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记者 柴如瑾

　　30多年时间，30多位研究者，撰写了我国第一部多卷本《汉语词汇通史》（以下简称《通史》）。根据汉语词汇发展演变的内因、外因和语言事实，《通史》把汉语词汇史分为15个共时系统，详细描写了各个共时词汇系统中不同层次、不同类型新质要素的成长，旧质要素的传承、消亡，形成了汉语词汇发展演变的通史，揭示了汉语词汇发展演变的规律。《通史》共15卷，约450万字，分为三辑，第一辑共5卷已经出版。那么，这部规模庞大、内容全面的《通史》有哪些特点和价值？记者就此专访了《通史》主编、山东大学文学院杨端志教授。

　　语料基础：54.6万余个义项

　　记者：自20世纪50年代语言学家王力先生《汉语史稿》开创汉语词汇史研究至今，已有60多年，相关研究成果颇丰。这部《汉语词汇通史》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杨端志：《通史》研究的目的，借用司马迁的话说就是，对汉语词汇“通古今之变”。举例性的“定性法研究”，一部文献一部文献地研究，显然是不够的，必须探寻更大量的词汇，研究的词汇多多益善。由于汉语历史长、文献类型多、数量巨大，目前穷尽性研究也是办不到的。为了探寻更大量的词，我们充分利用大型工具书，即目前收词量最全、最大的《汉语大词典》，并在此基础上又有所补充。

　　古往今来，汉语史上有多少个词呢？收词最全的《汉语大词典》所收单音词2.3万多个、复音词34.6万多个，总共37万余个词，义项51.6万多个。我们又补充了甲骨金文词汇、秦汉简帛词汇、佛典词汇、明清小说词汇约3万余个。这样算下来，《通史》的研究对象总共40余万个词、54.6万余个义项。要把汉语史上所积累的数量巨大的汉语词汇的共时系统、历时系统给描写出来、解释出来，从而使汉语有文字以来的词汇史有个大致的总体面貌，这是前所未有的。

　　记者：词典和汉语史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学科，两种不同的表达形式，《通史》是怎样把《汉语大词典》变为汉语词汇通史的语料的？

　　杨端志：《汉语大词典》对词汇的立目、注音、释义，对词汇的形、音、义都经过严格的校正考查，匹配准确；其书证，对词汇、词义的语境、作者、时代，都有严格的检索考量，可信度高；其体例，规定是历史大词典，对每一个词的本义、引申义，对每一条书证的排列都遵照了时代顺序。《汉语大词典》可以视为汉语词汇的历史资料总库、汉语历史词汇学的资料总库。

　　但是，《汉语大词典》的表达形式是词典式，要想用它作为资料来研究词汇通史，必须对它的资料进行形式改造，使其变成词汇通史需要的形式。这就要重新做一个“汉语词汇通史语料库”，使《汉语大词典》所收的词汇、词义、书证变成汉语词汇通史的若干个共时词汇系统的语料库。

　　“汉语词汇通史语料库”是个复杂的大工程，我们做了五六年。它要求我们对全部40余万个词、54.6万余个义项，以及上下五千年汉语史的面貌、汉语词汇的面貌有大致的了解，要求我们对西周以后每个共时系统的词汇组成有比较准确的把握，要求我们对每个词、每个词义、每条书证有比较确切的时代、性质、类型、层次、关系定位的认识，等等。只有准确把握这些，才能完成由《汉语大词典》的资料到词汇通史的语料的转变。

　　词汇分期：15个朝代分期

　　记者：汉语史一般采用上古、中古、近代、现代“四分法”。《通史》对词汇史的分期大致是朝代分期法，有15个时期，这是怎么考虑的？

　　杨端志：王力先生开创的汉语史“四分法”，对推动汉语史研究作出了卓著贡献。当然，还有其他分类法也出现了大批优秀成果，这是我们必须肯定的。但是，“四分法”也存在一些缺陷：

　　第一，“四分法”主要依据语法和语音进行分类，基本没有考虑词汇的特点。在汉语史中，语法、语音、词汇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词汇的发展要比语法、语音快得多。所以，“四分法”不符合汉语词汇发展的实际，不适合汉语词汇发展史的分期。词汇有其自身特点：就其本身而言，数量大、变化快、类型多、层次复杂、交叉关系繁复、异质因素无数；而在其外部，词汇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密切，与自然天地万物相联系，无所不涉。这些特点决定了词汇有自己发展演变的规律，也决定了其发展演变的断代时限。

　　第二，“四分法”将汉语史分为上古、中古、近代、现代四个时期，跨时段太长，阻断了词汇产生发展的源流关系，掩盖了发展演变的线索。语言反映生产中的改变是直接的、立刻发生的。上古1600年、中古900年、近代619年，可是一种语言的词汇，怎么会几百年，乃至一千多年不变呢？这样断代，掩盖了词汇发展的线索。词汇史分期的目的是为了看清词汇新质要素发展的阶段性、阶段性的特点和规律，以及阶段与阶段之间的区别与发展演变关系。《通史》采取朝代分期法，分为15个时期，简单来说，一是每个时期的时限缩短了，二是看到了朝代更替与词汇新质要素发展演变的关系。

　　记者：《通史》的词汇朝代分期法，标准是什么？

　　杨端志：一是汉语词汇符号的社会性。汉语词汇的性质，最重要的是词汇符号的社会性。一般来说，符号性是词汇内部因素，社会性是词汇外部因素。但是，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词汇符号是社会约定的，随着社会产生、发展、演变而产生、发展、演变的社会性符号系统。朝代更迭是社会产生、发展、演变的标记，也是词汇产生、发展、演变的标记。

　　二是在词汇层面，每个朝代都有大量新词诞生。有文字记录以来的汉语词汇，微观层面的新质要素，无论是在口语中，还是在书面语中，无时无刻不在激增着，有时增速甚至如狂风暴雨。但是在词汇层面只有量变，没有质变。微观层面的如语素、语素义；合成词中语素义、语素义关系、语素义与义位关系；义位、义素、义位中义素关系；构词方式、构词关系；词汇场、词汇场中词的关系，等等。新质要素层出不穷，使汉语词汇量由甲骨文1100多个单音词、几十个复音词，发展到《汉语大词典》2.3万多个单音词、34.6万多个复音词、51.6万多个义项。词汇这一级的历史性变化，并没有发生质变，只有新词的增加。词汇史不宜根据质变分期，每个朝代词汇量变是词汇分期的一种有效方法。

　　三是每个朝代变迁，由于社会激荡，会出现一些新事物、新现象，都有大量新词产生。朝代的更替会引发巨大的社会变动，政治、制度、文化、科学、技术、工业、农业、商业、风俗等都会变化，反映到语言上，便是引起词汇的变化、替换、衍生。

　　词汇系统：新词语不断叠增

　　记者：汉语词汇史历史长、数量大、构造复杂，《通史》构建了一个汉语词汇史新框架，其主要内容是什么？

　　杨端志：词汇通史框架的构建来源于对汉语词汇史事实的认识。汉语词汇的发展是由语素的微观新质要素逐渐积累在新词语层面的呈现，是新词语不断叠增的结果。我们只要找出新词语的朝代，按时代顺序，把新词语分解到词汇产生、发展、演变的各个朝代中去，对各朝代中的新词语进行共时分析描写，就是分析描写汉语词汇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

　　各个朝代的共时词汇，都包括从以前朝代继承来的“承古词、承古义”，本朝代产生的“新词、新义”，在本朝代消亡的“消亡词、消亡义”（只是暂时退出口语、书面语使用，储存于文献中）。当然，“新词、新义”是分析描写的重点。“承古词、承古义”虽然是本朝代词汇产生、稳固的基础，但不是重点分析描写的对象。

　　各个朝代的共时词汇系统都包括“语素”“单音词”“双音词”“三音词”“四音词”，都包括“语素”“词”“义位”“义素”及各种关系分析，都包括本时期特征词、特征词汇场……各项内容都可贯穿其中。这样，不同类型、不同性质、不同层次、不同意义、不同结构、不同语义结构等的汉语词汇，就构成了一个完整、全面的历时词汇系统。

　　记者：在构建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汉语词汇史中，您认为应该怎样处理现代词汇学与传统“小学”的关系？

　　杨端志：现代词汇学与传统“小学”，互有优长。现代词汇学擅长理论框架安排，“小学”擅长微观词义研究。现代词汇学擅长独立词汇研究，“小学”擅长结合文献语境研究。现代词汇学以印欧“形态语言”、拼音文字为基础，口语、书面语基本一致，讲究词的音、义匹配；“小学”产生于汉语，汉语是“词根语”，以单音节语素为基础，文字是方框汉字，一个字记一个音节，字形与音节、语素义关系密切，讲究语素形、音、义匹配。

　　研究汉语词汇离不开汉字，实际要比西方词汇学复杂得多。当下，最需要的是二者结合，取长补短；相比之下，更需要重视吸收“小学”成果。“小学”的代表段王（段玉裁、王念孙）、章黄（章太炎、黄侃）、陆王（陆宗达、王宁）关于《说文》学、雅学、文献语言学的成果，实际都以汉语词汇学为主，这是建立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汉语词汇史的基础。因此，词汇学只有吸收了“小学”的成果才能有深度、有格局。

　　《光明日报》（2024年03月24日 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