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与超越：汉唐户籍制度研究新收获

——《从户版到纸籍：战国至唐代户籍制度考论》读后

作者：臧知非（陕西师范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教授）

　　“建安七子”之一的徐干在《中论·民数》曾谓：“治平在庶功兴，庶功兴在事役均，事役均在民数周，民数周为国之本也。”意思是事役公平是国家富庶的前提，“民数周”是事役公平的前提，严格统计“民数”、保证“民数”准确是国家统治的根基。这里的“民数周”包括“民”的身份、年龄、性别、身体状况等，目的是确定各色人等的“事役”义务，遂有相应的户籍制度。历史地看，起码从东周战国时期开始，户籍制度就是国家制度建设的重中之重。可以说，战国以降，历代王朝统治的核心内容就是控制人户、实现“事役”，内容之复杂，程序之严格，远超今人的想象。

　　但是，因为传世资料有限，对战国、秦汉户籍与“事役”制度的内容和历史影响，学者只能从传世文献的只言片语中予以推测，所知寥寥。值得庆幸的是，地不爱宝，自20世纪初以来，特别是自20世纪末叶以来，一系列出土文献先后面世，提供了丰富的一手历史实录，打开了认识汉唐户籍的制度设计和历史实践的大门。中外学者通过不懈努力，使其历史真容逐步显现。

《从户版到纸籍：战国至唐代户籍制度考论》张荣强 著 科学出版社

　　令人遗憾的是，出土文献文字古奥，辨识困难，而且大多是断简残编，存在着系统性不足的缺陷。学者研究时，或因时代局限，对出土文献把握不足；或因视野限制，难以上下贯通；或因就出土文献论出土文献，对传世史籍重视不够；或因时代风气熏染，仅就具体问题立论，缺少对社会结构变迁的总体把握，得出的结论，孤立地看言之成理，联系地看则意犹未达，导致歧见不断。如何克服碎片化取向，考镜源流、辨正索隐，系统揭示汉唐户籍制度真相，考察其在中国古代制度上的地位，揭示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是当代历史学者的使命。张荣强教授的《从户版到纸籍：战国至唐代户籍制度考论》（以下简称《考论》）就是对这一时代使命的回应，是当前该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考论》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的一种。全书四编、十六章，60余万字，是张荣强教授《汉唐籍账制度研究》的接续之作。该书在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针对存在的问题，站在历史的高度，融出土文书和历史文献于一体，围绕着财政年度、身份与课役、造籍材料等问题，在总体把握历史变迁的基础上，坚持个案论证与总体分析相统一，考与论、纵与横并举，分析不同时代的历史内容。

　　贯通地分析户籍制度变迁的历史过程

　　《考论》打破断代畛域，溯源清流，上溯先秦、下迄唐代，贯通式分析户籍制度变迁的历史过程和内在逻辑。断代史和专门史研究的日益细化，是当代史学发展特点之一。其优点是有利于研究内容的深入，诸多以往研究未及和认识模糊的问题，逐步明晰，丰富了人们对历史样态的了解；不足则是研究视野狭隘，不利于把握历史变迁的内在逻辑。而渐进式发展是中国历史演进的重要特点，无论是宏观意义上的国家形态、社会结构，还是具体制度，无不是旧的孕育着新的，新的保留着旧的，即使学界一致认为春秋战国社会大转型而形成秦朝大一统，也是如此。只要对秦朝政治建设稍加留意，就不难发现，秦朝的政治理念、制度设计、社会控制、权力运作，无不是两周历史的总结与发展。人们局限于汉承秦制，而对汉制对于后世的影响，认识同样不足。例如，学者仅着眼于文治武功的相似而将汉唐并举，谓之“汉唐盛世”，而对于二者制度变迁的历史基因，则缺少相应的认识，直接或间接地认为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大分裂，汉唐制度之间的承继关系微乎其微。户籍、事役制度犹然。

吐鲁番出土《唐开元年间西州交河县帖盐城为令入乡巡貌事》。资料图片

　　然而，事实是否如此？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即使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其政权建设、人口控制、土地赋役等仍然是以汉晋制度为基础的。但是，如此重大的研究领域，除了老一辈史学家曾予以一定考察之外，当代学者并没有随着史学发展给予相应的重视。这除了资料和学养的限制之外，“断代划分”无疑限制了学者视野。而《考论》的面世，则弥补了这一不足，它不仅有助于人们对制度变迁的把握，更有着方法论和学术视野的意义。

　　在西周宗族城邦时代，民户管理以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以“九夫为井”或“十夫为沟”为单位。随着领土国家的逐步生成，宗族血缘关系逐渐从国家权力运作中剥离，国家直接控制民户，“户”成为独立的户籍单元，奠定了此后户籍制度的基础。要把握汉唐户籍制度，必须打破断代限制。但是在战国文献中，历史碎片与思想家设计杂糅在一起，需要考而后信，从历史和逻辑的不同层面分析其价值。在当代研究成果中，就笔者所见，《考论》无疑是代表性之作。《考论》本着由已知求未知的原则，在把握秦汉户籍制度相关内容的基础上，对先秦典籍相关内容予以审慎分析，反推《周礼》《管子》等典籍中户籍资料的史学价值，而后按照历史顺序说明秦汉制度的由来。这对于如何运用先秦文献以及注家的理解，无疑有着方法论的启示。唯有如此，才能将汉唐出土文献和传世典籍融会贯通，从看似杂乱无章的历史拼图中，揭示户籍制度真相及变迁。

　　辩证地把握国家权力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考论》以问题为核心，以个案为重点，点、线、面一体化，辩证把握国家权力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重视书写、寻找研究空白，是当前史学著述的一大特点，宏大叙事、官私日常、生活花絮等，在“还原历史”的指引下，成为学者关注的重点。论著产出近乎几何级数增长，固然呈现了绚烂多姿的历史样貌，而关乎国计民生、社会矛盾变迁的历史问题研究则相形见绌。

　　然而，史家固然有还原历史面貌的责任，更有揭示历史变迁内在逻辑的责任。在国家和社会合一、权力控制社会的古代中国，分析国家力量与农民身份的关系、农民课役负担的制度因素及其与王朝兴衰的关系，从而揭示中国历史之路的内在逻辑，是现代史家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先辈史家为此曾作出杰出贡献，传承与发展则是当下学者的使命担当。《考论》就汉唐户籍制度研究的重要节点问题，如财政年度、增年时间、课役与身份、户籍类别、家产继承等疑难问题，在充分总结前贤时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秦汉简牍、敦煌吐鲁番文书等历史文献的具体解读，串珠成链，将统一王朝形成、发展、鼎盛时期的户籍课役制度与国家发展的历史进程动态展现在世人面前，不仅体现出严谨的学风，更展现了作者的时代担当。

湖南里耶出土《秦代迁陵县南阳里户版》。资料图片

　　创新地融出土文书和历史文献于一体

　　创新是学术的生命，学术著作的价值就在于创新。张荣强教授向来以逻辑周严、辨析精细、小中见大见长，《考论》可谓推陈出新，是融出土文献和传世史籍研究汉唐户籍课役制度成果的结集。概括而言，可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具体制度考辨。如对傅籍制度的周岁与虚岁、身高与年龄、事与算、丁中确立、财年变动、吏户与吏役等众说纷纭、表述含混及未曾涉及的问题，均给予总结式的明确分析。

　　二是通过对出土文书的考释，重新认识其历史价值。自战国秦汉简牍、敦煌吐鲁番文书问世以来，简牍和敦煌文书研究已成为国际显学，以之探讨汉唐户籍课役制度的学术成果丰硕，但因为出土文献缺少系统性，而传世文献又多从国家制度设计层面抽象叙述，加之学者研究受到既定认识的限制，往往以新资料论证其已有认识，故分歧依旧。把出土资料置于制度变迁大背景之下、将出土资料所反映的制度内容嵌入社会结构变迁过程之中，理解其内涵，辨析分歧，成为研究的瓶颈。《考论》则是对这一瓶颈的重大突破：将实证和逻辑相结合，从文书生成层级入手，考释相关文书内容的性质和适用范围，说明其制度价值的历史基础与影响。例如，书中对里耶秦简“迁陵县南阳里户版”、长沙东牌楼东汉“户籍简”、《前秦建元二十年籍》《西凉建初籍》等研究，在文字上匡谬正误的同时，也将其制度认识推向了深入。

敦煌所出《西凉建初十二年（416）正月敦煌郡敦煌县西宕乡高昌里籍》。资料图片

　　三是对汉唐户籍课役制度变迁的总体把握和理论概括。汉唐户籍课役制度随着国家形态和社会结构的变迁而变迁，制度设计和制度实践相去甚远，复杂多样，这是导致论者认识歧异的历史原因，使人不自觉地陷入具体的“制度陷阱”，各是其是，各非其非，难免令读者南北莫辩，一头雾水。《考论》则抽丝剥茧，在厘清基层制度实践的基础上，从历史的高度予以简化，抽绎出演变线索，如秦汉傅籍之“岁末增年”到“岁首增年”、课役身份体系之“二分”到“三分”、户籍文书材料之由简牍到“纸籍”及其体现的国家统治方式和权力运转变化，均具有历史和理论的双重意义，揭示了从战国到唐代户籍课役制度变化的历史逻辑，对认识农民课役负担、统一与分裂的辩证关系、国家控制社会的历史进程，有着启示意义。具体说来，“岁末增年”与“岁首增年”，财年时间的改变，看上去时间差别不大，似乎是一个具体而微的问题，但只要稍加思考，就不难发现，这是意味着农民课役负担时长的不同和国家统治理念的改变。又如，纸质文书代替简牍文书，不仅是技术进步使然，更体现了国家统治权力的上移，从而赋予“地方社会”以更多的权力空间。这些读者翻检可得，无须一一列举。

　　学术研究是累进叠加的探索过程，任何认识都具有相对性，《考论》新见同样如此，随着资料的不断丰富和研究的持续深入，个别观点仍有一定讨论的空间，但其小问题、大视野，实证与逻辑并重的贯通式研究方法不会过时，在史学研究碎片化突出的当下，这一点尤其值得重视。

　　《光明日报》（2024年06月27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