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孟宪实（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日前，在中华书局推出的《满世界寻找敦煌》一书中，作者荣新江这样写道：“只要查到和敦煌相关的信息，我就去找，就这样一站一站地跑。”从伦敦到巴黎，从哥本哈根到圣彼得堡……40年来，荣新江一路追寻敦煌文献的吉光片羽，为的是寻找敦煌宝藏，寻找中华民族之魂。

　　大家熟悉的敦煌，是一座位于中国甘肃省西部的城市。作为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边郡，敦煌一直沉默着。远征的军队在这里集合，喧闹的情形仅仅是历史的叙述。只是到了近代，因为在这里发现了藏经洞，国际列强纷纷前往，一车车中国珍宝和古代文献被盗运到西方。一时之间，敦煌忽然举世闻名。

　　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荣新江新近推出了《满世界寻找敦煌》（以下简称《寻找敦煌》）一书。读者不禁要问，敦煌就在那里，自西汉设郡以来从未搬离，为什么要满世界去寻找呢？

　　原来，荣教授笔下的此敦煌不是彼敦煌，而是敦煌出土的文物，包括古代纸本文书、壁画、雕塑等，并不是地理上的敦煌。那么，为什么不直接写作“敦煌文物”，非要使用“敦煌”呢？

　　众所周知，敦煌文物的流散，是近代中国痛苦历程中的一部分。敦煌文物属于敦煌，这是历史，是法理，是理想，却不是现实。

　　英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文献、俄藏敦煌文献……丢失的“敦煌”，铺满世界。甚至在世界某个意想不到的角落，也会藏着几件敦煌文物，抽泣着缩成一团。

敦煌写卷刚刚从藏经洞中拿出的样子 图片选自《满世界寻找敦煌》

　　《寻找敦煌》一书的开篇，是一张打开的世界地图，国界并不分明，城市的名字却突兀地耸立着。那便是现在所知“敦煌”的世界分布。当然，敦煌等地的文物在中国也有分布，那也是敦煌丢失过程中的一种证明，性质虽然不同，历史背景却是同一个。除中国外，“敦煌”的世界分布基本上都是发达国度，欧洲多国、美国以及日本，这些国家恰恰正是当年世界殖民主义的主力。

　　《寻找敦煌》一书的主人公是北京大学的荣新江教授，满世界寻找“敦煌”的就是他。而他的足迹，正是该书展开的线索。

　　1985年春天，荣新江从荷兰莱顿出发，首站选择英国。此后40年间，荣新江未曾间断地在欧洲、亚洲和美洲寻找敦煌。所到之处为什么会成为他寻找敦煌的目的地，读罢《寻找敦煌》，便可一目了然。

　　这里所说的敦煌，并非只有敦煌，吐鲁番、库车、和田等地，凡是文物荟萃之地，都曾是列强的狩猎目标，如今则成了荣新江寻找的中国“亲人”。

　　面对已经流散出去的文物，应该怎么办？相对于流散到欧洲的敦煌文书被深锁密室的情形，中国敦煌文书的目录一直在编辑。1931年，陈垣先生主编的《敦煌劫余录》完成，这是中国敦煌学发展史上的标志性著作。如今，《寻找敦煌》的第十一章内容涉及中国各地的敦煌，标题为《敦煌“劫余”录：中国各地藏品拾珍》，延续着相同的情感和表达。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图书馆藏经义策问卷之一 图片选自《满世界寻找敦煌》

　　《敦煌劫余录》的序言由陈寅恪撰写，在“或曰，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的观点之外，陈寅恪表达了另外两层含义。其一，中国现存的敦煌卷子中，仍有一些极具学术价值，如摩尼教经、姓氏录等。其二，如何“内可以不负此历劫仅存之国宝，外有以襄进世界之学术于将来”，这才是他更关心的问题。陈寅恪意识到，只有推进世界学术的进步，才对得起这些流散的国宝。

　　陈寅恪的序言，开篇即指出“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见以来，二十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贡献。吾国学者，其撰述得列于世界敦煌学著作之林者，仅三数人而已”。陈寅恪强调中国学人应该预流，推进世界学术的进步。

　　满怀伤痛，更希望医治伤痛。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很多中国学者踏上欧洲之路，为的就是抄写一些敦煌卷子，王重民、向达、姜亮夫等学者，都成为中国早期敦煌学筚路蓝缕的行进者。然而，在战乱频仍的中国和并不太平的世界，中国的敦煌之痛，始终无法排解。新中国成立不久的1951年4月，北京故宫午门城楼上举办敦煌文物展览，为了配合抗美援朝，揭露的是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敦煌依然在流血。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则流传甚广的传说影响巨大。一位日本教授在中国的大学举办讲座时说：敦煌在中国，而敦煌学在日本。虽然后来有许多人站出来辟谣，但深深刺痛中国学界的影响已然发生。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宣布成立，季羡林先生被推选为首届会长。之后，中国敦煌学在中国大地风起云涌地推动起来。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素文珍藏”卷轴 图片选自《满世界寻找敦煌》

　　国宝被劫掠，伤心理所当然，但要从根本上医治这种伤痛，只能在研究领域迎头赶上，否则感受到的就不仅仅是丢失之痛。所以，积极的学术研究，才是医治敦煌之痛的正解。

　　1984年，荣新江作为北京大学的研究生到荷兰莱顿大学留学，导师是著名的许理和。1985年，因为没有超过25岁，在欧洲有资格使用学生票乘坐火车，荣新江寻找敦煌的旅行正式启动。

　　在北大求学期间，荣新江就深知寻找敦煌的意义，加上早就养成的写日记习惯，使得诸多的旅行细节为《寻找敦煌》增添了极大的趣味性。稍需强调的，这是一部学术旅行书，学术信息、学术思考才是重点。更为准确地说，应该称其为一个人的敦煌学术史。不管是中国还是世界，荣新江当年的寻找，已然是敦煌学历史中重要的一环，不仅开发了敦煌文书的研究，也开启了中国与世界的敦煌对话。

　　荣新江曾经出版过一部《从学与追念——荣新江师友杂记》，从中不难看出饶宗颐、季羡林等老一辈学者对他学术人生的重要影响，其中也写到英国的贝利教授。而荣新江与贝利的见面，在《寻找敦煌》中有更详细的描述。因为要做于阗历史研究的课题，面见贝利教授意义重大。仅仅从贝利家里带走两大口袋资料，就连季羡林先生也要羡慕了。

　　改革开放后，中国在学术研究上开始步入正轨。中国不仅仅要在科技与经济上赶超西方，在人文学术研究方面同样存在迫切性。如今，读者可以从《寻找敦煌》一书中看到中国学者在敦煌学研究方面所做的努力，也能看到更多具体的帮助者，有的可能并不是大学者，但在荣新江的学术人生中，曾经扮演过不可或缺的角色。读《寻找敦煌》，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荣新江个人的学术成长历程。

　　寻找敦煌文书，最具体的是寻找敦煌归义军和于阗史的资料，进而扩大到整个敦煌和西域文物。敦煌的世界分布，并不存在一个总体目录，根本无法按图索骥。

　　然而，荣新江寻找敦煌，持有一种胸有成竹的姿态。究其原因，有两个基础性因素。其一，在北大接受的敦煌学训练。北大图书馆为支持敦煌学的研究，开辟219室为专门的研究室，研究室集中馆内有关敦煌的书籍，有的老先生还把个人图书也提供出来。在这个研究室，荣新江阅读了所能找到的敦煌胶片，对世界各地收藏的敦煌文献做到了心中有数。其二，荣新江在北大参加了季羡林先生主持的西域读书班，努力了解和掌握国际上的相关学术信息。此时，他已经与张广达先生合作撰写了关于于阗史的论文。而对于于阗史的研究，最重要的学者如剑桥的贝利教授等，不掌握他们的研究信息，就无法进行学术对话。到达莱顿之后，荷兰虽然没有收藏敦煌文献，但莱顿大学里丰富的学术书籍和杂志，让荣新江有机会通过学者发表的论文搜索敦煌文献的收藏信息。

　　正是因为拥有这些充足的准备，荣新江寻找敦煌的道路才会越走越畅通。

　　学术关系是荣新江顺利寻找敦煌的重要条件。当年文科研究生获得留学机会，似乎难于上青天。张广达先生与西方学术界的交往，应该是莱顿大学许理和教授接受荣新江留学的一个坚强理由。而徐理和作为荷兰最有代表性的学者，他的推荐信各个学术机构都相当重视。

　　寻找敦煌是敦煌学术之旅，发挥关键作用的还是荣新江的学术素养和宽广识见。当年法兰西438小组（敦煌小组）的那场“鸿门宴”，其实是一次过关考试，荣新江的回答超出了法国学者的预期。于是，法国敦煌小组向他全面开放了资料室，所有东西荣新江可以随便复印。这个过程显现的是学术因果关系，荣新江的个人学识展现令法国专家明白他们的决定是正确的。

　　荣新江与德国学者格罗普的故事更是感人至深。一次，荣新江去汉堡大学，原本计划是去见恩默瑞克教授，但与格罗普教授不期而遇。他们彼此并不认识，但和田研究让他们迅速熟悉起来，特别是荣新江说出格罗普就是《中国新疆和田的考古出土文物》一书的作者时，作者本人感到非常意外。一个来自中国的年轻人，竟然知道这本书店里已经消失的书，这不是奇迹吗？格罗普立刻答应送一本给荣新江，于是两人相约在一个小火车站见面。但是，第一次格罗普因为汽车抛锚未能赶上火车，于是又约了第二次。《寻找敦煌》一书中，荣新江采用了文学的写法：“车站上一个小黑点，随着火车的临近，黑点越来越大，最后变成了高大的格罗普。”这种学术友谊，成为荣新江寻找敦煌过程中时常发生的插曲。

　　在帮助荣新江的人群中，英国国家图书馆中文部主任吴芳思被屡次提及。尽管她曾经到过北大留学，对中国有感情，但这不是她帮助荣新江的全部理由。她给荣新江提供了没有发表的翟林奈编目，S.6980号以后的残卷目录令荣新江收获很大。之后，荣新江给出的建议，立刻让她意识到请荣新江参与编目工作的重要性。1991年，荣新江完成了编目工作，形成《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稿本。至今，这个目录仍是学界必用的工具书。

　　荣新江寻找敦煌，首先成就了自己的学术。1985年7月，他从欧洲回国，立刻进入自己的第一个学术喷发期。1996年访问柏林归来，又创造了他的一个学术高峰。

　　寻找敦煌，只是满足自己的学术发展吗？当然不是。荣新江满世界寻找敦煌，代表的不仅是个人或北大，更代表中国。他找回的敦煌文书，很大程度上加快了中国敦煌学的研究步伐。比如，周一良、赵和平先生研究敦煌的书仪文献，荣新江到达伦敦后便开始替师长核对原卷；又如，荣新江发现S.5902《下女夫词》属于珍贵的文学资料，后来他送给天水师专的张鸿勋先生研究；再如，荣新江发现英藏文献中《唐北庭瀚海军牒状文事目历》是十分重要的唐代军事资料，后来送给了孙继民先生写成专著《唐代瀚海军文书研究》。凡此等等，能列出一个长长的目录。

　　中国敦煌学界到底有多少人获得过荣新江的学术援助，这可以成为一个研究题目。曾经在荣老师的办公室看到两个笔记本，是友人学生从他那里借阅书籍的记录，很多如今敦煌学界的翘楚都大名在列，有人一次可以借走几十本。原来，荣新江千里迢迢从欧美、日本等地背回来的书籍，中国敦煌学界都在不同程度地享用。

　　中国敦煌学终于被世界承认，荣新江先生具有代表性，居功至伟。2000年，国际东方学家大会在日本东京举行，荣新江被盛情邀请作大会主旨演讲。会议主持人、东京大学池田温先生向与会者这样介绍荣新江：国际敦煌学的领军人。如果把敦煌学比作一场奥林匹克运动会，荣新江代表中国勇夺冠军。

　　当然，学术的社会影响是有限的，从社会的角度看，世界冠军依然默默无闻。近些年，荣新江教授的《敦煌十八讲》一书被翻译成多国语言，作为西方多所大学敦煌学的教材被广泛使用。多年前陈寅恪先生指出的敦煌学方向，如今已经有了回响。2021年荣新江当选为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此前中国有两位学者获此殊荣，一是陈寅恪，一是夏鼐。2024年，荣新江被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所有这些荣誉的获得，如果追溯，都应该从1985年开始。如同玄奘，所有后来的荣誉，都源自他的西域之行。

　　《光明日报》（2024年07月20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