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裴登峰（广东科技学院通识学院教授）

　　在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生生”思想是中华文化精神、身份的标志性、典范性特征，是彰显中华文明连续性的重要文化“元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要努力从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形成和积累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和智慧，延续文化基因，萃取思想精华，展现精神魅力。”掌握“生生”思想的精神内核、实践路径，不仅有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也有助于更好理解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明“变通”，知“动静”

　　“生生之谓易”是《周易》的核心理念，也是中国哲学的重要内容。“生生”的认识论蕴含着朴素辩证法，建立在“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即“一阴一阳之谓道”“道生万物”）的宇宙生成论，自然界统一于“五行”的物质运动论，以及“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的主体论基础上。“反也者，道之动也”，自然界“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处在“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的“泰”与“否”对立转化中。因此，人们要领悟“变动不居”的深刻意涵，在日常思维与行为中，要自觉、积极、主动、充分地发挥主观能动性。依照盈虚、损益、消长变化自然规律，与时偕行，掌握和运用“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通”哲学，力戒刻舟求剑式呆板、机械、僵化思维，避免胶柱鼓瑟式固执拘泥，消除削足适履式生搬硬套。只有积极、主动，顺天应化，革故鼎新，才能不断开拓新局面。

　　“变通者，趣时者也”“事适于时者，其功大”，因此，我们要在合天性、循规律、利事物基础上，顺应具体形势、环境、条件，处理好“时”“势”“事”三者的统一关系。因时、因势、因事，即依据时机、客观情况、不同事物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实际，适时、适势、适事，把握好“变”与“不变”、“动”与“静”的辩证关系。“变”与“不变”，既相反相成，也相辅相成。没有“不变”，就没有“万变”，反之亦然。要知几察变，察微知著，“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要不断调整，及时转化，扬长避短，化消极为积极，变不利为有利，转劣势为优势，改被动为主动。“穷则变”不是积累矛盾、问题，以致山穷水尽、走投无路时，不得已适应、改变，而是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将矛盾、问题、冲突，消弭于萌芽阶段，随时将不利、负面因素“清零”，事物就会朝着有利方向发展。固本培元，守正出新，行稳致远，进而获得圆满。“否极泰来”不是自然而然，“一定如此”的“必然”循环，而是主动“变而通之以尽利”的结果。如此，在整体、全局、宏观上，就可以实现持续稳定、平衡、协调、和谐的“静”的状态。在事物发展过程中，若思维、意识、观念、行为，墨守成规，故步自封，或片面、单向、偏执，只关注“好”的一面，却避重就轻，对新矛盾、新问题，麻木不仁，麻痹大意，甚至视而不见，刻意回避，不依据客观情况变化作出动态调整和改变，久之，各种不利因素会累积、储存、叠加，积少成多，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凸显、爆发，引起冲突。像“泰极而否”“盛极而衰”，不是“泰”“盛”不好，关键是没有及时调整、改变，则“物极必反”，导致事物由好变坏。因此，要以全面、系统、立体思维，强调既要从“面”上、从大局上，保持社会安定，又要从局部的“点”上，在具体环节上及时解决矛盾问题。

　　明“进退”，知“选择”

　　自然界“阳至而阴，阴至而阳”“刚柔相推而生变化”，而“捭阖者，道之大化”，因此，顾植山教授认为，“古人把天地间的盛衰变化理解为一种‘开阖’运动，又称‘离合’‘捭阖’‘和辟’等。一开一阖，化生万物。介于开与阖之间的是‘枢’，动态太极就有了‘开、阖、枢’三种状态”。“枢”为盛衰转化的临界点，故为关键。据此原理，人在各种活动中，重要的是明进退。要在遵循趋利避害的大原则下，明白“该做什么”，主要体现为“选择什么”“何时选择”“怎样选择”，即《老子》反复强调的“去彼取此”，主动、合理地取舍，尤为重要。要善于抓住事物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分清主次、轻重、缓急、快慢，掌握好时机、火候、分寸、节奏、尺度。审时度势，排除不利因素。“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既循序渐进，把握好进度，又持之以恒，控制好过程，自然会有一个好结果。

　　“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因而，在处事时要“变”而有“节”，适“度”。“过犹不及”“矫枉过正”之“过”，是没有掌握好界限，结果适得其反，使“好”转“坏”，乐极生悲。这就需要做好“配”“合”。“配”即组合、趋同、协调，“合”即交融、包容、和谐。如“配天”“配命”，根本在“德配天地”。“配”“合”的理想结果是“和”。强调个人内心和谐，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正因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乃生，不和不生”，所以我们要做到“和而不同”。“和”既指各自保持独立性、差异性、多样性，又强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包容性。不是非此即彼的单向、排他选择，谁“改变”谁，而是朝着共同理想目标，多元化并存，多样化发展。互相尊重、欣赏、借鉴，取长补短，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共生共荣，合作共赢。一味求“同”，则以局限性、片面性认识，背离了不同事物具有多面性特点的本来属性，人为遮蔽、改变、破坏、消解了丰富、多样、差异，造成不平衡、不和谐，所谓“均一则不和”。自然界“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社会生活中，若只单向、片面选择迎合自己，或自己喜欢的，就会招致不良后果。如偏信则暗，只吃一种食物，则营养不全，故要力戒“去和而取同”。正因如此，“和”“同”不仅区分“君子”“小人”，也关乎事情成败。

　　明“化生”，知“日新”

　　“化”蕴含着具有中国特色的辩证法智慧，在中国哲学思想中，有着重要意义和独特价值。甲骨文的“化”像两人相遇，相反而行，本义即“变化”。自然界“天地感而万物化生”，一直处在“四时变化而能久成”的“物化”过程中。就“人化”而言，日常生活中，“生生”哲学主张通过“风化”熏陶、感染，“教化”引导、影响，通过润物细无声式的浸润、感化、疏导，提高、升华人的道德境界。在为人处世中，要尽力避免摩擦、冲突，巧妙化解矛盾、危机，化干戈为玉帛，化敌为友，化险为夷。因为“安危相易，祸福相生”，要做到“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以敏锐的前瞻性预见，合理的超前战略思维，及时剔除消极、不合理因素，保持健康、积极、有利成分，化腐朽为神奇，故“化境”为最高境界。将“物化”与“人化”完美结合，就能很好体现“天地之大德曰生”，繁衍生息，兴物利事，“刚健笃实，辉光日新”。通过“化生”“化育”，达到“化成天下”的根本目的。这也是“生生”哲学的深刻内涵和现实价值所在。

　　经过“变←→生←→新”，既自我自觉调节，又双向互动，便可以形成“变→通→达→久”的“动态、稳定、平衡、衍生”系统，从而使事物总保持勃勃生机，充满欣欣向荣的活力。朝着向上、向善、向好，有利于自然、社会、民众的目标持久发展；沿着正确、积极、健康、合理的良性轨道成功运行，这便是中国哲学强调“生生”的意义。

　　“生生”思想充分展示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科学性、合理性、先进性，体现着中国智慧。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的有机统一，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元素，古为今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同时，积极传承和弘扬“生生”思想，让中国人民与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一道，共同创造人类和谐、幸福、美好的未来。

　　《光明日报》（2024年04月29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