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龚倩（中南大学教授、南京艺术学院中国当代舞剧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红色舞剧《热血当歌》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过程为主线，讲述了湘籍剧作家、中国现代戏剧奠基人田汉，人民音乐家聂耳以及中共地下党员、作家安娥在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岁月里携手创作、以笔当戈、为国而歌的感人故事。

　　国歌作为国家的象征和标志之一，背后承载着宏大的政治、社会及文化价值。如何在有限的一个多小时之内，以舞剧形式深度诠释国歌诞生的故事，极富挑战性。舞剧《热血当歌》以小见大，提炼了国歌背后的史实和人物，以微观故事反映宏大主题。1926年，田汉以“团结能与时代共痛痒之有为青年作艺术上之革命运动”为宗旨，于上海创办南国社。后来，田汉与聂耳、安娥结识，结成了艺术抗战的同盟。该剧正是从田汉、聂耳、安娥等革命家个体的命运起伏、心灵变迁这样的小处入手，运用虚实结合以及象征等手法，真切而生动地展现了中国革命的艰辛历程和革命者的大无畏气魄。

　　要把国歌诞生的故事讲得可亲可近可感，离不开对历史人物形象的准确塑造。舞剧《热血当歌》中，角色形象鲜明，田汉、聂耳与安娥都拥有独立且详尽的成长轨迹，在璀璨的舞台灯光下，各自绽放着独特的魅力与光彩。正像该剧总导演所力求表现的：“田汉的‘狂’是生命的躁动，聂耳的‘单纯’是年轻的力量，安娥的‘飒’展现了新女性的韧劲。”

　　为凸显田汉这位文艺巨匠的风骨，该剧使用湘剧和京剧的音乐、唱词和身段来塑造其形象，进行了充满中国人文精神的写意表达。如开篇在表现田汉的戏剧文学创作时，舞剧用到了具有长靠武生戏韵的男子独舞，体现出田汉爱戏如命的创作状态。在田汉的背景音乐里也融入湘剧高腔、长沙弹词等元素。当舞者将融合着精、气、神之非凡神采的湘剧身段与动作展现出来时，一个具有昂扬姿态和民族气节的艺术家形象便栩栩如生地呈现出来。

　　该剧为聂耳设计了拿着小提琴琴弓拉琴的形象，贴合其国歌作曲者的身份。剧中，聂耳的主题音乐是青春激昂的，舞蹈语汇也充满了青春气息。观众可以看到聂耳从一个阳光男孩成长为一个满怀激情理想的爱国青年的过程。他在历经了人生的风雨与各种事件的磨砺后，摒弃了明月歌舞社中浮华的靡靡之音，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左翼戏剧家联盟艺术创作的光辉道路，投身社会变革的洪流之中。聂耳内心世界的转变，他对音乐的热爱、对正义的执着以及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都在舞动的身影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诠释。

　　安娥既是作家、中共地下党员，同时也是田汉的知己。剧中，在与反动派的斗争中，突出展现了安娥的智慧果敢与飒爽英姿；在叙述她与田汉的情感时，则以轻盈、灵活而流畅的舞动与眼神的交互等细节表演展现了她温柔的一面，人物形象立体、生动。

　　舞剧对其他角色如包参事、小报童等的塑造也有可圈可点之处。反派角色“包参事”及其党羽的音乐配器选用了深沉的大提琴，其低沉而冗长的旋律，宛如厚重的阴霾，放大了人物内心深处的阴暗与压抑。在表演上，包参事脸上总是充满阴郁，其舞蹈语汇迅猛、粗犷，展现了人物跋扈、残忍的性格。小报童的出场始终伴随着一首专属歌曲——《卖报歌》。这首由聂耳作曲、安娥填词的经典之作，成为他的标志性旋律。在不同场合，如初次登场、与聂耳联手智斗包租婆以及最终英勇牺牲的悲壮时刻，歌曲的配器和节奏都进行了巧妙的变换。这些变化不仅增强了音乐的层次感，还使小报童的人物形象更加生动鲜活。

　　在结构上，舞剧《热血当歌》打破时空限制，运用了嵌套式的“戏中戏”模式。如该剧中《卡门》《四季歌》《扬子江的暴风雨》等戏中戏片段，以虚实结合的方式写出田汉、聂耳的心路历程和创作历程。1930年6月，由田汉精心改编的经典话剧《卡门》在上海由南国社首演。在田汉的改编中，卡门这一角色成为当时社会背景下女性觉醒与抗争的生动写照，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与共鸣。《卡门》片段中，吉卜赛女郎们奔放而热烈的舞蹈充满了对自由的无限向往与不懈追求，同时也展现出一种勇于挑战、不畏强权的反抗精神；不仅是视觉上的盛宴，更是精神层面的宣言。这一片段与全剧所歌颂的抗战精神产生了深刻的共鸣与呼应，也成为《热血当歌》主题思想的生动注脚。

　　舞剧《热血当歌》让观众与往昔的青年人展开一场对话。在这场对话中，青春的热血与激情、深沉的家国情怀被细腻地勾勒出来，让人感同身受，共鸣强烈。

　　《光明日报》（2024年09月11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