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承学（中山大学教授）

　　所谓早期文体学，是指先秦两汉文体观念与理论，这是与魏晋南北朝所形成的成熟、系统的文体学相对而言的。在早期文体学阶段中，先秦时期是文体观念发生的时代，而秦汉时期则是从观念向理论发展的时代。

　　文体学是在文体的基础上发生的。早期文体系统形成于何时？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看法，主要有“战国说”与“东汉说”两种。章学诚持“战国说”，《文史通义·诗教上》认为：“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刘师培则持“东汉说”，认为“文章各体，至东汉而大备。汉魏之际，文家承其体式，故辨别文体，其说不淆”。这两种说法，明显不同，学术界对此有不少探讨。在笔者看来，两种不同看法与彼此语境不同、所据理论立论重点不同是相关的。

　　章学诚“战国说”是在《文史通义·诗教》中提出来的，这是其理论语境。他说，战国之文“其源毕出于六艺，人不知也”。章学诚“出于六艺”之说，前人所述甚多，他的说法正是在刘勰、颜之推等文体原于五经之说的理论基础上加以演绎的。他又进一步提出：“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人不知，其源多出于《诗》教，人愈不知也。”他认为文体之源多出于《诗》教，这种观点是建立在其系统的经学学术思想上的，他在《立言有本》中说：“史学本于《春秋》，专家著述本于《官礼》，辞章泛应本于《风诗》，天下之文，尽于是矣。”章学诚将中国传统学术分别系于六经，其中的传统辞章学之所本归之《诗经》，而强调辞章之“比兴之旨，讽喻之义”。这正是他把文体之源多归于《诗》教的原因，是他的独到之见。刘师培则是在“论汉魏之际文学变迁”这一课的篇末提出“文章各体，至东汉而大备”之说，这是其理论语境。早期文体与制度的关系极为密切，如果说，先秦时代的文体直接和当时礼制产生关联，秦汉以后的文体，则与职官制度有直接关系。刘师培所说的“文章各体，至东汉而大备”，就实用文体大备而言，与秦汉以来的职官制度有密切联系。这些制度各为其系统的话语体系，其中就涉及对文体的掌握与应用。因为职官职能的需要，与之相关的大量文体应运而生，并形成一个较有系统的公牍文文体体系。王充说：“汉所以能制九州者，文书之力也。以文书御天下。”这种职官制度对于维持汉代国家治理起了重要作用，在这个政治语境中，官员要处理政务就必须熟悉掌握相关的文体形式。

　　两人的具体语境不同，章学诚追溯后世之文体渊源于战国，刘师培则论汉魏文体大备的盛况，两人的出发点略有区别，其重点与结论也就有所不同。如果我们透过字面，综合章学诚与刘师培两人的观点，更圆融、更全面地理解，可以说，后世的文体来源于战国，至东汉而文体大备。

　　“文体观念的发生”主要研究文体观念发生的原因、途径、形态与标志，是研究中国早期文体学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观念”是与“理论”相对而言的，特指那些尚未形成比较完整系统的理论形态和明确理论表述的意识或感觉。文体观念的发生，主要是文体分类观念的发生。分类是人类思维与社会发展的基本而又重要的活动，通过分类给予纷繁复杂的现实以秩序。文体的“发生”，就是将此前混乱的语辞现象秩序化。早期文体观念或意识可能表现在具体的文体文本的形式之中，也可能在文本之外，比如在文体分工、文体运用、制度设置、礼制约束等方面，间接表现出文体观念来。这种判断导致对早期文体学研究的思路、取径与取材与以往的研究有所不同：它不是先去寻找古人对于文体的论述，而是从早期文体的生成入手，考察文体运用背后的文体观念。这既前推了文体学史的研究时段，又增加了对早期文体学研究的难度：它并非简单引用几句有关文体的现成古语，更要在现存古老复杂的文字、文献中，揣摩、体会和把握其深层的文体意味。

　　研究早期文体学主要的路径和方法是：

　　从早期文字考察文体观念的发生。中国文字是中国文学和文体的存在方式。从一些古文字的构形与渊源流变入手，可以考察文体的原始状态、形象与意义，考察古人对文体最为原始的感知与文体观念，也可以看出古代文体形成、命名、分类乃至文体观念演变的一些规律。比如说，从文体学角度看，同属一形符或部首的文体用字，也反映出某种共通的文体特性。在所有文体名称中，属于“口”“言”等部首，与言语相关的文字占了压倒性分量。这种特殊现象反映出中国早期文体形态是以语辞即口头形态为主的，而口头性、言语性，正是早期辞命文体形态的基本特点之一。所以，部首的归属，反映出古人对文字原始意义在类别上的理解。汉代经学兴盛，小学类著作如《尔雅》《方言》《说文解字》《释名》等重要字书，既是研究文体语义和语源的重要史料，也反映出当时人对文字本义理解的集中反映，对于考察文体史和文体观念具有独特的意义。

　　从礼制文化、职官制度考察早期文体学。在早期礼仪制度设计中，对文体特定的使用主体或施用对象、使用场合和功能、表现内容与措辞等都有比较明确的规定，这些规定就反映出当时人们的文体观念。如《礼记·曾子问》云：“贱不诔贵，幼不诔长，礼也。唯天子称天以诔之。诸侯相诔，非礼也。”这就是对于诔体使用主体的礼制规定。中国古代文体学向来重视“辨体”，辨体是文体学研究的首要问题和基本问题。在先秦时代，辨体与辨礼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古代文体有尊卑之分，这与礼仪包含的尊卑之别的意识有密切的关系。早期一些文体的分类是对礼学分类观的延伸，“合礼”与“得体”的批评，则将礼学的价值判断运用到文体批评中。在政治制度方面，各种对于官吏职责的记载，有些也直接与文体相关。如《左传·襄公十四年》：“自王以下各有父子兄弟以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其中有些已经涉及官吏职责与文体之间的对应关系。在中国古代职官制度中，有一些职官名称就已经标示其职责与文体之直接关系。这种制度安排的文体指向性，体现了古人对于文体实用功能的认识，是早期文体观念发生的途径之一。在先秦时期，制度设置是文体生成的重要来源，与文体观念的发生亦有密切关系。制度的构建与官守职能的分工，必然对文体观念产生重要影响。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先秦时代，秦汉不少文体的产生与当时的职官制度也有直接的关系。如谏议大夫与“谏”“议”，议郎、议曹与“议”，太祝令、祝人与“祝”，大予乐令与“乐”，奏曹与“奏”等，这些职官名称本身就包含了特定的文体类型或话语形式。

　　从诗乐、典籍归类研究早期的文体观念。《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这涉及艺术内部的分类与差异，对文体分类有启示作用。《诗经》“风”“雅”“颂”分类，即包括了编者文体分类观念。又如《尚书》编纂也多体现文体分类观念。从先秦到汉代，典籍的存在、流传形态发生了重大转变。刘向父子对图书的系统整理以及班固《汉书·艺文志》的撰著，对典籍有意识地辨别类分，其中就涉及文体分类观念，对后世文体学追源溯流、囿别区分的观念产生深远影响。

　　从文献称引、行为称名考察文体观念的发生。在文章尚未独立的时期，人们有很多言论或作品是通过各类著作的称引而保存下来的。对于一个独立的文意单位，当要称述它时，就要通过引用的方式。早期的文体观念也可以在记叙或引用之中反映出来。如《尚书·盘庚》：“盘庚迁于殷，民不适有居。率吁众戚出矢言。”《左传·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诔之曰……”这里的“矢（誓）”“诔”等，表面看来只是记叙一种行为或言语方式，但本质上是对这些行为或言语方式的认定与称名，体现了古人对于文体的某种集体认同。

　　从古人的命篇与命体探索文体观念的发生。人们对“篇章”从无意识到有意识，在理论上有重要意义。文献从无篇名至有篇名，篇名的出现从偶尔到普遍，经过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为文献加上标题具有强烈的文献整理、储存与传播目的，而且也是文体认定与命体的前提。命篇首先要对该文献结构的完整性有比较清楚的认识，或者理解每一段文献的独立性、有将某一段文献标志出来或区分彼此的需要，才能为有独立文意的文献加上标题。标题设置在文献上标志了篇的独立性，也反映了时人对篇的内容、结构乃至其文体的认识。对篇章的命名与命体，是文章学与文体学发展的重要标志。

　　追寻经学与文体学的逻辑关联。在中国古代，“文本于经”的内涵在很大程度上是“文体本于经”，儒学典籍保存了早期许多文体和文体观念的史料，所以经学也是文体学的渊源之一。经学对于文体学的影响，主要包括文体分类与文体归类两个方面。两汉经学鼎盛，在先秦儒家经典的笺释和训诂中，不少文献涉及对早期文体以及相关名物制度的研究，比如，郑众与郑玄在笺释《周礼》中涉及不少早期文体，比如，从先秦礼制的角度阐释了“六辞”、盟誓等文体的渊源、特色与作用，具有语源学和文体学的意义，儒家的经学开拓了研究早期文体的路径，在文体学史上具有独特的意义和深刻影响。

　　从创作活动中考察文体观念。在古代文体学中，有些是以理论方式正面阐释文体的作用、功能、适应场合与风格要求等，如蔡邕《独断》对于各种文书文体的阐释；有些则是古人在创作实践中流露出来的文体规范意识，如果将其与相关的文论结合起来考察，可以从中考察古人在创作深层的文体观念。比如，汉人文章写作中的文体摹拟就明确地透露出当时人们对于所摹拟文体的理解。一种文体在摹仿过程中不断被人们所意识、所强化，进而成为被大家所遵守的体式规范，成为读者的一种阅读期待，这就反映出人们对某一文类有了明确的观念和认识。比如，东汉之后，出现对枚乘《七发》的大量拟作，这类摹拟作品在标题上都冠以“七”，在结构程式上，都设主客之问，敷列七事。其体制体式也渐趋稳固，因循而成“七”体。

　　在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史上，关于早期文体与文体学的研究具有独特的意义。中国文体学是层累形成的，其最深层的就是“早期文体观念的发生”。它是中国文体学理论及体系形成的基础，也是其特色形成的“基因”。“早期文体观念的发生”是尚未开垦的学术领域。多年以来，文体学研究往往只研究理论形态，而少考虑观念形态。“早期文体观念的发生”是中国文体学的发端，也是文体学发展史的前提与基础，许多文体学问题都可以追溯到早期文体观念的发生。椎轮大辂，踵事增华。溯流穷源，才能更好地把握中国文体学的整体特性。自魏晋南北朝到明清，基本都是在早期文体学的观念与框架上逐渐发展起来，并不断深化、系统化和精密化。通过文体观念发生的研究，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文体学的特性，是基于中国人独特的语言文字与独特的思维方式之上，基于礼乐文化与社会制度等背景。研究早期文体与文体观念的发生，不但对中国文体史与文体学史具有比较重要的开拓意义，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总括而言，先秦两汉时代是早期文体学从文体观念发生逐步向文体理论形成的发展过程。到了魏晋南北朝，才形成有体系的、成熟的中国古代文体学。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以集部为中心的文体语境，这个时代建构了系统的文体谱系，还形成“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文体学研究的经典方法论，《文心雕龙》标志着中国文体学与文章学的正式形成。

　　《光明日报》（2024年06月03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