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吕振

　　在我的脑海中，经常会浮现这样的情景：在北京市朝阳区安贞里，一位七十多岁、视力衰退的老者，前倾着身子坐在电脑前，用大号字艰难地为我解答学术问题；夏日里，他顶着太阳，去邮局给我这个并不熟识的远方学子寄书。

　　这位老者，便是鲁迅研究专家王得后先生。

　　十几年前，我还在青岛大学中文系读书，在帮助冯光廉先生整理资料的过程中，我看到了王得后先生致冯先生的一封毛笔信札，上面写着王先生的电子邮箱。王先生是研究现代文学的老一辈学者，1934年生人，这一代学者会上网的很少，王先生却能够自如地收发电子邮件，可见他愿意接受新事物，乐于挑战自己。

　　我喜欢读先生的文章，此前已经读过他的学术著作《两地书研究》《鲁迅心解》和随笔集《垂死挣扎集》。经查阅得知，他还出版过《人海语丝》《世纪末杂言》等杂文集。然而当时青岛像样的文史类书店不多，许多学术著作难觅。于是想给先生写封邮件，问问他是否还有存书。邮件发出的第二天，就收到了先生的回信，他说他会到鲁迅博物馆的书屋找一找。后来，先生专门去了一趟，却没找到书。为了对我的阅读热情表示鼓励，他寄来了他的夫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赵园老师签赠的一本著作。

　　王先生以研究鲁迅名世，于是我在阅读和研究鲁迅的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就会给先生发邮件请教。有一次，我问起先生某个题目值不值得做，从何处下手，需要哪些准备工作。先生回复说：“学术研究是对研究对象的一种发现，恰如天文学家观察星空一样，根柢在非常熟悉对象，发人之所未发。不读原著，不熟悉原著，仅凭一点观感，是难成大的成就的。”先生的话，让我逐渐冷静下来，知道了自己的盲目，知道了学术研究要坐得住冷板凳，要认真阅读原著，有了知识的积累和真切的人生体验后才有发言权。先生的话，我一直谨记。

　　2012年春天，我的硕士论文《论鲁迅书信的当代意义》开题在即，我想听听王得后先生的意见，于是给他发去邮件。同样是在第二天便收到了先生的回信：“我双目黄斑变性，视力大减，已经不能读书读报，只能在电脑上把字放大，阅读与写作。但我愿意拜读您的大作。……‘书信’‘日记’，初衷本是不发表，不给公众看的，似乎不说‘著作’更准确，换一个名词如何。虽然如此，已经公开发表，它的意义自然起了变化，不妨碍人们研究。只是正如您开题报告后面也提到的，不能不看到它的‘私密性’。因为收信人不同，写法、内容也不同，有些是‘应酬’，不可不注意。”

　　先生在信中还提到一件事，说鲁迅博物馆有一个“鲁迅全集检索系统”，如果我没有可以发给我一个，在电脑上自动安装就能使用了。“自然，这只是工具，功底还在自己熟读《鲁迅全集》。比如书信，鲁迅对收信人的称呼不止一个，必须分别输入每一个称呼，才能检索齐全。”这对于研究鲁迅的人来说，真是雪中送炭，检索系统可以让研究者节省大量时间。先生跑了一趟邮局，给我寄来一个光盘，检索系统顺利安装。

　　2013年我从山东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并没有从事学术研究，就没敢再叨扰先生。然而在我的书架上总是放着先生的两摞著作，有先生多年前出版的书——是我从旧书网站上购来的，也有近年出版的新作。先生既搞学术研究，也坚持写杂文随笔，两条腿走路，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结合得很好。先生认为，研究鲁迅而不写杂文，是说不过去的，那样就不能深层次地了解鲁迅。

　　去年秋天，我和友人去北京的一处养老社区看望北大教授钱理群先生。我知道王得后先生和赵园先生也住在这里，于是想去看望。然而钱先生告诉我，他们夫妇眼疾较重，得后先生的眼睛几乎看不见了，很难接待访客，于是作罢。我为二位先生的身体状况担忧，也为无缘相见而深感遗憾。

　　记得先生在一篇散文中曾提到这样一件事，妻子赵园问他，如果有下辈子，你会选择怎么生活？先生说，如果真有来生，我还是要研究鲁迅。这让我心头一热，充满感动。先生何幸，与鲁迅精神相遇；青年学子何幸，有这样内心赤诚的先生答疑解惑。在与先生交往的过程中，我获得了深远的教益，也感受到了浓浓的温情。在此，我想向未曾谋面的先生道一声“谢谢”，同时祝福先生90岁生日快乐，学术生命长青！

　　《光明日报》（2024年08月23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