发展。巴蜀哲学是地域文化与时代精神的融会创新，整理研究历史上流传至今的巴蜀文献及其蕴含的哲学精神，对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形塑具有重要现代价值。

　　巴蜀哲学对中国哲学发展的贡献

　　先秦时期，巴蜀地区兴起了神仙方术。到了汉代，神仙方术进一步发展，当时的巴蜀及汉中之人大多对巫鬼较为信奉。至东汉末，张陵等对巴蜀的灾异图谶、阴阳五行之说加以采纳，把民间巫术与对黄老的崇拜结合起来，五斗米道得以创立；早期道教代表作《老子想尔注》对《老子》进行阐释，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晋代以后，巴蜀佛教逐渐勃兴。隋末唐初之时，不少僧人因中原动乱而入蜀，使得佛法兴盛，以至玄奘也入蜀问疑求学。玄宗、僖宗为避“安史之乱”入蜀，使巴蜀佛教进一步兴旺。在与中原、江南等地的交流中，巴蜀佛学有了长足发展。唐朝佛教禅宗有八大派，巴蜀占了五派，可见巴蜀禅宗在全国禅宗中的地位。此期，出现了马祖道一和宗密两位影响深远的巴蜀佛学大师，其佛教哲学在全国产生了突出影响。

　　巴蜀哲学所具有的包容性、会通性特征表现在儒佛道三教交融、互涵互补上，这在宗密、杜光庭、三苏父子、张商英、虞集、刘沅、蒙文通等人的思想中得到体现。受刘沅影响，刘咸炘亦强调“吾学乃儒家兼道家”，融合儒、道，为促进中国哲学的持续发展作出了贡献。

　　西汉初蜀守文翁，兴修水利，灌溉农田，先富后教，体现了躬行践履的蜀学风气。李白的老师赵蕤，在所著的《长短经》里明确记载了自己的经世哲学。宋代张栻批评“若如今人之不践履，直是未尝真知耳”，由此强调躬行践履才能获得真知。“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表达了张栻的认识与实践、知与行互相促进的思想。魏了翁继承张栻，主张知行互发，强调“真知，著于实践”，既重功利，讲求实事实功，又主张义利统一，“趋事赴功”。明末清初的费密提出以力行代清谈的主张，提倡“通人事以致用”的经世致用之学。

　　巴蜀哲学重视人情，以民为本。在这方面，三苏蜀学思想颇具代表性。三苏蜀学对自然之人情较为重视，这有别于更加重视人的道德理性的宋代理学家，亦是蜀学及巴蜀哲学特征的体现。苏洵的《六经论》贯穿着重人情的思想线索。苏轼对苏洵思想加以继承，提出“六经之道，惟其近于人情”。苏辙提出礼皆“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的观点，认为礼与情不可分离。魏了翁指出人欲是不可避免的，认为圣人也是“使人即欲以求道”。生逢乱世的费密亦重人情，反对以理压制人的欲望，批评理学家“责人以必死”“律人以圣贤”等不切实际的道德要求。刘沅将其经学与人情紧密结合，认为“六经”本于人情而为教。

　　贺麟和唐君毅作为巴蜀现代新儒学家，学贯中西，造诣颇深。贺麟提出要对西学进行“华化”“儒化”，主张中西方文化融会贯通。唐君毅主张积极面对并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吸收西学中有价值的内容，融合中国文化的相关思想，通过创造性转化而加以超越。刘咸炘亦认为，中西之学各有长短，可以“相参而求之”。

　　巴蜀哲学与经学相结合

　　哲学与经学紧密结合，一定程度上使蜀学经学化、经学哲学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巴蜀哲学有重经学的传统，并对前人旧说有所超越，勇于创新。文翁兴学化蜀，在全国首次创办地方官学，并派遣生员到朝廷去学习七经，学成回来教授吏民，使得儒家经学、经典得以流传入蜀。两汉时期，巴蜀地区出现了扬雄、杨终等一批有重要影响的经学家。扬雄不信谶纬，糅合儒道，以玄为高，拟圣制作，具有拟经创始之功，他以其《太玄》一书“妙极道数”，而“度越诸子”。杨终提议召开并参与汉章帝在白虎观组织的考论经义活动，讨论五经异同，表明他在当时的儒林中占有重要地位，讨论的结果撰为《白虎通义》。唐代李鼎祚撰《周易集解》一书，集三十五家易说，重象数而转移时代之风。张栻站在宋代义理之学的立场，批评汉学流弊，提出治经而兴发义理的思想，认为“《易》之书所以载道”，解读《论语》以求道，著《孟子说》阐发义理。他以经学义理为基础，提出自己的理论，促进了理学与经学的发展。和会蜀洛之学的魏了翁遍注群经，把阐发义理与训诂考释相结合，著《九经要义》等，占据经学史上一席。

　　明代杨慎重视汉学的考证方法，提倡多见、多闻，重传注疏释，这对于纠正理学流弊，提倡考据实学，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明末的来知德重视象数，指出“舍象不可以言易”，认为“理寓于象数之中”，假象以寓理，通过象数来阐发义理，重新解释《周易》，对易学有所发展。明末清初的费密不受宋儒说经的束缚，提出离开经典便无圣人之道的思想，主张考查汉唐学者如何注释经典，以此求得儒家圣人之道，表现出尊崇汉儒而非宋儒的倾向。其重视训诂注疏，开清朝汉学之风气。胡适对费密评价颇高：“费氏父子一面提倡实事实功，开颜李学派的先声；一面尊崇汉儒，提倡古注疏的研究，开清朝二百余年‘汉学’的风气。”

　　清代中后期学者刘沅经典诠释著作等身，著有《四书恒解》和多种对儒家经典的“恒解”。其治学倾向在于思想学术随时代变化而不断发展，而不是侧重于文字训诂；其治经重点在于求经书中的道而不局限于宋儒和清儒的旧说。廖平作为近代今文经学家，其经学经历了六变。其中，“以礼制区分今、古文经学”与“尊今抑古”这两变，颇具有超越传统旧说的意义和特色，通过释经体现其创新精神。现代国学大师蒙文通一方面继承阐发廖平师说，另一方面提出己见，发展了师说。在对待古文经的真伪、《公羊》学的托古改制说以及与之相关的今文经学之革命说等问题上，与其师说有所不同，随时代变化而有所改变，体现了巴蜀哲学释经创新、超越前说的特点。

　　巴蜀学术史上的这些著名人物把哲学与经学相结合，其哲学思想颇具经学的造诣。而他们对经学的钻研富于哲学思辨，对哲理的阐发亦不离经学的形式。由此在中国经学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促进了中国经学与哲学的发展。

　　巴蜀哲学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形塑

　　巴蜀哲学包含的精神对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形塑具有重要价值。

　　巴蜀哲学蕴含着创新精神，如文翁开创地方官学，扬雄以“玄”为最高范畴，以天、地、人三分宇宙观取代《周易》的阴、阳二分法。唐代李鼎祚重象数而转移时代之风。宗密在哲学思维上不囿于往见，自有一系统。张栻在中国哲学史上首次提出“心主性情”的命题及思想。魏了翁主张“不欲于卖花担上看桃李，须树头枝底方见活精神”。廖平提出平分今、古文经学和尊今抑古。谢无量著《中国哲学史》，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开山之作。蒙文通批评汉学流弊，主张超越两汉，向先秦讲论，倡鲁、齐、晋之学。贺麟提出以中学化西学的新命题。唐君毅提出返本开新，以创新中国哲学。

　　巴蜀哲学具有“多元会通，兼容开放”之特色，其中蕴含的和谐兼容思想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由今文独尊向今古文兼容并蓄，成为蜀汉经学流传演变的趋势。谯周的经学倾向具有兼容性，较难区分其今古文经。赵蕤以开阔性眼光著《长短经》，对诸子各家思想均加以吸收，并结合社会发展实际融会贯通，而不限于一家一派。儒佛道三教融通合一体现了三苏蜀学的学风。北宋宰相张商英亦提出三教“鼎足之不可缺一”的思想。刘沅槐轩学对理学扬弃，对三教融合，认为佛老不为异端。贺麟、唐君毅、刘咸炘等融贯中西等思想体现了巴蜀哲学的和谐兼容精神。

　　巴蜀哲学重行，强调知行统一、经世致用。扬雄强调“强学而力行”“言必有验”，以力行对言论加以验证，将学与行统一起来。唐甄批评“儒者不计功”的说法，肯定事功修为，把道德原则建立在实事实功的基础上，而主张“崇实黜虚”。刘沅主张“《大学》之道，知行不可偏废，人知之；而其用功，知行一时并到”，强调知行统一，二者不可偏废。

　　巴蜀哲学强调“沟通道欲，情理结合”，即以人的理智之心来把握人的本性和情感欲望。既重人情，合理满足人的基本欲望和客观物质生活需要，又加强道德修养，重责任义务，把情与理、道与欲结合起来。这一精神体现在三苏、魏了翁、费密、刘沅等众多巴蜀著名人物的思想中。发扬此种情理结合的精神，有助于克服贵理贱欲、崇性抑情观念带来的压抑个性的流弊，调动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以促进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同时反对单纯放纵欲望、片面追求个人利益，而不顾社会规范和他人利益，以至危害社会和国家的行为。

　　巴蜀哲学具有除旧布新之特色，其中蕴含的批判精神可为今天提供借鉴。唐代赵蕤在《长短经》里对封建帝王“家天下”的君主专制制度提出大胆批评，“是知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人之天下也”，并通过解释《左传》所记《周易》大壮卦的卦象，说明君臣易位的可能性。魏了翁主张君臣“共守天下”。唐甄批判封建专制及其最高权威，“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颠覆三纲观念，强调以君下于臣、夫下于妻为德，表现出对君主权威的挑战、对妇女的同情和男女平等的思想。邹容强调通过革命手段，推翻封建帝制。

　　巴蜀哲学所蕴含的开拓创新、和谐兼容、知行统一、经世致用、情理结合等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认真总结、整理研究，进而继承创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充分发挥地方文化资源优势，立足巴蜀，面向全国，突出地方特色，为中国社会的持续发展和现代化服务，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也是我们研究巴蜀哲学思想的重要任务。

　　《光明日报》（2024年02月21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