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俊（山东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中华书局原执行董事）

　　戎马倥偬 治学勤谨

　　蔡尚思称李一氓“在党内是旧学极深、思想极高者之一”（蔡尚思《李一氓同志的特点》），代表了大家的共识，而氓老临终遗嘱却要求“只称一个老共产党人，不要任何其他称谓”（新华社《李一氓同志生平》）。

李一氓（1903—1990） 图片选自《李一氓文存》

　　当然，氓老首先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青年时代，他受五四运动影响，积极追求真理，在上海大同、沪江、东吴大学求学期间就参加进步学生运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过党的地下工作、军队工作、保卫工作、文化工作和外事工作，从北伐到南昌起义、从苏区瑞金到万里长征，从新四军组建、皖南事变到苏皖边区建设，用他自己的话说，“经历了一场接一场的大风暴”。

　　在戎马倥偬之余，氓老还是一位治学勤谨的学者。他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从事翻译工作；又结合革命工作研究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理论与实务。他在中国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和书法艺术方面积累深厚，古籍及书画收藏丰富，在京剧、词曲、版画、碑帖等方面也多有涉猎。氓老兴趣爱好之广泛，研读笔耕之勤奋，置于近百年学林，亦属罕见。

　　在氓老120周年诞辰之际，《李一氓文存》五卷本由中华书局出版，除汇集此前已出版的《一氓题跋》《存在集》及《续编》《击楫集》和《花间集校》等外，新编《存在集三编》二册，收录氓老早年刊发在《石室学报》《流沙》《日出旬刊》《新思潮》《巴尔底山》《拓荒者》《红色中华》等刊物上的文章，展现了他革命者、思想家的人生底色；还收录了氓老历年撰写的关于中国古代文史文献及晚年主持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期间的各类文稿，可见他对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谋篇布局，以及毕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积累和贡献。《文存》的出版，是对氓老最好的纪念和缅怀。

李一氓古籍题跋手稿 图片选自《李一氓文存》

　　将氓老置于古籍整理者的行列，人们首先想到的当是他的代表作《花间集校》（《文存》第四卷）。此书初版于1958年，至今重印不辍。人民文学出版社《花间集校》出版说明称此书“不泥古，不矜秘”，评价公允客观。氓老的词籍收藏之富，在现当代藏书家中堪称翘楚，他身前将所藏珍善本全部捐赠四川省图书馆。2016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汇编出版了《李一氓旧藏〈花间集〉汇刊》，共存《花间集》版本20种。2022年，巴蜀书社出版《李一氓旧藏词集丛刊》第一辑，收历代汇编类词总集44种，包括王国维手稿本《唐五代二十家词》、明末汲古阁初印本《宋名家词》(61种)、清钞本《知圣道斋烬余词》(31种)、清光绪刻本《四印斋所刻词》等，可见其搜寻集藏之富。《文存》第二卷《存在集三编》，开篇即为《张炎的词——介绍一个南宋的西湖词人》，写于1923年12月氓老弱冠之年。到1982年八十高龄，他还发表了《读词札记》长文（《文学遗产》1982年第6期），纵论《全金元词》《全清词钞》以及人境庐、疏影楼、通志堂诸家词及明清闺秀词，可见词学是氓老一生的爱好，也是他毕生学力之所钟。

　　改革开放，历史翻开新的一页。氓老以八十高龄主持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工作，为古籍整理出版由复苏、发展而更上一层楼，走向繁荣兴旺，倾注了毕生心血。从此，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进入又一个辉煌十年，形成了现代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新格局。

　　主持古籍工作高屋建瓴

　　氓老学识渊博，精于鉴藏，更重要的是超越传统，对古籍的现代价值有深入的认识。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和组织才能，成为他主持古籍整理的一个极为优越的条件。氓老主持古籍小组工作的鲜明特点，是大处着眼，实事求是。氓老对古籍所承载的中国文化以及古籍整理出版的目标任务，有高屋建瓴、深入细致的研究，对要阐述的问题都经过反复思考。从1982年到1984年，结合工作开展，他陆续发表了《论古籍和古籍整理》《再论古籍和古籍整理》（以上《存在集》）、《三论古籍和古籍整理》《古籍整理的几个新问题》（以上《存在集续编》）多篇长文。所论有基础性的，有原则性的，也有具体的，均深中肯綮。有些或是大家习以为常不以为意的，但在当时却是有必要解决的，需要达成共识的。

李一氓藏《花间集》 图片选自《李一氓文存》

　　如古籍的范围问题。因为“古”是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变化的，并非固定的。氓老明确指出：“今天讲古籍，不能只包括明、元、宋、唐、晋、汉、秦、周，还应该包括有清一代至一九一一年为止。”将“古籍”的下限划到清末为止，换句话说，辛亥革命前的著作均属古籍。现在看来这似乎是常识，但在当时还从来没有谁确定过这个下限。氓老从大处着眼，就清代古籍的作用和整理印行的意义立论，进一步指出：“清人著作大部分没有经过整理，特别是他们的著作和近代和现代中国的文学、史学、哲学和其他经济、政治、军事等都有直接关系，所以整理清人著作，具有更大的现实意义。”（《存在集》12页）氓老特别重视近代文献的整理出版，后来对古籍时代下限问题又有新的思考，举《孙中山全集》《梁启超全集》《顾维钧回忆录》《曾国藩全集》《左宗棠全集》《李鸿章全集》等为例，指出“关于古籍的时代下限问题，原来规定是到一九一一年为止，自无不可。但经过近几年的实践，看来这个规定已经非突破不可”，“现在我们已经整理出或将整理出若干一九一一年以后的有关文献，是完全有必要的，这是历史的要求”。

　　再如氓老对古籍整理的基本方法都有精要的评述，并强调古籍整理工作不能“依样葫芦”，要超越前人。氓老指出：“自汉以后直至清代，有不少专家学者，做了大量的校勘、训诂、辑佚、汇编的工作。我们承认他们的贡献和价值。同时，前人还有专讲经世之学的一派，他们特别注重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社会，如明末清初的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我们更应该尊重他们这种精神和他们的见解。在这方面，汉人有汉人的方法，唐人有唐人的方法，宋人有宋人的方法，清人有清人的方法。他们在继往开来中，都独辟蹊径。其实汉学和宋学早已分科，清代乾嘉学者又自成一个派系。我们的整理自不能只追随这些前辈，依样葫芦。我们已掌握了近代科学方法，加上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只要勤恳严肃，我们的成果肯定会超越前人。”（《存在集》17—18页）氓老提出的问题，在新时代古籍工作中显得更加突出和重要，仍然是古籍工作者努力的方向。

《李一氓文存》

　　氓老还对古籍工作中的一些具体问题，提出了富有前瞻性的意见。如对宗教类典籍的整理，任继愈先生在古籍大会上提出《中华大藏经》编辑计划，得到氓老的肯定，他明确说“整理古籍，不限于传统的经史子集，佛藏、道书也是中国古籍，也要一并考虑”〔任继愈《李一氓同志与〈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氓老指出：“至于佛典、道经，我们把他们当成中国哲学的古籍来整理，不能仅仅意味为宗教。”（《存在集》13页）再如对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他说“现在开始有一个好现象，安徽要编印新的《安徽丛书》”，“就其内容而论，虽说仅有地方意义，但就学术而论，则有总体意义”（《存在集》181页）。还举以前乡邦文献的代表《畿辅丛书》《云南丛书》《辽海丛书》《山右丛书初编》《四川艺文志》等为例，要求“现在编这些丛书，应该有一个近代意识，宜以清人的著作为主，也可以扩大到明人著作。再早的除非是新发现的特殊稿本，其他就可以割爱了”（《存在集续编》192—193页）。还特别说到“在整理古籍上，除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规划之外，还应发挥地方积极性”（《存在集》24页）。所论都是非常具有学理性的意见，也是几十年后对当下地方文献编纂出版需要思考的问题。

　　氓老做事亲力亲为，除了不断约见承担项目的学者外，还于1985年1月26日亲自邀集北京地区部分从事古典文学研究、教学和编辑工作的中青年二十余人，就当前古典文学整理和研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充分地交换了意见；1987年11月30日亲自到中华书局参加中层干部会议，1988年10月15日亲自到中华书局参加《文史》座谈会，对古籍整理出版和研究工作发表看法。氓老十年间亲自部署了一批具有重大传承价值的古籍整理出版项目，并且时时跟踪进度，表扬典型，指出问题。《甲骨文合集》《中华大藏经》《古逸丛书三编》《古本戏曲丛刊》《全明词》《全清词》《肇域志》、列藏本《石头记》《台湾府志》《理学丛书》《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等鸿篇巨制，都包含了氓老的关怀和支持。更难得的是，氓老的身体力行，带动了全国教学、科研、出版战线上的古籍工作者，齐心合力，形成了积极的工作氛围，长久地影响了半个世纪以来古籍事业的大好局面。

　　视古籍整理为百年大计

　　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氓老的古籍整理思想，首先基于他对文化的认识，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对古籍之于中华文化的认识。他在接任国务院古籍小组组长之后，首先发表的《论古籍和古籍整理》长文中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灿烂的古代文明与丰富和宝贵的文化遗产。”“古籍既是中国文明的历史标志，这就古籍本身而论，它和其他文化遗产一起，已成为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的历史积累的基础。因此，整理古籍亦就自然成为我们所特有的丰富的精神生产，成为和中国社会主义物质建设相适应的文化建设，并与中国现代化保有辩证的直接的内在联系。”（《存在集》11—12页）简短的一段话，将古籍与古代文明历史和中华民族精神紧密相连，并以古籍整理的精神生产、文化建设属性与社会主义物质建设、中国现代化紧密联系。身处新时代的今天，重读氓老的论述，对我们加深理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伟大目标，理解古籍事业在其中应该发挥的作用，具有深刻的启迪作用。

　　氓老是我国文化战线上一位老战士，以其深厚的文化素养、渊博的知识、卓越的组织才能，在学术界和文艺界享有崇高声誉。在他主持古籍小组工作的十年间，真正做到了全局一盘棋，高瞻远瞩，规划部署。他把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看成是关系到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百年大计，看成是事关文化学术兴衰、子孙后代的一件大事。因此总是以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高度负责的态度，严肃认真地对待这项事业。因此他主张将现存古籍中文学、历史、哲学、科技诸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能够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面貌的基本古籍，进行认真选择，根据各种古籍的不同情况和不同读者的需要，分门别类地加以精心整理，使我国重要的基本古籍有一个新的面貌。赋予基本古籍以新的面貌，正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代革命者知识人的共同愿望。

　　氓老重视古籍的基本整理，但不满足于“为整理而整理”。他要求出版的所有古籍都要加标点分段，使之文义清楚；主张古籍注释简要，力戒烦琐，但提倡学者在长期积累的基础上对重要古籍进行校释和笺释，增强古籍整理的学术性。鉴于清人在汇编一代文献方面的巨大成就，氓老赞同编纂《全宋诗》以上接《全唐诗》，编纂《全明词》《全清词》以上接《全宋词》和《全金元词》，指出其将“有助于通观一代文艺变迁和时代关系”。氓老提出“把整理古籍限制在标点、校、注、笺等等上，汉、唐、宋、元、明、清人可以这样讲，我们现在不能这样讲”（《存在集》17页）。在中华书局创建70周年纪念会上，氓老说：“标点也好，注释也好，笺释也好，翻译也好，此外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最后还要落到学术研究上去。假如不搞，就是国粹主义，一大堆东西摆在那里，没有用处。”他认为整理的最终目的，要研究和总结出一个有关的科学概论。他以哲学为例说：“如没有两三部很精详的《中国哲学史》，那么一大堆子书、宋明理学书、佛书，又有什么意义呢？整理得再好不过了，它们也不能说明何以在中国产生这样的一些哲学思想，它们的发展又怎样，它们彼此之间有什么样的内在联系，它们对我们这个民族成长给了什么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存在集》17页）显然，氓老好古但不佞古，“只是发思古之幽情，作怀旧之装点，则非我之意也”（李一氓《毛泽东同志与中国古籍》，《存在集续编》195页）。

　　氓老是一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存在是第一性的”。他常用印有一方印文就是“存在第一”（有版本学家列举氓老所藏杜甫诗集，误读为“存杜第一”，应予纠正）。1978年氓老率团访问南斯拉夫，有诗云：“要为时间添认识，愿从存在看山河。”（乔石《一位令人崇敬的老共产党人——深切悼念李一氓同志》）。1981年为中华书局70周年题诗：“汉简唐经竞苦抄，浩繁四部赖镌雕。如今究到天人处，存在还须第一标。”（《文存》第三卷《击楫集》）1983年他自编的第一本文集，即题为《存在集》。氓老身后，1998年第二本文集出版，定名为《存在集续编》。此次文存所收氓老集外文字，统编为《存在集三编》，既符合文集编纂成例，又符合氓老心意，允称得当。

　　《全明词》主编之一张璋先生在氓老逝世后曾赋《临江仙》一首以寄托哀思，有句云：“《花间》留夕照，《存在》壮东风。”正可用来概括氓老一生著述的思想和立意。

　　《光明日报》（2024年09月28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