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争鸣】

　　作者：孙向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编者按

　　近年来，学界提出构建“汉语哲学”，从汉语哲学的视域回应人类普遍关切的问题，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关注。其中，对于如何把握汉语哲学的内在特征、呈现形式、认知范式、研究方法等，学界仍有诸多不同的看法和认识。本刊此次特别约请孙向晨教授就汉语哲学的几个重点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以期引发学界的进一步关注与思考。针对“汉语哲学”这一话题，期待大家踊跃参与讨论，通过深度对话交流，更好推进汉语哲学研究的发展。

　　自2006年始，不断有学者使用“汉语哲学”这一概念，“汉语哲学”得到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2022年“汉语哲学”被评为“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之一，同年北京大学成立了“汉语哲学研究中心”。2024年在武汉大学举办的先锋哲学论坛上，“汉语哲学”又成为相互交流交锋的重要主题，一些海外学者也开始参与这一论题的讨论。近年来，学者们对于“汉语哲学”的概念、意涵甚至是译名都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这里，笔者尝试从汉语哲学的几个基本问题出发，围绕关于汉语哲学的学术争论作进一步梳理和阐发。

　　什么是汉语哲学

　　关于“汉语哲学”的第一个争论便是“什么是汉语哲学”，在“中国哲学”之外，为什么还要提“汉语哲学”？

　　关于“汉语哲学”有好几种相关的说法，有学者认为“汉语哲学”是用西方哲学审视中国自身的思想传统，也有学者认为“汉语哲学”致力于如何有效地运用汉语来研究与表达西方哲学，这些虽然跟“汉语哲学”的论题沾点边，但总体上还算是国内中国哲学或西方哲学研究范畴所进行的工作，并不是目前关于“汉语哲学”争论的焦点。另有两个较为典型的界定，一是认为“汉语哲学”是关于汉语言的哲学，是一种语言哲学；二是认为“汉语哲学”是以汉语思考、讨论哲学问题而形成的哲学思想。对此，笔者都有疑义，认为前者的定义较为狭隘，忽视了“汉语哲学”非常宽广的论域，而后者的定义又过于宽泛，几乎涵括了中国哲学界所进行的所有工作。笔者把“汉语哲学”定义为基于“汉语世界”的生存论经验所进行的哲学探索，包括了揭示人类通过语言与文化“积淀”形成的理解“汉语世界”的共同基础，揭示开放的“生活世界”所带来的文明间碰撞与融合，回应人类在一个古今中西交融的现代社会中面临的根基性问题与挑战。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许能解释，为什么在“中国哲学”之外还要提出“汉语哲学”的概念：其一，“中国哲学”以“中国哲学史”为其基本的建构框架，更多的是一个“面向历史”的学科建制，包含了许多思想史与学术史的内容，“汉语哲学”则以哲学问题本身为目标。其二，在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哲学史的整理多以西方哲学的范式为圭臬，于是就有了所谓“反向格义”以及“中国哲学合法性”的疑问，“汉语哲学”立足于“汉语世界”，基于“汉语世界”的生存论经验来论述普遍性（这里的“普遍”只是汉语意义上广泛和共同的意思，而不是柏拉图意义上“抽象”的普遍性）的哲学问题。其三，“中国哲学”始终以某种分割方式来研究各流派各时期的哲学，“汉语哲学”更注重在“汉语世界”中所生成思想背后的各种逻辑性的结构，而非各流派的特色。其四，“中国哲学”的名称即以中西分割为前提，而“汉语哲学”基于“汉语世界”自身的开放性，始终以一种融会方式来面对人类生存的根基性问题。其五，与“中国哲学”注重“过去”的研究不同，“汉语哲学”更多的是一种面向现实，指向“未来”的哲学。总的来说，虽然现代的“汉语世界”较之传统有根本性变化，但“汉语世界”本源性思想框架作为一种哲学结构依然起着巨大作用，在融合人类各种思想渊源的努力中，“汉语哲学”最终的责任与使命是对经济全球化时代人类生存的普遍性处境提出问题与解答。

　　汉语哲学不是一种语言哲学

　　关于“汉语哲学”要处理的第二个争论是，“汉语哲学”是不是一种“汉语言哲学”，也就是以哲学方式来分析、处理“汉语”中基本的语言问题。

　　在不太严格意义上，我们当然可以将其包含进“汉语哲学”的研究之中，视之为“汉语哲学”的某个部分，“汉语哲学”不可避免地会处理到汉语自身的许多特质及其带来的深远影响。但“汉语哲学”的目标肯定不在语言哲学的问题上，而是重在由“汉语”所带出的那个“生活世界”，这也就是为什么笔者特别强调与“汉语哲学”相对应的“汉语世界”这个概念。某种意义上讲，“汉语”在三个层面与“哲学”发生着关联，一是作为思维载体的语言，其内在结构需要得到哲学上的深刻反思；二是作为一种语言体系，汉语承载着人类某种共通的观念与原则；三是汉语综合性地指涉一种先在性的“生活世界”。现代哲学充分表明，语言从来不只是中立的表达工具，其内在结构会指引出人类生存的基本样态，深入刻画“生活世界”的特质，从而消除各自的生存盲区。

　　西方哲学家过往在讨论“语言”之于生活世界的奠基性作用时，多基于印欧语系的经验。事实上，“汉语”与印欧语系差异较大，虽然它们都是人类表达自身的载体，但“汉语”不是以语音为中心的，而是更注重书写形式，会将自身对于世界的理解融入文字构造中，其文字则独有言—象—意的三元结构，超越逻各斯中心主义。这种根基性差异会导致生存世界之间的巨大区别，为人类揭示另一种生存的可能性，以至于后期海德格尔曾说，“我们欧洲人也许就栖居在与东亚人完全不同的一个家中”，“尤其对东亚民族和欧洲民族来说，语言本质始终是全然不同的东西”。这种根基性的差异正是“汉语哲学”最初的立足之处，基于这样一个独特的“生活世界”同样为哲学的探索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也有学者质疑这里所讲“汉语”究竟是古汉语，还是现代汉语？事实上，汉语虽有古今之别，本身并没有完全被割裂，即便是现代汉语所用字词的基本含义与古汉语的意涵依然有内在关联，因此并不需要刻意地去割裂，哲学的反思恰恰是要揭示其中的“视界融合”。还有学者指出，现代汉语中有许多早年来自日本的翻译概念，比如“哲学”就是一例。尽管许多西方概念最初由日本人首先翻译成汉语，但这依旧是在“汉语世界”的语境中翻译出来的，体现的也正是“汉语世界”的“容纳力”。在现代中国，大规模的西方概念被翻译成现代汉语，这已远远不是一个单纯的语言问题了，而是人类不同的文明板块相“碰撞”的产物，现代汉语在此种意义上充分表现出基于汉语传统的巨大“容纳力”。

　　毋庸讳言，“汉语哲学”借鉴了洪堡的“语言世界观”理论或萨丕尔-沃尔夫的假说，他们都强调语言在塑造我们世界观方面的重大影响，现代哲学更强调语言对于我们“生活世界”的奠基性作用。哲学是一种对人类共同关切的思想探索，人类的共通性既是人们相互理解的基础，也是哲学的基础，但不同语言所反映的“生活世界”必定会给我们提供不同的视角，这些视角本身需得到哲学上的反思，视角的提出是为了消除人类之间的盲点。“汉语哲学”将通过与其他哲学传统不断对话与互动来丰富和扩展其话语的边界。这样的哲学抱负远远不是语言哲学所能涵盖的。

　　汉语哲学不止是汉语所书写的哲学

　　这里要解读的第三个争论是把“汉语哲学”理解为用汉语进行思考、表达与书写的哲学。

　　在这个意义上，“汉语哲学”看上去会显得更为普遍，更为包容，实则这样的界定过于宽泛，“汉语”在此似乎重回一个语言工具的位置，这样做的“哲学”失却了源自“汉语世界”的种种规定性，也失却了“汉语世界”独到的视野；如果仅仅因为用汉语来思考、书写与表达西方哲学，其就是“汉语哲学”的话，那我们还有必要发明这个概念吗？一个缺乏明确界定的概念必定会让“汉语哲学”丧失其价值与作用，也会引发对发明这个概念必要性的种种质疑。

　　界定“汉语哲学”的重心并不在“运用汉语”上，而在“哲学”上，“汉语哲学”应该有其独特的规定性，这种“哲学”主张：一是注重作为哲学基础的“汉语世界”的生存论经验，强调对其本源性思想的哲学自觉；二是注重哲学视野的融合，形成“汉语世界”更开阔的哲学视域；三是注重在哲学上回应现实与未来的挑战。哲学不仅通过反思过去的思想资源而得到某种概念上的跃迁，更是面向未来的。就人类的普遍关切而言，“汉语哲学”的论述是普遍性的、共通性的，就与“汉语世界”的相关性而言，其哲学主张是有独特规定性的。比如张世英先生的“万有相通”、张祥龙先生的“家与孝”、赵汀阳先生的“天下体系”等都具有这样的一些特征，很好地满足了“汉语哲学”的基本主张，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学术成就。还有一些海外学者，像美国学者安乐哲、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于连、德国学者何乏笔等人在这个领域也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他们完全是用西方语言来表达与书写哲学的，涉及英语、法语、德语，按照笔者所下定义，他们同样属于“汉语哲学”的范畴，他们深入反思“汉语世界”的生存论经验以作为哲学的基础，对源自“汉语世界”的本源性思想有高度的哲学自觉，在哲学形态上亦是高度融合的，在哲学的关切上则始终致力于人类所共同面临的根本问题。他们用西方语言理解和传达的是带有“汉语世界”色彩的哲学思想，而非局限于用“汉语”来表达或写作哲学。作为哲学，“汉语哲学”始终是以一种去语境化的理论方式表达出来的。

　　有人认为“中国哲学”与“汉语哲学”在英语中似乎都可以用Chinese一词来表达，因而难以分辨，进而提出“汉语哲学”多余论。事实上，这正是“汉语哲学”的价值所在。在英语中“Chinese”既指哲学所属的语言—文化传统，也指一个具体的国别。在汉语语境中，“中国”和“汉语”有着清晰、明确的区别，这是母语细致与优势之处，恰是英语体现不出来的地方。我们不能立足外人眼光来决定是否需要“汉语哲学”，而要立足“汉语世界”，做好分内的工作，这才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如何做好“分辨”工作可以留给海外学者去做，一如我们会努力地在汉语中去细致地分辨西方哲学中语言表达的差异。“汉语哲学”能否作为哲学家的工作范式而获得国际学界的认可，不是一个口头可以回答的问题，是需要扎扎实实的工作来实现的。

　　全球哲学：哲学的共通性与独特性

　　“汉语哲学”受到的另一大质疑在于“汉语世界”似乎收缩了哲学边界，“汉语哲学”似乎不再是一种追求普遍性的哲学。

　　“汉语哲学”究竟是“普遍的”还是“特殊的”？这里涉及对于“普遍性”的理解。这种提法本身就可能深陷柏拉图式的普遍—特殊的框架之中。哲学基于人类生存共通性的特质，追求的是其普遍性价值（再次重申这是在汉语意义上“普遍”的含义），这是哲学的自我期许。但在不同的文明中，人类对其生存最基本的问题会给出不同面向的思考与解答，并通过各自的语言系统形成某种本源性的思想框架。哲学有其普遍关切，但在出发点上各有其独特性，会受限于某种特定语言体系背后的思想框架，但哲学完全可以以去语境化的、理性化的方式来表达，从而在全球范围为人类提供多样性的视角。不同文明之间有哲学上的差异是自然而然的，这并不意味着各自是封闭的，也不意味着各自是自我中心主义的，从而标榜自身比其他语言世界更重要或更优越。在差异性与独特性的前提下，完全可以“各美其美”。人类正是在相互学习相互补充中生存下去的。作为一个理性批判的活动，哲学是对语言世界背后思想框架的高度反思，意味着对自身所属的特定框架的边界有所自觉，对寻求的突破与融合有所自觉。“汉语哲学”对自身所在的“语言世界”有高度的自觉性，同时又自觉于“超越”语言世界的限制。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汉语哲学”的提出正是为了更好地建设人类共同的家园。笔者相信，在人类文明的层面上，很难受限于一种柏拉图意义上的“普遍”，很难以这种强硬的、狭隘的方式去理解人类的共同性，而更应该强调的是人类之间的共通性，或者是一种“家族相似”。不同文明为此提供了差异化的理解，而哲学为此提供了可沟通的理性平台，多元的思考模式可以帮助我们共同来构筑一种“全球哲学”，“汉语哲学”不是某种普遍“世界哲学”的特殊体现，而是“全球哲学”的共同组成部分。尽管是基于“汉语世界”的独特视角，但“汉语哲学”的思考依旧是立足人类的普遍性问题，“汉语哲学”应该深入到各个哲学领域，例如政治哲学、道德哲学、知识论、科技哲学、人工智能哲学、环境哲学、应用伦理学，等等。

　　就此而论，“汉语哲学”的首要任务并不在于中西哲学间的对话，“汉语哲学”正是要摆脱“汉学主义”的干扰，回归到现时代的思想本身。“汉语哲学”不是一种比较哲学，但有一种比较的视野；“汉语哲学”是一种“后比较哲学”的样态，追求的是一种视界融合的哲学创作；重要的是对于人类根本性问题能提出自己的普遍性看法与回应。

　　经济全球化时代需要的是“全球哲学”，但今天的哲学依然一定程度上被西方的思想传统所主导，也依然有许多盲点。哲学的全球性亟待在新的框架下得以建构，以更多元化的方式得到展开。发展“汉语哲学”，能够帮助“全球哲学”实现其多元化的样态。基于“汉语世界”的独特智慧，承认不同文明间的差异，强调开放与融合，在哲学的层面上共同应对人类当代面临的困境与挑战，这是“汉语哲学”的根本使命。

　　《光明日报》（2024年08月19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