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霍宏伟（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隋唐洛阳城空间体系研究”负责人、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院副院长）

　　唐代诗人韦应物《登高望洛城作》云：“高台造云端，遐瞰周四垠。雄都定鼎地，势据万国尊。”诗中盛赞的就是位于今河南省洛阳市的隋唐洛阳城遗址。该城始建于隋代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毁于南宋高宗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历时523年。它是中古时期的著名都城，与隋唐长安城并称“东西两京”，在中国古代都城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空间体系构成与营建规划特点

　　隋唐洛阳城空间体系，是指该城内外不同的建筑空间按照一定的秩序和内部联系组合而成的整体。其空间体系并非一次创建而成，而是经历漫长的城市发展，逐步形成与完善的。根据该城址考古遗存的空间分布，结合文献资料，其空间体系可归纳为城、苑、窟、墓四个组成部分。自内向外的记述顺序，既反映出隋代东都城营建工程的基本次序，也是隋唐洛阳城庞大空间体系逐步形成的过程。

　　城，指宫城、皇城、东城、含嘉仓城及外郭城等由城垣环绕的城市范围，其不仅是社会等级制度在城市物质空间的反映，而且与城市社会空间的分层有对应关系。唐杜宝撰《大业杂记》云：“东都大城周回七十三里一百五十步。”城垣以内面积约47平方公里。苑，包括隋唐两代的离宫别苑。根据空间位置的不同，分为苑内型、城郊型及县区型等三种类型。苑内型离宫数量较多，最为著名的是位于西苑南部的隋代显仁宫，唐代新建离宫中合璧宫具有代表性。城郊型离宫仅见亭子宫。县区型离宫分布于城西、西南、南面及东南，距城相对较远。别苑即位于城西、面积广大的皇家园林西苑。窟，是指以隋唐洛阳城南郊龙门石窟为中心的龙门地区，上述前两部分主体为世俗社会空间，这一部分为宗教社会空间，反映出“北南呼应，城窟一体；城兴窟盛，城衰窟微”的关系特点。墓，是指隋唐洛阳城城垣之外隋唐时期的大片墓地，普遍位于城郊及县区。

　　此四者是隋唐洛阳城空间体系研究的主要内容，可以从总体上概括为三组关系。

　　隋唐洛阳城空间体系，包括城、苑、窟、墓，是一个整体。城内外各个不同的空间单元，诸如城垣以内的宫城、皇城、东城、含嘉仓城及外郭城，城外的离宫别苑、龙门石窟、隋唐墓地等则作为局部。整体是由若干个局部构成的，但整体并不是局部的简单相加和组合，它统率各个局部，高于局部。两者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相互影响。城市局部的改变，会在某一方面反映出城市整体布局的变化，与整个城市有着密切关系。例如，隋唐洛阳宫城门址封堵现象可见唐代前、后不同时期宫城整体布局的改变。洛阳城与隋代墓地的变迁，也能反映出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当洛阳城址由汉魏故城西移十八里营建新都后，汉魏城的居民迁居隋代东都城，隋代墓地的分布也显示出向西扩展的趋势，开辟出新的茔域。

　　隋唐洛阳城空间布局等城市外部形态的演变显示出自隋至唐三个世纪时代与社会的变化、思想观念与意识形态的变化。以隋唐东都城外部形态的演变作为突破口，可见隋唐洛阳城的空间布局折射出隋唐时期社会与思想的变迁，反映出物质与精神的密切关系。可以说，都城物质形态布局结构的改变，是其精神文化、社会历史变化的反映。

　　东都城空间布局演变可以说明一些重大历史问题，将考古学研究上升到史学的高度。隋唐洛阳城空间布局的改变不仅揭示出城市性质、功能的变化，而且反映出国家历史、社会文化面貌的变迁。对东都城这样一座单体城市的个案分析，从区域角度来看属于微观研究，但是作为都城，它与国家的关系是紧密相连的。北宋李格非曾论述洛阳与国家盛衰的关系：“洛阳处天下之中，挟殽、黾之阻，当秦、陇之襟喉，而赵、魏之走集，盖四方必争之地也。天下当无事则已，有事则洛阳必先受兵。予故尝曰：‘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候也’。”

　　隋唐洛阳城在营建之初是隋代的东京城，大业五年改称“东都”。其营建规划的基本特点，可以概括为崇方、尚中、跨水营建等。

　　崇方，可谓“不方而方”。“不方”，是指外郭城四面城墙长度不一，略呈梯形，而非正方形或长方形。经1959年考古勘查，隋唐洛阳外郭城四面城墙长度不同：东墙7312米，南墙7290米，西墙6776米，北墙6138米。外郭城形制南宽北窄，大致呈梯形，如《唐六典》所云东都城“郛郭南广北狭”。“方”，是指宫城、里坊的形制基本为方形，《大业杂记》载：“堤南有民坊，坊各周四里，开四门，临大街。”《河南志·京城门坊街隅古迹》引《两京新记》：“按韦述《记》，每坊东西南北各广三百步，开十字街，四出趋门。”

　　尚中，即“不中而中”。“不中”，是指相对于隋代东都城城垣范围而言，全城中轴线偏西，为非对称布局。隋东京城上应天中，下择土中，洛阳自古就被称为“土中”。在五行中，土居中央，择洛建都，实为宅居四方之中而一统天下。从整个城市体系来看，“东城西苑，东实西虚”，中轴线仍然居中。中国人自古讲究阴阳对立平衡原则，不可能让全城中轴线偏西而无任何补救措施。在洛阳城西侧构筑面积广大的西苑，正是古人平衡原则在都城营建实践中的巧妙运用。当然，即使在单个里坊及市场内，也体现出“尚中”的规划理念。洛阳一般里坊以十字街将其划分为四等份均匀空间，十字街的交叉点成为里坊中心点。丰都市平面似九宫格，中央一格为市署。乾阳殿位居宫城的几何中心，该殿为大朝正殿，是全城最为重要的主体殿堂，它挡住了中轴线的向北延伸。建筑历史学家傅熹年曾在隋唐洛阳宫城实测图上进行过详细测算，发现乾阳殿居宫城几何中心。武则天时期，大朝正殿乾元殿被拆毁，于其地营造了明堂。

　　古代都城大多依山傍水而建，较少跨水而建。隋东都城跨水营建，成为该城规划设计的一大特点。《大业杂记》云，东都大城“西拒王城，东越瀍涧，南跨洛川，北逾谷水”。《两京新记》：“洛水贯都，有河汉之象。”跨水建城，不仅为城市经济发展、航运、供排水等方面提供了便利条件，而且能为宫城、皇城的安全起到一定的军事防御作用。

　　东都城规划的核心理念

　　以象天法地的天人合一思想、周易八卦及阴阳五行、儒家思想为核心内容，是隋唐洛阳城营建规划的主导因素。

　　古人将天空划分为三垣二十八宿，三垣即紫微垣、太微垣及天市垣。隋东都城的规划设计者，将都城的不同区域与天上三垣对应，使其成为大地上具有象征意义的“宇宙之都”，在都城人文环境中融入天文观念，如将宫城称为紫微城，皇城名为太微城等，这是“象天法地”思想观念的具体体现。

　　《周易》被称为“群经之首”，《周易》思想在古人的行为规范中起着相当大的作用。洛阳宫城位居全城西北部，地势高敞。大朝正殿隋称乾阳殿，唐改为乾元殿。“乾阳”一词，应出自《周易·系辞下传》：“子曰：‘乾坤，其易之门邪！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乾元，《周易·乾卦》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亦指天、帝王。据《河南志·魏城阙古迹》载，在曹魏洛阳宫殿中，已有用“乾元”作为殿名者。大业殿之名，源于《周易·系辞上传》：“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可见《周易》在都城营建中的重要作用。

　　隋唐洛阳城门命名或是根据城门所在方位，依阴阳五行而命名；或源自儒家经典，如建国门；或据天象命名，如则天门、端门，左右掖门。隋东都外郭城城门的含义，与阴阳五行有关。东城垣属东方，象征木、阳性、春天，故有上春门、建阳门。南城垣属南方，象征火、夏天，以建国门为代表，唐代称定鼎门。中为土，五季中以长夏为象征，故有长夏门之名。隋白虎门，从四象上来说，白虎属于西方，因郭城西墙无门，故移置南城垣建国门之西，以示西面之门，象征金、秋天。若无，则显得整座城市不均衡。初唐将此门改为厚载门，因门址位于西南，后天八卦中坤卦居西南，“厚载”代表坤卦，《周易·坤卦》象云：“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宫城北面有玄武城，其正门玄武门。在四象中，玄武属北方，象征水、冬天。隋代洛阳西苑四面苑门的命名，亦是四方与四季相对应，故西苑东面有望春门，南面有清夏门，西面有迎秋门，北面有御冬门。

　　隋唐洛阳城洛南里坊命名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如东侧一列里坊名多带“仁”字，有里仁、利仁、归仁、怀仁、仁风、静仁诸里坊；西侧有两列坊名多用“义”字，有怀义（即唐通济）、富义（即唐广利）、承义、明义、教义等里坊。命名的根据在于，东方属木，配以仁，西方属金，配以义。洛南里坊区中部有两行里坊多以“善”为名，分别为从善、章善、嘉善、修善、福善、择善、劝善、旌善、尚善、积善诸里坊，应是与“中”相配。这种命名方式，在武周时期神都四方匦的配置上也有所反映。据《唐会要》记载：东方配仁，南方配信，西方配义，北方配智。在以后的都城城门命名中，这一现象表现得更为突出。例如，金中都外郭城四面城门的命名，就强烈地反映出五方与五德相配的思想观念。东有施仁门，西有彰义门，南有端礼门，北有崇智门。东方为仁，西方为义，南方为礼，北方为智，东西南北与仁义礼智相对应。

　　洛阳城里坊名称，最为形象、直观地反映出儒家思想对该城规划的深刻影响。里坊命名原则上主要采自儒家经典中的名句。另有少量是以地点和居住者身份来取名。儒家经典主要采自《论语》《周易》《诗经》《礼记》《左传》等，可以举出30余例，如“里仁里”源于《论语·里仁》：“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积善里”来自《周易·坤卦》：“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景行里”出自《诗经·小雅·车辖》：“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温柔里”与“敦厚里”源于《礼记·经解》：“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恭俭里”与“慈惠里”出于《左传·成公十二年》：“享以训共（恭）俭,宴以示慈惠。共（恭）俭以行礼，而慈惠以布政。”由此可见儒家文化对隋代城市营建规划的深刻影响。采用儒家经典名句来为里坊命名，在西晋洛阳、北魏洛阳、隋大兴城已有先例可循。

　　在中国都城史上的重要地位

　　隋唐洛阳宫城和皇城井然有序的空间布局、宫城门殿纵列制度等影响了宋、金、元、明诸代宫室制度。从隋唐时期的东都城演变为北宋西京城，虽然城圈范围没有缩小，物理空间未见压缩，但是在该城内的某些区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出现了部分城门的封堵与新开现象，政治、经济重心发生偏移，已显现出城市地位、等级下降的态势。从整体上来看，前期城门封堵仍然是局部性、小范围的，未对全城造成严重影响，城市整体结构未变。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唐末长安宫城的彻底废毁，使得保留较为完整的隋唐洛阳宫城形制、布局对北宋初期东京汴梁皇城的改扩建工程以及金、元、明时期都城宫室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宋史·地理志一》载，北宋“建隆三年，广皇城东北隅，命有司画洛阳宫殿，按图修之，皇居始壮丽矣”。隋唐洛阳城成为中古时期都城向近世城市过渡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只有将其放在整个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的宏观背景下进行考察，才能体会到它在我国都城史上的重要地位。

　　中国城市史发生巨大变化，始于中原地区。北宋汴京城从封闭式里坊到开放式街巷的转变，发展成为首屈一指的商业性大城市，应有其历史的传承，要从洛阳城寻找根源，因为在唐末五代时期城市发展过程中，洛阳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至少在五代后唐之前，洛阳城中已出现街巷，后唐时沿袭旧制。唐末五代时期的洛阳城是探讨里坊制向街巷制转变的典型个案，应引起学术界重视。

　　综上所述，隋唐洛阳城在空间上位居天中，集百家之长，成为隋唐时期南北都城文化交汇融合之作。东都城发展、变化时期正处于“唐宋变革期”，在时间上，它承上启下，是我国城市由中古政治性、军事性城市向近世休闲城市过渡的典型范例。在空间布局的演变过程中，城由封闭式空间向开放式空间变化，即由里坊制向街巷制的转变，在唐末五代时期的洛阳城市中得到了较好体现，成为解剖里坊制向街巷制转变的重要例证。由此可见，隋唐洛阳城在中国古代都城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光明日报》（2024年09月04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