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武向平（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中共抗战日藏档案资料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苏州大学教授）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伟大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伟大胜利，是全民族众志成城奋勇抗战的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抗战期间的日方相关档案，再次印证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展现了日本当局对中国共产党抗战的真实看法。这些记录从他者视角批驳了片面美化国民党抗战、否定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错误观点。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具潜力的政治势力”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一直被当时日本各界所关注。九一八事变爆发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的抗日思想就引起了日本殖民侵略机构的重视。1929年8月，“满铁”在调查报告书《中国无产阶级运动史》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运动最鲜明的特征是反帝国主义。”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外务省情报部官员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运动情况进行全面搜集，编制成仅供内部使用的中国共产党史料《秘 中国共产党1932年史》，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势力发展迅速，尤其是在鄂豫皖区、鄂中区和鄂西南区的联合包围下，武汉宛如万顷红涛中的一叶孤舟”。

　　一二八事变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提出“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日本东邦国策同志会在《支那事变与吾等的觉悟：把握事变的本质》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已经从单纯的发动群众的运动转变为自信的武力战斗。”

　　1933年9月，日本外事协会在《支那共产运动》中提出：“拥有四亿人口、被称为‘世界粮仓’的无限天然资源的红色中国，与拥有广阔领土的苏联进行联合，对于日本而言可能会引发全世界的大变局。”日方这份调查档案资料，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已使日本侵略者心生畏惧。

　　1936年9月，“满铁”经济调查会在对中国共产党的调查报告《秘 支那赤色势力的现阶段》中指出：“中国红色力量是以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为核心的政治力量，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经过了十多年的发展，在中国已经拥有强大的政治地位，是中国最具潜力的政治势力。”

　　1936年11月，日本外交协会的三岛康夫在《赤军的新研究》中指出：“中国的抗日战争，正试图以中国红军为中心，建立一个联合人民战线。”日本陆军省新闻班在实地调查报告《时事参考 关于支那共产军》中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军队的存在，对中国革命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共产党作为与南京国民政府对等的特殊政治势力，正在把近代中国按照其理想的方向推进。”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日本一方面大举侵华，另一方面加强对敌后抗战的调查，留下了不少原始记录。1938年9月，日本维新寮调查手稿《满支共产“匪军”活动》记录：“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华北和东北抗日势力强大，与广大群众紧密团结，中国共产党抗日思想深入民心，具有不惜牺牲生命进行抗日的革命家意气。”手稿还有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满”游击区、“东满”游击区、哈东游击区、汤原游击区、海伦游击区等地抗日游击队，以及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抗日斗争情况调查，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形成了南北呼应之势，应是日本重点讨伐的目标。

　　从日方档案的真实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实行全国人民总动员，开放民主，改善民生，广泛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提出并始终坚持人民战争的路线。

　　中国共产党是日本“武力讨伐的重点”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七七事变，挑起全面侵华战争。7月8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中共中央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抵抗日本的侵略。7月15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交蒋介石。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翌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国共合作宣言的公布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标志着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正式形成，中华民族空前地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

　　面对中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日军重点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华北抗日武装力量进行深入调查。日军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冈部直三郎制作的调查档案资料《极秘 情报记录 第1军情第57号》显示，“从1937年10月下旬开始，汇集在河北省广平县的八路军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向驻扎在肥乡和成安日军进行攻击；在阜平县新乐西北及恒山的抗日游击队沿着平汉铁路沿线前进，其势力相当强大，搅乱了我军的后方；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山西省民众的抗日情绪高涨，在平定城内，学校的教师中党员数量较多，公道团、牺牲救国同盟会等抗日团体遍布各县村，他们进行了广泛的抗日运动”。为此，日军决定以铁路为支点，在重要地区分散配置部队，形成警备道路网，密切联络流动的军队与警备队，意在“讨伐”抗日游击队，摧毁抗日根据地。

　　日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反复进行的“歼灭扫荡作战”“剔抉扫荡作战”“治安肃正作战”“治安强化作战”，目的是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力量。在侵华日军看来，不“剿共”就无法维持治安。所以，他们对八路军、新四军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抗日游击区和包括广大军民在内的抗日力量一律进行大规模的“三光”作战。

　　1937年12月22日，冈部直三郎向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汇报了侵华日军控制华北地区的指导方针，指出，“当地日军要全面控制所占领的城市及铁路沿线全域”，“在华北地区要彻底‘讨伐’的是中共抗日游击队，要运用各种方法在华北地区进行‘防共思想’的宣传，目的是离间与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的民众、‘土匪’和抗日游击队之间的关系，割断抗日游击队与当地民众抗日团体的联系，达到彻底‘消灭’的目的”。按照此方针指令，日军华北方面军制定了《军事占领区治安维持实施要领》，再次强调“武力讨伐的重点是共产党，特别是早日彻底粉碎共产党主义覆盖所构成的地区”。

　　1938年初，侵华日军相继占领了华北地区的主要城市，控制了铁路及其沿线的地区。大部分国民党的主力部队撤离，仅在山西省南部保留了一部分兵力，致使华北地区处于权力的“真空”地带。八路军分派第115师、第129师、第120师强力挺进五台山区、太行山区和晋西北地区，开辟了晋察冀、冀南和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山东人民也在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的领导下与侵华日军展开了游击战争，以泰山和沂蒙山区为中心建立了鲁中根据地，奠定了华北四个解放区的基础。八路军还从山西分兵东进至冀鲁豫平原、齐鲁平原和冀中平原，北进至绥远的大青山地区及河北的东北部，先后建立了冀鲁豫、冀鲁边、冀中、冀东和大青山抗日根据地。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部于1975年编《战史丛书90卷支那事变陆军作战〈3〉》记载，日军在1938年评价中国共产党军队绝不是单纯的战斗军队，而是一个强大的政治组织者，是为了实现共产党政治目标的武装力量，是扎根于民众的政治力量。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有效地填充了国民党军队撤退后华北地区的“真空”地带。日本方面意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是潜在的巨大威胁，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日本的真正敌人，并根据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调查分析，相应地调整了在华北地区的侵华战略。

　　“日本军队根本无法与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对阵”

　　日方档案显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具有广泛的社会群众基础，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游击队活跃在敌后，破坏日军的补给线，并对日军的占领区形成了巨大威胁。

　　1936年2月，“满铁”经济调查会向日本政府提交了调查报告《秘 支那赤色势力的现阶段》，提出：“从中国共产党游击部队发展的势力来看，‘赤化’的危险很大，对东洋的‘安定’具有责任的日本来说，应该与南京国民政府共同防卫赤化，遏制苏联势力向远东地区渗透。”关于日本与南京国民政府进行共同“防共”的理由，该调查报告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政治思想和军事战略方面强大；中国共产党的主力部队在经济相对落后的苏区，与苏联保持着联系；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抗日军队有好感并大力支持，这是不可轻视的坚固势力。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日本政界对中国政局形势进行了深入分析。日本中国事务评论家藤枝丈夫在《新生支那与日本》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推动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运动成为中国抗日运动的主潮流，而且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各阶层抗日运动的地下实体指导者，从江西省红色政权的建立至跻居于西北边境地区，再到华北和华中地区抗日势力的扩大，已经成为领导中国抗日运动的核心力量。”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势头猛烈，给日本当局带来巨大压力。《新生支那与日本》还记录了首相近卫文麿的观点，“现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形势的发展，是东亚历史上有史以来最危急的时期”。

　　1938年11月12日，侵华杉山部队本部成立了“中央灭共委员会”，为了掩人耳目对外称作“黄城事务所”，制定了《华北灭共委员会规定》。该文件记载：“灭共委员会基于华北治安肃清为根本要义，为了灭绝共产主义思想，铲除抗日意识，以指导日本各机关实施思想对策。”“黄城事务所”下设4个调查班，全面收集中国共产党抗日斗争的情报，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是日本华北战争的一大“癌症”。

　　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广泛的抗日根据地，成为抗日战争的重要阵地，为最终胜利提供了坚实的后方支持。“满铁”调查档案进一步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赞成和拥护，中国共产党具有广泛的抗日群众基础。

　　1940年1月，日本首相阿部信行在为《最近支那共产党史》作序时指出，“偏隅于重庆的国民政府不足为惧，而盘踞在西北边境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却绵延到中国四百余州县，中国共产党是搅乱东亚新秩序的元凶”，把中国共产党看成是“大东亚新秩序建设的真正敌人”。

　　1944年1月5日，日本天皇之弟三笠宫亲王化名为若杉参谋前往中国战场考察。他在《作为日本人对中国事变的内心反省》一文中表示，日本对中国是“无所不取，掠夺殆尽”，中国共产党的军队生活作风节俭，对民众纪律严明，日本军队无法与之比拟。三笠宫明确指出：“日本军队根本无法与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对阵。”

　　综上所述，日方档案资料再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角色，有力印证了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立即组织抵抗，成为抗击日本侵略的重要力量；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国共合作；领导敌后抗战，建立19块抗日根据地，成为抗日战争的重要阵地，为抗战提供了坚实的后方支持；填充七七事变爆发后华北地区的抗日“真空”地带，有效牵制了侵华日军，改变了抗日战争的力量对比，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光明日报》（2025年06月18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