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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口述史 百载绕梁音——评《昆曲口述史》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2024-06-27 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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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书者说】

  作者:谷曙光(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十卷本《昆曲口述史》,有着抢救的性质和实录的精神,既忠实于口述交流,又尊重受访者意愿,弥补了过往文献史料的不足,还原了真实的历史细节,构建了昆曲这个艺术门类一个世纪的集体记忆。

  近年来,口述史作为备受关注的跨学科新方法之一,在各研究领域得到广泛的尝试和应用。就戏曲口述史而言,经历了从“古已有之”,到借鉴西方史学理论而再出发,乃至生发创意、多元推进的发展过程。梅兰芳的《舞台生活四十年》或可视为西方理论影响中国之前,本土化口述史的典范之作。

  新世纪伊始,在系统引入了口述史理论后,戏曲口述史在研究和实操层面掀开了新的一页。这些点点滴滴的尝试,汇集形成了新的风貌、新的气象。然而,一种研究的理论、方法在某一领域的成熟及活化运用,需要一定的标志。出现具有相当规模和典范意义的代表性论著,就是一个重要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讲,十卷本《昆曲口述史》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研究最新的戏曲口述史成果,它标志着口述史理论在中国戏曲领域已然中西合璧、瓜熟蒂落,且自成格局。

一部口述史 百载绕梁音——评《昆曲口述史》

《昆曲口述史》王安奎、刘祯 主编 安徽文艺出版社

  《昆曲口述史》的体例设计周密合理,采访对象以七大职业昆曲院团的演员为主,也包括一些“草昆”艺人;还将院团管理者、编剧、导演、音乐设计等纳入其中;再扩充到曲家、学者等,对各阶层昆曲人士都有所兼顾,同时考虑了老中青的代表性、行当的均衡性等,精心构建了立体、系统的昆曲口述史采访大平台。从地域上考量,课题组分成五个小组,分赴北京、河北、上海、浙江、江苏、湖南、重庆等地,开展认真细致的工作,历经数年,共计采访近150人,以每位平均采访3小时计算,采访总时长超过430小时,整理加工后的体量高达300余万字。更难能可贵的是,访谈设计颇具学术性和创新性,课题组在操作中不断思考、不断修正,深化理论、灵活运用,基本摸索出一套适合昆曲口述史的实操原则。

  笔者惊喜地发现,课题组特别注重剧目的传承、身段谱的抢救、表演技法和规律的探究,这些正是昆曲口述史应该彰显的特色。我们常说“十年磨一剑”,这项庞大有序的昆曲采访,是一项前所未有的系统工程。目前呈现的成果,实现了跨学科互动互鉴的多重学术功能,更代表了这项成果是可以传世的品质之作。

  笔者挑选了一些重要章节仔细阅读,品味着不同昆曲人的言谈口述,进而感悟其昆曲人生。展卷披阅中,最突出的感受是,透过一个个鲜活、坎坷而精彩的昆曲人(不限于艺人)的生命史,我仿佛在聆听波澜壮阔的多声部大合唱,触摸并感受到当代昆曲的温度和脉搏。我脑海中不断浮现“时运”这个关键词。刘勰《文心雕龙》有云:“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元代金仁杰《萧何月夜追韩信》里的说法更直接:“时运未来君休笑,太公也作钓鱼人。”有些昆曲人,一辈子风风光光的居于舞台中央;还有一些人,一身本领,却一生坎坷蹉跎、襟抱未展;更有一些人,起起伏伏,随着时代俯仰。“迈迈时运,穆穆良朝”(陶渊明《时运》),时代际遇,岂可强求?阅读并叩问着几代昆曲人的生命史,我不禁掩卷遐思。

  在《昆曲口述史》中,每个具体的口述者都有着不同的经历、视角和观点,在我看来,存在三个环环相扣的多维立体层面:

  第一,口述中的一些重要而典型的个案,如《十五贯》“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青春版”《牡丹亭》的持续热演及反响等,可谓当代昆曲发展中的事件史,通过个体诉说、多方阐发、相互映照,事件的呈现就鲜活可感起来,单一事件的口述史意义就昭示出来了。

  第二,口述中存在大量的同时代“互文”,同辈如“传字辈”“继字辈”,前后辈如同院团或者不同院团的老中青艺人,他们对某些历史关口、人际关系、剧目、政策等的描述,各有角度、各不相同,甚至存在大相径庭的表述;又如,同一剧目,南昆、北昆或“草昆”在表演上有着不同的传承……有心人在排列比较中,可以参互观照、合而见义,就能更好地理解昆曲史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矛盾,准确掌握某些错综复杂的历史横剖面。

  第三,多达百余人的宏大口述史,形成了规模化效应,环环相扣,其中蕴含着难得的“集体记忆”,如昆曲人对昆曲重生和浮沉的普遍感受、对昆曲新剧目创作的观察、对昆曲进入“非遗”时代的切身体会……研究者如站在更高的层面,宏观整合,不难揭示出在一个较长时段里,昆曲的生存态势和发展风貌,文化关怀亦在其中。

  这套《昆曲口述史》可谓“所托得人”。主编王安奎、刘祯二位先生,原本就是《昆曲艺术大典》的副总主编。众所周知,《大典》洋洋大观,是规模恢宏、集大成式的文献巨制。他们在主持编修了《大典》之后,操作这套《昆曲口述史》,无疑是驾轻就熟、游刃有余的。

  有学者认为,口述史可分为口述史料和口述史学两个层次。简言之,口述史料与文献史料、实物史料并列,通过口述方式收集;而口述史学是以口述史料为依据撰写的历史,是采访者与口述者对话交流、通力合作的成果。就《昆曲口述史》而论,其性质无疑是口述史学。课题组在收集、整理了大量口述史料的基础上,精细加工、协调整合,成就了一套当代昆曲口述史学。这足以说明,戏曲口述史研究,已经从行动实践、资料留存转变为理论升华、史学建构。

  在300余万字的宏大昆曲口述篇幅中,从单一的事件史、个体生命史,到同时代“互文”,再到“集体记忆”,一部二十世纪昆曲发展史,在娓娓道来中,别样而鲜活。

  十卷本《昆曲口述史》,是继《昆曲艺术大典》2016年出版后,新推出的最重要的昆曲研究成果,对于研究昆曲人的个体演剧史,乃至昆曲的事件史、发展史,甚至整个中国戏曲史,都有着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和学术意义。古老的昆曲可谓“旧邦新命”,新鲜出炉的《昆曲口述史》,从某种意义上看,是关注昆曲人的生命史,是在为当代昆曲“诊脉”,助力昆曲发展健康笃实、辉光日新。

  《光明日报》(2024年06月27日 16版)

[ 责编:李伯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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