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兵（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

　　科举是我国自隋代产生，直至清光绪三十年结束，主导了中国近一千四百年时间的人才选拔制度，对中国传统社会在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即使是在贵族官绅阶层，科举也仍是非常重要的大事。对于寒门士子而言，科举几乎更是唯一改变命运的途径与机会。因此，科举可以说是传统社会中最受关注的大事之一。但是，历史上对科举也不乏批评之声，除了针对科考舞弊案件的声讨之外，还有一批人从“道”的层面对科举制度及其影响也作出了审视和反思，比如两宋理学家程颐和朱熹。

　　程颐曾在北宋嘉祐四年参加科考，结果廷试落第，遂放弃举业，主要以教学为生。不过他虽然看轻仕途，对科举的批评却比较平和，说：“人多说某不教人习举业，某何尝不教人习举业也？人若不习举业而望及第，却是责天理而不修人事。但举业，既可以及第即已，若更去上面尽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可见程颐并非完全否定科举的意义，当然他是从登第改变个人命运的角度来说的。程颐在教学中不得不适当教弟子习举业以谋取功名，因为这是大多数士子们所必须面对的现实需求。但他同时又指出，习举业仅仅只是解决生计问题，无法指望从中能充分体认义理本原，获取对“道”的真正了解。

　　关于学者究竟该如何应对举业，程颐甚至还提出了较为具体的建议，他说：“或谓科举事业，夺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十日为举业，余日足可为学。然人不志此，必志于彼。故科举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夺志。”（《河南程氏外书》卷十一）也就是说，学者拿出部分时间，比如“一月之中，十日为举业”，这是可以的，前提是必须坚定求取为己之学的志向，不可一心只求功名，否则不啻玩物丧志。如有弟子“问作文害道否？”程颐就说：“害也。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书曰‘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宋代的科举大体分常科、制科和武举三类，其中又以常科最受关注。程颐这里讲的“作文”“为文”之“文”，主要是指常科中的诗赋和策论等“文章”，当时整个社会都很重视诗赋的写作。但理学家们多以其为“小道”，认为一旦士子重视“为文”，其志向往往将局限于此，而无暇也无心去把握天地人生之大道了。可见程颐在以科举取士的时代背景下，对科举本身并没有完全否定，只是担心其会动摇读书人努力追求“道”这一世界普遍原理的意志。

　　朱熹也很赞成“作文害道”的看法，说：“才要作文章，便是枝叶，害着学问，反两失也。”（《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他认为“文章”之事相比圣贤学问而言不过是“枝叶”，人们若是不能合理对待科举应试与圣贤人格之培养的关系，必然会对二者都造成妨害。但科举很多时候也是广大士子改善生存环境的必经之途，他们不得不为之努力。朱熹道：“科举累人不浅，人多为此所夺。但有父母在，仰事俯育，不得不资于此，故不可不勉尔。其实甚夺人志。”（《朱子语类》卷十三）按照朱熹的意思，年轻士子因为有孝亲育子、养家糊口的压力，不得不通过科举以谋求一定的功名俸禄，其本无可厚非。但“谋道”之志在现实生活中又往往会被“谋食”所摧折，这是问题之关键所在。

　　面对这一问题读书人该如何解决呢？其实早在程颐那里就曾有弟子请教过：“家贫亲老，应举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修可以免此？”程颐答曰：“此只是志不胜气。若志胜，自无此累。家贫亲老，须用禄仕，然得之不得为有命。”（《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在程颐看来，士子通过科举取得功名俸禄以孝养双亲，此举有其现实必要性与合理性；但士子一方面要有一个坦然和理性的态度，另一方面更要坚定学为圣贤的志向，以此来克治名利之心对身心修养的妨害。

　　名利之心亦是“外慕之心”。朱熹说：“切须去了外慕之心。”（《朱子语类》卷八）但科举制度本身又并非全然错误，前贤也大都通过科举走上政治、文化的舞台而广为人们所知：“科举之习，前贤所不免，但循理安命，不追时好，则心地恬愉，自无怵迫之累。”（《答严居厚》，《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五）因此关键是读书人要懂得“循理安命”，有一个健康的心态，并能分清主次轻重：“士人先要分别科举与读书两件，孰轻孰重。若读书上有七分志，科举上有三分，犹自可；若科举七分，读书三分，将来必被他胜却，况此志全是科举。所以到老全使不着，盖不关为己也。圣人教人，只是为己。”这些说法与程颐的相关主张如出一辙，即都强调为己之学，不可徒慕名利。

　　所以，朱熹和程颐一样，对科举本身并不曾完全否定。《朱子语类》卷十三中，朱熹说：“非是科举累人，自是人累科举。”他主张科举可应，因为即使孔子复生于此世，“也不免应举”，只是作为应举者应当将“得失利害”“置之度外”，以一种超然的态度对待。同时他也认为，对待科举能否超然淡定，实际上与每个人的气质禀赋，也就是“天资”有关，如他自己对科举就是“自小便见得轻”。如果无法做到天然如此，那就只能通过努力修养德性，“用力胜治”以超脱名利之心来实现。这一“胜治”之法，在学者自身固然是要严辨义利，克己胜私，而针对举业的教与学，朱熹也曾明确指出：“科举文字固不可废，然近年翻弄得鬼怪百出，都无诚实正当意思，一味穿穴，旁支曲径，以为新奇……”在此他对当时不够“诚实正当”的科举文风予以了严厉批评，所以他要求举子在写作中不可刻意追求新奇而浮夸曲解，教师也应“取三十年前浑厚纯正、明白俊伟之文诵以为法”（《答陈肤仲》，《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九），以努力培养学生良好的文风。

　　《光明日报》（2024年07月20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