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哲文（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文人群体并称是推动作家经典化的特殊文学现象，并称的要义在于群体人员组成相对固定，人员之间存在某种地域、时代、风格、师承、志趣、声望等共性，时人或后人以此种共性为之命名，使之凝练概括，便于记忆接受。如屈宋、班马、吴中四士、大历十才子、永嘉四灵、前后七子、岭南三大家等。不过，有些今日习见的并称概念，非但不能精准定义，反而类似于敷衍相因，须加以审视辨明。其中，“江右三大家”便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概念。

　　屡见不鲜的“江右三大家”

　　“江右三大家”一词，最早大致见于《辞海》1979年版“蒋士铨”词条：“蒋士铨……其诗与袁枚、赵翼并称‘江右三大家’。”1936年初版《辞海》“蒋士铨”词条释文不同，仅作“……与袁枚、赵翼在当时均负重名。”《辞海》的后续修订本中，此条释义皆沿袭1979年版未变。在此之后，今人许多著作中数见不鲜，如《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说：“袁枚……与蒋士铨、赵翼并称‘江右三大家’。”《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说：“清中叶，袁枚、赵翼、蒋士铨主盟诗坛，号‘江右三大家’。”可见，今人认定清代著名诗人蒋士铨、袁枚、赵翼合称“江右三大家”，究竟为何得此并称，却无来由，似乎这是不需解释的公论。

　　那么，在专业的文学研究专著中有没有解释“江右三大家”得名原因的具体条目呢？经过检索，约有数十种专业性书籍录有“江右三大家”词条，限于篇幅，兹列两条代表性条目：

　　【江右三大家】清乾隆时诗人袁枚、蒋士铨、赵翼的并称。蒋士铨是江西人，旧时地理上以东为左，以西为右。故称。因三人均是乾隆时进士，他们的文学活动也在这个时期，故又称为“乾隆三大家”。又因袁、赵是浙江、江苏人，故亦称为“江左三大家”。《清史稿·赵翼传》云：“同时袁枚、蒋士铨与翼齐名。”（《中国诗学大辞典》）

　　【江右三大家】指清袁枚、蒋士铨、赵翼。……《清史列传·蒋士铨》：“蒋士铨，字心余，江西铅山人。……与袁枚、赵翼称袁蒋赵三家……”蒋士铨江西人，江右乃江西之别称，故称“江右三大家”；三人均为乾隆进士，文学活动在这一时期，故又称“乾隆三大家”；袁枚仁和（今浙江杭州）人、赵翼阳湖（今江苏常州）人，均籍隶江左……故又称“江左三大家”。（《历代文人并称辞典》）

　　基本可以明确，前人认为由于袁枚、蒋士铨、赵翼三人中蒋士铨为江西铅山人，而江西属于江右，故而得名“江右三大家”。然而问题出现了：一方面，着眼于群体人员在地域归属上的共性特征，是地域性文人群体并称命名与定义的关键标准。而蒋士铨之外，袁枚为浙江杭州人，赵翼为江苏常州人，二地皆在江左。江右一人，江左两人，并无共性，以一人之籍冠三人之群，显然不太合理。另一方面，概念定义应具有限定性，否则含义不明，容易混淆。而词条撰写者大约发现另二人江左之籍，遂补上“又称江左三大家”，“江右三大家”的概念解释忽而“江右”，忽而“江左”，着实自相矛盾。

　　当然，公认的清代“江左三大家”即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三人籍贯也非皆属江左。钱谦益为虞山（今属江苏苏州）人，吴伟业为太仓（今属江苏苏州）人，龚鼎孳则为合肥（今属安徽合肥）人，合肥位于长江以北，不属江左。这样看来，“江左三大家”是否也有疑问呢？其实不然，此并称的合理性有二：一是龚鼎孳籍贯虽然不在江左，但是其多居江左交游唱和，久负盛名；二是此名来源于清初顾有孝、赵沄所辑的《江左三大家诗钞》，三家已有称名：“我江左之有牧斋、梅村、芝麓三先生也，卓然为人文宗主。”故而钱、吴、龚三家并称实为定论。

　　名不副实的“江右三大家”

　　回到“江右三大家”上来，我们已知袁、蒋、赵籍贯不同为江右，共同交游生活地域也不在江右，不过，如果古人已有命名，则有据无疑了。清代文人诗家多有同声共气的群体意识，袁、蒋、赵三人并称之说始于袁枚。《随园诗话》称：“桐乡有程拱字者，画《拜袁揖赵哭蒋图》，其人非随园、心余、云松三人之诗不读。”赵翼也在《瓯北集》中记录此事，他在《袁子才挽诗》中又提及三人之齐名：“三家旗鼓各相当，十载何堪两告亡。”诗下自注说：“谓君与蒋心余。”其后，姚鼐所作《瓯北先生家传》亦说：“（赵翼）其诗与同时袁简斋，蒋心余齐名。”经爬梳文献，除了《清史列传》《清史稿》以及上引内容，法式善、钱栻、鲍印、吴蔚光、黄燮鼎、李调元、蒋骐昌、潘德舆、林昌彝、李嘉乐、盛昱等人诗文作品中皆提及三人齐名：“袁赵媲唐白与刘，蒋于长庆仅元侔”“国朝袁蒋赵，诗名鼎足垂”“三分鼎足称袁蒋，旗鼓相当尽必传”等。由此可见，当时的确存在三人齐名之实，但遗憾的是，无人提出“江右三大家”之号。

　　实际上，三人之中恰恰只有“江右”人蒋士铨从未谈及三家并称的内容。晚清尚镕著《三家诗话》专论袁、赵、蒋之诗文，堪称文学史中标举三家并加以经典化的重要标志。在此书中不仅未见“江右三大家”之名，尚镕还发现了这一情况：“近日论诗竟推袁、蒋、赵三家，然此论虽发自袁、赵，而蒋终不以为然也。”钱钟书更直接点出袁、赵二人互相鼓吹，而蒋却无视的问题关键：“盖三家之说，乃随园一人捣鬼。瓯北尚将计就计，以为标榜之资；……心余则无只字及此。”所以，三家并称的建构过程中，江西人蒋士铨没有主观意愿参与其中。如此看来，采用几乎无涉的蒋氏之“江右”籍贯命名袁、蒋、赵三人群体，分明与事实不符。

　　最接近“江右三大家”名号的称谓是“江右三家”，却非今人所说的袁、赵、蒋，而是另有其人。清人叶德辉《郋园读书志》曾记载：“陈奉兹……当时与蒋太史士铨、曾中丞燠，号称江右三家。”指出陈奉兹、蒋士铨、曾燠皆为江西人，有此共同点，故时称“江右三家”。同样的，因同为江西名士，蒋士铨曾与武宁人汪轫、南昌人杨垕、南丰人赵由仪被誉为“江右四才子”“江西四子”。相比“江右三大家”，这几个并称明显合理得多。事实上，晚清至民国时期的著作记载中，袁枚、赵翼、蒋士铨仅有“三大家”之名：

　　乾隆朝诗人尤著者，必推袁简斋枚、蒋心余士铨、赵耘崧翼三家。（康发祥《伯山诗话》）

　　昔有友人论及乾隆中诗人，推袁、蒋、赵为三大家，顾毁誉各半，迄无定评。（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

　　厉鹗专摹宋派，而两浙之诗一变。钱塘袁枚、铅山蒋士铨、阳湖赵翼，号三大家。而大江南北之诗，亦无一不变矣。（徐珂《清稗类钞》）

　　乾隆全盛时，所谓袁（枚）、蒋（士铨）、赵（翼）三大家者。（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乾隆中，江表以诗名者，有袁、赵、蒋三大家。（甲寅杂志社《说元室述闻》）

　　不难发现，“三大家”之论虽已成定说，只是这些论断仅明言“三大家”而已，绝口未提“江右”二字，却多有“乾隆”之谓。其实，文学史中袁枚、赵翼、蒋士铨三人的另一个并称“乾隆三大家”正来源于此，为人熟知。前人多有谈论三家排名顺序以及在“性灵”诗学等方面共性与个性的著述，自是另一话题不赘。

　　此外，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说：“钱唐厉鹗……又别树一帜，而两浙之诗一变。钱唐袁枚、铅山蒋士铨、阳湖赵翼并起，号江左三大家；而大江南北之诗无不一变矣。”此说与徐珂《清稗类钞》用语行文相似，唯徐书中称“三大家”，钱书称“江左三大家”，但徐书先出，钱书后出，钱基博径添“江左”二字不知为何。或许也是导致当代学人所说“亦称为‘江左三大家’”矛盾的来源。此文前一页又说：“诗家有声者，如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为江左三大家，皆承明季之旧。”一文两处“江左三大家”，其中似应有一舛。

　　总之，古人云：“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在追求宏大主题的学术潮流之下，一些看似寻常的概念往往隐伏带过，但稍加质疑追问，顿见破绽。袁、赵、蒋三人的并称已是由袁枚、赵翼标榜所成，“三大家”“乾隆三大家”之名为后人所追认，尚有一定合理性。而今人书中“江右三大家”之名的提法释义，或人云亦云，或语焉不详，或牵强抵牾。经过梳理，无论是各人籍贯，还是古籍记载，并无命名的合理依据。当然，也可能是后学才疏学浅，未见相关文献，故而就此斗胆请教于方家。但是无论如何，回到开篇所说文人并称的要义上，文人群体之并称，总归要采用最为直观的共性特征来命名，否则令人困惑，反而迷失了命名的本意。

　　《光明日报》（2024年06月24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