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学术笔谈】

　　编者按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在反思启蒙理性的过程中，日益关注非理性因素的作用，感官史、情感史研究随之兴起。其中，感官史研究打破文本和视觉中心主义的单一叙事，将听觉、嗅觉等身体感知纳入历史范畴，关注不同时期感官等级序列的演变以及感官的社会与文化建构，拓宽了史学研究的范畴，推动史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革新。本期刊发的文章聚焦中世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三个历史阶段，分别选取听觉、嗅觉、视觉三大感官维度，考察各时段感官序阶的变化以及原因，不同感官体验与国家治理、社会秩序构建、文化认同的关系等，以期引发学界的更多关注。

　　作者：董子云（浙江大学历史学院长聘副教授）

　　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对西欧中世纪史的感官维度关注增多。既有研究揭示了西方感官文化的历史变迁，也提醒我们注意一种在中世纪社会文化生活中扮演关键角色的感官——听觉。从西方文明的古典时代起，哲学家们就将视觉与听觉视为比嗅觉、味觉和触觉更为“高级”的感官，因为它们无需直接接触，就能够觉知事物之间的比例以及和谐与否。在中世纪西欧，不乏有人像日耳曼神学家拉班·莫尔那样，将听觉奉为“最完美的感官”。

　　中世纪是一个喧闹的时代。教堂清脆悠扬的钟声，集市中嘈杂的叫卖声，工坊沉重又有节奏的金属敲击声，牲畜此起彼伏的叫声，战场上的战吼声和兵器声……一切看似杂乱无序，却构成了中世纪西欧社会的“声音图景”。那么，听觉究竟如何影响乃至塑造中世纪西欧社会？

　　首要而言，听觉参与塑造中世纪西欧人的信仰世界，无论是宗教信仰还是世俗的政治信仰。在中世纪神学家看来，听觉是一种虔诚的感官。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回忆起教堂中的音乐和唱诵，使其“虔诚的心绪愈发强烈”。在12世纪神学家里尔的阿兰笔下，听觉是“神学”女神选择的那匹马，带领“实践智慧”进入天国。到13世纪，托马斯·阿奎那依然相信，听觉才是理解真理最可靠的途径。在中世纪发展起来的基督教宗教仪式可谓是全方位的感官盛宴，听觉在其中不可或缺，与其他感官协同激发信众的宗教情感。中世纪教堂的建筑结构和布局，有助于保障布道演说和宗教音乐获得较佳的效果。教堂中的雕塑、器皿以及图像往往附带铭文，方便信徒高声朗读，唤起共同的宗教记忆。

　　西方世俗政治信仰的塑造，在很大程度上受中世纪教会仪轨的启发，通过多重感官体验塑造民众对君王的敬畏与热爱。以法国国王的祝圣加冕礼为例，根据10世纪《兰斯教会史》的记述，在法国第一位基督教国王克洛维于兰斯受洗加冕的过程中，人们看到超自然的光芒、听到上帝的声音、闻到甜美的芳香。而在此后的各类国王加冕礼仪轨书中可以看到，加冕仪式上念诵祷告文本和咏唱颂歌等听觉表演，均有严格的次序，并且要在特定的位置进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声音相互呼应。新即位的国王需在主祭坛前宣誓捍卫教会、维护和平、伸张正义，并效法上帝的榜样仁慈待民。观众的高呼声亦至关重要，象征着人民对国王的认可和支持。

　　听觉在塑造信仰之外，还调节着中世纪人的日常生活。中世纪的人们因为身份地位和职业不同，有着不同的活动半径。但是，有一些声音是他们生活中共同的调节器。手摇琴的声音让人不自觉地放下手头的活计，手拉手加入到卡洛勒舞蹈之中。教堂钟声则提醒人们每年、每月、每日的节奏。它召集村民参加弥撒，提醒村民危险临近，告知村民有宗教节庆或是婚礼。钟声覆盖的范围，也就是村民生活的核心空间。城市也有自己的钟楼，这些钟楼高耸而雄伟，是城市的地标，也是其政治自主权的象征。城市钟楼唤起城市居民的集体行动，通知紧急事件，督促市民迅速做好准备。

　　声音的调节功能，使其成为维系政治及社会关系的纽带。四处游走的“叫喊者”是传播各类信息的核心角色。商人叫喊者穿越城市大街小巷，推销商品；公共叫喊者则站在十字路口或是重要的政治、宗教场所前，向居民宣讲最新的政治活动或法律法规。叫喊声定义了一个人的社会身份，伴随他的整个生命周期。在佛兰德尔的习惯法以及13世纪德意志贵族埃克·冯·雷普高编纂的《萨克森明镜》中，婴儿第一声啼哭如若“响彻房屋四周”，家族财产便顺理成章地转移到他的身上。而在葬礼上，集体的哭泣和叫喊亦是不可或缺的环节。在这个口头传播胜过书面的时代，成文法也必须在公共场合宣读颁布，场面相当隆重。权力在公共叫喊者嘹亮的嗓音中得到巩固，而被统治者则通过静默表示同意。在期待已久的和约最终颁布的时候，民众也会发出“喜悦的叫喊”。

　　声音是社会凝聚力的来源，也可能是政治秩序的威胁。“人民之声即上帝之声”，这一表述最早或出现在查理曼的顾问阿尔昆的书信中。阿尔昆建议查理曼，不要听从人民的意志，因为“群众的叫喊总是接近疯狂”。700多年后，马基雅维利对这一格言的阐释发生了根本性转向。在他看来，“普遍意见的预判之准确，令人惊叹”。中世纪社会依靠口耳相传的社会声望，维系自身运转平衡；但是，也有另一种借助口耳传播的信息，它会动摇公共秩序，造成集体恐慌，这就是谣言。在编年史家的笔下，叛乱者往往发出不祥的声音，这些声音意在破坏既有统治秩序。“喧哗”意味着民众明显的不满与歧见，“低语”意味着叛乱者的密谋，“叫喊”是叛乱爆发的标志。1280年布鲁日的叛乱被称为“穆拉马耶”，这与叛乱者发出的声音或者低语有关。不久之后，在德国的吕贝克和马格德堡，人们也用类似的名称指称城市骚乱。信息的口耳传播渠道对于构筑人的社会关系如此重要，以至于13世纪加泰罗尼亚哲学家雷蒙·卢尔在五感之外，引入“言语”作为第六种感官。

　　听觉也是中世纪文化生活中的关键感官。这一时期虽然已经出现低声阅读和默读，但高声朗读依然是占据主导地位的阅读形式，这也使得阅读行为普遍带有公共表演的色彩。高声朗读的场合多种多样，既可以是在教堂中诵读仪式性文本，也可以是在宫廷中，在众多王公贵族面前，朗诵某部用通俗语言撰写的编年史。即便是大学教育，口头环节的重要性也远胜于书面。例如，对于无法拥有整部《民法大全》的法学生而言，听记是学习最重要的环节。大学考试采用口试形式，在论辩中考查学生对经典文本和关键论据的记忆与使用。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通过说唱传播的历史故事，比编年史中的文字更深入人心。如果说中世纪的西欧存在某种集体记忆的话，这种记忆主要是通过听觉塑造的。

　　在拉丁语不再是学术与文学的唯一语言后，欧洲各民族所使用的通俗语言开始拥有美学意义，成为正在孕育之中的民族情感的核心组成部分。成文于14世纪末的法语教材《语言的说法》告诉读者，法语是拉丁语之后，“世界上最美丽、最优雅、最高贵的语言”。法兰西民族英雄贞德在接受审判时，将对法兰西王国和民族的信仰，归因于自己听到天使显灵的声音。当被问及米歇尔及众天使说的是什么语言的时候，贞德答道，他们的声音“美好、温柔、谦卑”，而且说的是法语。可见，通俗语言正日渐成为民族身份的标志，其语音之美是民族自信的重要来源。

　　中世纪的西欧是一个强烈依靠听觉而维系的世界，同时也是一个试图调整、管制声音，从而实现宗教和世俗的和谐的世界。但随着书面文化在国家治理和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不断渗透，尤其是中世纪末期印刷术和纸张的推广进一步提升了视觉媒介的地位，听觉的社会文化功能有所弱化，逐渐扮演辅助和从属角色。伴随着中世纪晚期深刻的政治社会结构转型，一种新的、愈加以视觉为中心的感官文化渐具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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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2026年09月21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