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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荣新江寻找敦煌的吉光片羽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2024-07-20 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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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孟宪实(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日前,在中华书局推出的《满世界寻找敦煌》一书中,作者荣新江这样写道:“只要查到和敦煌相关的信息,我就去找,就这样一站一站地跑。”从伦敦到巴黎,从哥本哈根到圣彼得堡……40年来,荣新江一路追寻敦煌文献的吉光片羽,为的是寻找敦煌宝藏,寻找中华民族之魂。

随荣新江寻找敦煌的吉光片羽

  大家熟悉的敦煌,是一座位于中国甘肃省西部的城市。作为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边郡,敦煌一直沉默着。远征的军队在这里集合,喧闹的情形仅仅是历史的叙述。只是到了近代,因为在这里发现了藏经洞,国际列强纷纷前往,一车车中国珍宝和古代文献被盗运到西方。一时之间,敦煌忽然举世闻名。

  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荣新江新近推出了《满世界寻找敦煌》(以下简称《寻找敦煌》)一书。读者不禁要问,敦煌就在那里,自西汉设郡以来从未搬离,为什么要满世界去寻找呢?

  原来,荣教授笔下的此敦煌不是彼敦煌,而是敦煌出土的文物,包括古代纸本文书、壁画、雕塑等,并不是地理上的敦煌。那么,为什么不直接写作“敦煌文物”,非要使用“敦煌”呢?

  众所周知,敦煌文物的流散,是近代中国痛苦历程中的一部分。敦煌文物属于敦煌,这是历史,是法理,是理想,却不是现实。

  英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文献、俄藏敦煌文献……丢失的“敦煌”,铺满世界。甚至在世界某个意想不到的角落,也会藏着几件敦煌文物,抽泣着缩成一团。

随荣新江寻找敦煌的吉光片羽

敦煌写卷刚刚从藏经洞中拿出的样子 图片选自《满世界寻找敦煌》

  《寻找敦煌》一书的开篇,是一张打开的世界地图,国界并不分明,城市的名字却突兀地耸立着。那便是现在所知“敦煌”的世界分布。当然,敦煌等地的文物在中国也有分布,那也是敦煌丢失过程中的一种证明,性质虽然不同,历史背景却是同一个。除中国外,“敦煌”的世界分布基本上都是发达国度,欧洲多国、美国以及日本,这些国家恰恰正是当年世界殖民主义的主力。

  《寻找敦煌》一书的主人公是北京大学的荣新江教授,满世界寻找“敦煌”的就是他。而他的足迹,正是该书展开的线索。

  1985年春天,荣新江从荷兰莱顿出发,首站选择英国。此后40年间,荣新江未曾间断地在欧洲、亚洲和美洲寻找敦煌。所到之处为什么会成为他寻找敦煌的目的地,读罢《寻找敦煌》,便可一目了然。

  这里所说的敦煌,并非只有敦煌,吐鲁番、库车、和田等地,凡是文物荟萃之地,都曾是列强的狩猎目标,如今则成了荣新江寻找的中国“亲人”。

  面对已经流散出去的文物,应该怎么办?相对于流散到欧洲的敦煌文书被深锁密室的情形,中国敦煌文书的目录一直在编辑。1931年,陈垣先生主编的《敦煌劫余录》完成,这是中国敦煌学发展史上的标志性著作。如今,《寻找敦煌》的第十一章内容涉及中国各地的敦煌,标题为《敦煌“劫余”录:中国各地藏品拾珍》,延续着相同的情感和表达。

随荣新江寻找敦煌的吉光片羽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图书馆藏经义策问卷之一 图片选自《满世界寻找敦煌》

  《敦煌劫余录》的序言由陈寅恪撰写,在“或曰,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的观点之外,陈寅恪表达了另外两层含义。其一,中国现存的敦煌卷子中,仍有一些极具学术价值,如摩尼教经、姓氏录等。其二,如何“内可以不负此历劫仅存之国宝,外有以襄进世界之学术于将来”,这才是他更关心的问题。陈寅恪意识到,只有推进世界学术的进步,才对得起这些流散的国宝。

  陈寅恪的序言,开篇即指出“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见以来,二十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贡献。吾国学者,其撰述得列于世界敦煌学著作之林者,仅三数人而已”。陈寅恪强调中国学人应该预流,推进世界学术的进步。

  满怀伤痛,更希望医治伤痛。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很多中国学者踏上欧洲之路,为的就是抄写一些敦煌卷子,王重民、向达、姜亮夫等学者,都成为中国早期敦煌学筚路蓝缕的行进者。然而,在战乱频仍的中国和并不太平的世界,中国的敦煌之痛,始终无法排解。新中国成立不久的1951年4月,北京故宫午门城楼上举办敦煌文物展览,为了配合抗美援朝,揭露的是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敦煌依然在流血。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则流传甚广的传说影响巨大。一位日本教授在中国的大学举办讲座时说:敦煌在中国,而敦煌学在日本。虽然后来有许多人站出来辟谣,但深深刺痛中国学界的影响已然发生。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宣布成立,季羡林先生被推选为首届会长。之后,中国敦煌学在中国大地风起云涌地推动起来。

随荣新江寻找敦煌的吉光片羽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素文珍藏”卷轴 图片选自《满世界寻找敦煌》

  国宝被劫掠,伤心理所当然,但要从根本上医治这种伤痛,只能在研究领域迎头赶上,否则感受到的就不仅仅是丢失之痛。所以,积极的学术研究,才是医治敦煌之痛的正解。

  1984年,荣新江作为北京大学的研究生到荷兰莱顿大学留学,导师是著名的许理和。1985年,因为没有超过25岁,在欧洲有资格使用学生票乘坐火车,荣新江寻找敦煌的旅行正式启动。

  在北大求学期间,荣新江就深知寻找敦煌的意义,加上早就养成的写日记习惯,使得诸多的旅行细节为《寻找敦煌》增添了极大的趣味性。稍需强调的,这是一部学术旅行书,学术信息、学术思考才是重点。更为准确地说,应该称其为一个人的敦煌学术史。不管是中国还是世界,荣新江当年的寻找,已然是敦煌学历史中重要的一环,不仅开发了敦煌文书的研究,也开启了中国与世界的敦煌对话。

  荣新江曾经出版过一部《从学与追念——荣新江师友杂记》,从中不难看出饶宗颐、季羡林等老一辈学者对他学术人生的重要影响,其中也写到英国的贝利教授。而荣新江与贝利的见面,在《寻找敦煌》中有更详细的描述。因为要做于阗历史研究的课题,面见贝利教授意义重大。仅仅从贝利家里带走两大口袋资料,就连季羡林先生也要羡慕了。

  改革开放后,中国在学术研究上开始步入正轨。中国不仅仅要在科技与经济上赶超西方,在人文学术研究方面同样存在迫切性。如今,读者可以从《寻找敦煌》一书中看到中国学者在敦煌学研究方面所做的努力,也能看到更多具体的帮助者,有的可能并不是大学者,但在荣新江的学术人生中,曾经扮演过不可或缺的角色。读《寻找敦煌》,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荣新江个人的学术成长历程。

  寻找敦煌文书,最具体的是寻找敦煌归义军和于阗史的资料,进而扩大到整个敦煌和西域文物。敦煌的世界分布,并不存在一个总体目录,根本无法按图索骥。

  然而,荣新江寻找敦煌,持有一种胸有成竹的姿态。究其原因,有两个基础性因素。其一,在北大接受的敦煌学训练。北大图书馆为支持敦煌学的研究,开辟219室为专门的研究室,研究室集中馆内有关敦煌的书籍,有的老先生还把个人图书也提供出来。在这个研究室,荣新江阅读了所能找到的敦煌胶片,对世界各地收藏的敦煌文献做到了心中有数。其二,荣新江在北大参加了季羡林先生主持的西域读书班,努力了解和掌握国际上的相关学术信息。此时,他已经与张广达先生合作撰写了关于于阗史的论文。而对于于阗史的研究,最重要的学者如剑桥的贝利教授等,不掌握他们的研究信息,就无法进行学术对话。到达莱顿之后,荷兰虽然没有收藏敦煌文献,但莱顿大学里丰富的学术书籍和杂志,让荣新江有机会通过学者发表的论文搜索敦煌文献的收藏信息。

  正是因为拥有这些充足的准备,荣新江寻找敦煌的道路才会越走越畅通。

  学术关系是荣新江顺利寻找敦煌的重要条件。当年文科研究生获得留学机会,似乎难于上青天。张广达先生与西方学术界的交往,应该是莱顿大学许理和教授接受荣新江留学的一个坚强理由。而徐理和作为荷兰最有代表性的学者,他的推荐信各个学术机构都相当重视。

  寻找敦煌是敦煌学术之旅,发挥关键作用的还是荣新江的学术素养和宽广识见。当年法兰西438小组(敦煌小组)的那场“鸿门宴”,其实是一次过关考试,荣新江的回答超出了法国学者的预期。于是,法国敦煌小组向他全面开放了资料室,所有东西荣新江可以随便复印。这个过程显现的是学术因果关系,荣新江的个人学识展现令法国专家明白他们的决定是正确的。

  荣新江与德国学者格罗普的故事更是感人至深。一次,荣新江去汉堡大学,原本计划是去见恩默瑞克教授,但与格罗普教授不期而遇。他们彼此并不认识,但和田研究让他们迅速熟悉起来,特别是荣新江说出格罗普就是《中国新疆和田的考古出土文物》一书的作者时,作者本人感到非常意外。一个来自中国的年轻人,竟然知道这本书店里已经消失的书,这不是奇迹吗?格罗普立刻答应送一本给荣新江,于是两人相约在一个小火车站见面。但是,第一次格罗普因为汽车抛锚未能赶上火车,于是又约了第二次。《寻找敦煌》一书中,荣新江采用了文学的写法:“车站上一个小黑点,随着火车的临近,黑点越来越大,最后变成了高大的格罗普。”这种学术友谊,成为荣新江寻找敦煌过程中时常发生的插曲。

  在帮助荣新江的人群中,英国国家图书馆中文部主任吴芳思被屡次提及。尽管她曾经到过北大留学,对中国有感情,但这不是她帮助荣新江的全部理由。她给荣新江提供了没有发表的翟林奈编目,S.6980号以后的残卷目录令荣新江收获很大。之后,荣新江给出的建议,立刻让她意识到请荣新江参与编目工作的重要性。1991年,荣新江完成了编目工作,形成《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稿本。至今,这个目录仍是学界必用的工具书。

  荣新江寻找敦煌,首先成就了自己的学术。1985年7月,他从欧洲回国,立刻进入自己的第一个学术喷发期。1996年访问柏林归来,又创造了他的一个学术高峰。

  寻找敦煌,只是满足自己的学术发展吗?当然不是。荣新江满世界寻找敦煌,代表的不仅是个人或北大,更代表中国。他找回的敦煌文书,很大程度上加快了中国敦煌学的研究步伐。比如,周一良、赵和平先生研究敦煌的书仪文献,荣新江到达伦敦后便开始替师长核对原卷;又如,荣新江发现S.5902《下女夫词》属于珍贵的文学资料,后来他送给天水师专的张鸿勋先生研究;再如,荣新江发现英藏文献中《唐北庭瀚海军牒状文事目历》是十分重要的唐代军事资料,后来送给了孙继民先生写成专著《唐代瀚海军文书研究》。凡此等等,能列出一个长长的目录。

  中国敦煌学界到底有多少人获得过荣新江的学术援助,这可以成为一个研究题目。曾经在荣老师的办公室看到两个笔记本,是友人学生从他那里借阅书籍的记录,很多如今敦煌学界的翘楚都大名在列,有人一次可以借走几十本。原来,荣新江千里迢迢从欧美、日本等地背回来的书籍,中国敦煌学界都在不同程度地享用。

  中国敦煌学终于被世界承认,荣新江先生具有代表性,居功至伟。2000年,国际东方学家大会在日本东京举行,荣新江被盛情邀请作大会主旨演讲。会议主持人、东京大学池田温先生向与会者这样介绍荣新江:国际敦煌学的领军人。如果把敦煌学比作一场奥林匹克运动会,荣新江代表中国勇夺冠军。

  当然,学术的社会影响是有限的,从社会的角度看,世界冠军依然默默无闻。近些年,荣新江教授的《敦煌十八讲》一书被翻译成多国语言,作为西方多所大学敦煌学的教材被广泛使用。多年前陈寅恪先生指出的敦煌学方向,如今已经有了回响。2021年荣新江当选为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此前中国有两位学者获此殊荣,一是陈寅恪,一是夏鼐。2024年,荣新江被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所有这些荣誉的获得,如果追溯,都应该从1985年开始。如同玄奘,所有后来的荣誉,都源自他的西域之行。

  《光明日报》(2024年07月20日 12版)

[ 责编:孙宗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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