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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身份标识到文化记忆——姓名中的汉字寓意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2024-06-30 0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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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陶曲勇(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中国姓名的起源可追溯到远古时代,最初应该是一种身份标识。《说文解字·女部》:“姓,人所生也。古之神圣,人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因生以为姓。”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时期,大多数孩子的出生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因此,母亲成为确认亲属关系的关键,故“姓”字从女。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部落首领,其姓氏正多从女字旁,如神农姜姓,黄帝姬姓,虞舜姚姓,夏禹姒姓。姓是区别血缘的,是宗族的身份标识。

  随着人口不断繁衍,一个宗族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分解,于是由“姓”衍生出分支“氏”。氏是姓的支系,是源于同一始祖被分出去的各支系庶子的分支标记。氏的命名方法多种多样,可以以受封的国名或地名为氏,以职官为氏,以居住地为氏,等等。姓永远不变,而氏是可变的。如商鞅本是卫国公孙后代,又叫卫鞅或公孙鞅,秦国封他为商君后,他就又称为商鞅。汉代以后,姓与氏逐渐不再区分。

  如果说姓氏是家族标志,代表着家族的历史、传统和荣誉,那么名字则是个人产物,是个体情感的表达,所以《孟子·尽心下》说:“姓所同也,名所独也。”相传,清代文人秦大士在杭州为官时,一次游览西湖岳飞墓,有感而发,作了一副对联:“人从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从中能看出姓与名的关系。不管是无法避开的“姓”,还是精心挑选的“名”,都是通过具体的文字来表达各种内涵和象征意义,姓名文化与汉字文化由此交织融合在一起。下面试从字形和字用两个方面略作阐述。

  字形结构

  与表音文字相比,汉字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以形表意。姓名作为一个人的社会符号,想要突破时空局限,字形是最直接的手段。人类作为视觉动物,获取到的信息大约有80%来自视觉,所以姓名的外在字形最能吸引眼球。从结构上看,汉字可分为独体和合体,独体为文,合体为字,合体字基本由独体字组成,可分可合,各有独立的意义,这就构成了中国文字特殊的艺术性。于是,自古以来就有利用字形变化来取名的现象,通过字形构件之间的形义联系,以增加姓名的美感与趣味。大家较为熟悉的有“拆姓取名”,即拆取姓氏的一部分作为名字,如殷商大臣伊尹、北宋太学生陈东、清代学者阮元、现代音乐家聂耳等。

  古人有名有字,二者最常见的是意义上的联系,但也有不少人利用字形的离合变化来做文章。如南宋诗人谢翱字皋羽,明代官员章溢字三益,清代学者尤侗字同人,都是将名分解为字;又如现代作家老舍先生,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将姓氏拆分为字;也有人取双名中的一部分为字,如清代毛奇龄字大可、卢文弨字召弓等。古代文人还常有雅号,也不乏类似现象,如清代胡汪号古月老人,这是拆分姓氏为号;明代徐渭号水月田道人,则又是拆分名字为号。徐渭还有一枚印章“秦田水月”,也是巧用字形拆分法:徐字拆开为双人、一人、一禾,即三人、一禾,重新组合可为“秦”字,渭字则拆分为田、水、月,组合起来构成印文。

  此外,选取与姓氏偏旁相同的文字作为名字,形成一种特殊的字形现象,也是常见的取名方式,如艾芜、芦荻、流沙河、杨柳桥、霍震霆等。这种命名方式在今天似乎只取其整齐划一的形式美,但古人还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表示行辈。清代学者陈鹤说,“凡兄弟之名有一字而以偏旁相次者”,如汉代刘表之子刘琦、刘琮,魏晋时卫恒之子卫璪、卫玠,张华之子张祎、张韪,梁代的钟岏、钟嵘、钟屿兄弟,还有北齐的高洋、高演、高澄、高湛兄弟等。这种方式有时还较为隐晦,如董卓、董旻兄弟,乍一看,形体上似乎没有联系,其实两人的名字中皆有构件“日”。

  这种字形组合的技巧与中国固有的文字崇拜心理相结合,还衍生出了“析名应谶”的文化传统,即通过拆分姓名来暗示人物命运。如苏轼和苏辙的名字中都有“车”旁,名字的意义也和车有关,其父苏洵曾写过《名二子说》,根据名字结构和字义预言他们的命运。“轼”是古代车前用于乘车人扶手的横木,不是车辆必须具备的零件,所以苏洵感叹:“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担心苏轼命运多舛!而“辙”是车轮压出的痕迹,一辆车的功过,与车辙关系不大,“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苏轼的一生,正如苏洵担心的一样,坎坷曲折;而苏辙的一生,则相对波澜不惊。

  还有许多姓名的字形中包含了特殊的背景与情感,也饶有趣味。例如,“隋”作为姓氏,本源自先秦的随国,但隋文帝开国后,“以魏、周、齐不遑宁处,恶之,遂去走,单书隋字”,从此确定了新的字形。而武则天把名字中的“照”改为“曌”,寓意“日月当空照”,男(日)女(月)都可以君临天下。

  选字用字

  从字用角度来看,姓名的用字选择包含更为丰富的民俗意义和文化背景。早在先秦时,就有取名“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帛”的用字规则。中华传统文化认为,姓名的用字能预示一个人的吉凶祸福,其实很多是属于巧合。如科学家屠呦呦的名字来源于《诗经·小雅·鹿鸣》中的诗句“呦呦鹿鸣,食野之蒿”,而她正是因为发现了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奖,她的名字与她的科学成就之间,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呼应,仿佛是对她杰出贡献的一种寓言式预示。

  今天,许多人在取名时还会参考五行八字等因素,在选择姓名用字时特意补上不足的部分。比如,有人五行缺水,于是取名为“淼”。但“淼”字并不是通用字,正体字应为“渺”,为何不用正体而用一个相对生僻的字呢?因为“淼”字的字形有三个“水”,寓意多水,更重要的还在于“渺”字恰好含有“少水(氵)”两个构件。虽然这种观念在今天看来有些迷信,但也反映了人们对姓名文化的重视和敬畏。

  中国人认为,五行相生相克,不断运动和相互作用,构成了世间宇宙万物。选择姓名用字不仅要补充命运不足,还要符合五行的运行规律。例如,《十驾斋养新录》记载,唐代有人名叫毕构,其子叫毕炕,其孙分别叫毕坰、毕增,其曾孙分别取名镐、鉟、銶、锐,所从偏旁恰好符合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的相生序列。又如,宋代理学家朱熹的名字“熹”字下面是火字旁,而他的父亲叫朱松,他的儿子分别叫朱塾、朱埜、朱在,他的孙子分别叫钜、钧、鑑、铎、铨,他的曾孙分别叫渊、洽、潜、济、濬、澄,五代人的名字偏旁也符合五行相生的顺序。这种用字选择不仅是为了辈分排序,还暗含有子孙繁盛、生生不息的寓意。

  此外,对于姓名用字来说,避免使用生僻字也是非常重要的。人名不仅是个人符号,也是社会现象,所以姓名用字的选择就不能只注意语言意义,而忽视了社会通用性原则。清末四大谴责小说家之一吴沃尧,本字茧人,一次不慎摔伤一足,于是改名为“趼人”,因为“趼”不仅与“茧”同音,且从足兼可表意。可惜“趼”字过于生僻,总被人误认为是形体相近的“妍”字,吴氏最后被逼无奈写了一首打油诗,自嘲并非娇妍美丽之人:“姓氏从来自有真,不曾顽石证前生。倚向妆台揽镜照,阿侬原不是妍人。”令人忍俊不禁。

  与吴趼人不同,京剧艺术家关肃霜改名的故事,堪称姓名用字“变形记”的范例。关肃霜原名“关鹔鹴”,新中国成立前已经小有名气,“鹔鹴”一词本指古代传说中的西方神鸟,且有曲调名为“鹔鹴裘”。关氏的名字既有美好寓意又暗合其职业背景,堪称构思精巧,但从用字角度看,却违背了社会通用性原则。所以,1952年周恩来总理接见她时说,“鹔鹴”二字太生僻,笔画繁多,写起来麻烦,识字不多的人更难以认记,可以简化一些。“关鹔鹴”接受了这个建议,改为关肃霜,既保留了读音的称呼,又照顾了大众的识读,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且《诗经·豳风·七月》有“九月肃霜”一句,古人认为,鹔鹴飞则陨霜,意境高远。改名后的用字既有出处,又与原来的名字保持了联系,堪称雅俗共赏。

  《光明日报》(2024年06月30日 05版)

[ 责编:王宏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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