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9年6月18日，刊发郑振铎的文章《回忆早年的瞿秋白》，其中写到，他的早年的环境很不好。在北平念书的时候，是寄居在他的一位堂房哥哥的家里。这位哥哥在外交部做一个小官，生活也不怎么充裕。不过我常到他住的房子里，觉得房子里收拾得很干净，明窗净几，笔砚罗列；靠墙摆了一排书架，架上的书，有哲学的，有古文学的，那时，我见了，颇觉得深奥，有点不容易了解。他还会刻图章，听懂得的人说，他对于刻印的一道，功夫很深。他对于古文学的修养是远比我和同时的许多朋友们高深的。我们第一次得到的稿费，记得都是翻译俄国的作品的稿费。秋白和济之合译了一本《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交给共学社，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第一部的译本。我编的《俄国戏曲集》，其中有秋白，济之，我自己，还有好几位俄专的同人们所译的剧本，也交给了共学社，不久，也由商务出版了。

　　● 1953年11月21日，刊发“瞿秋白文集”编辑委员会的文章《“瞿秋白文集”序言》，其中写到，瞿秋白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他的创造性是多方面的，这在他的文学活动上也表现得很明白。这些作品在中国新文学史上都具有纪念碑的意义，不仅因为它们曾经尽了开辟的作用，同时也因为在文学上有其不会被后代遗忘的辉煌的建树。在这些作品中，现在读者的注意力也许首先放在批评论文、研究（包括新文字草案）和翻译上面，因为在这些上面，瞿秋白同志的独创性和成就是更为突出的；但人们也绝不能低估他的散文和杂文的成就及其在新文学史上的意义。瞿秋白同志早期的两本散文作品——《饿乡纪程》（《新俄国游记》）和《赤都心史》，是中国最早记叙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初期的政治和社会生活情况的作品，同时又非常真挚地刻画了作者自己如何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思想发展的过程；文笔也是深刻、清新而优美的。因此，不仅在它们发表的当时对于中国和中国新文学界有特殊的意义，而且在今天和今后也要作为中国思想史上的资料和优秀的文学作品而存留。

　　● 1980年6月18日，刊发瞿独伊的文章《缅怀我的父亲——瞿秋白烈士》，其中写到，父亲不仅是“五四”时期白话文的倡导者，而且也是汉字改革的创始人和实践者之一。一九二八年他把放在苏联汉学家郭质生博士家里的“中国拉丁文”初稿拿出来重新研究，并在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与郭质生、吴玉章、林伯渠等同志组织了拉丁文小组。他经常和各省不同口音的同志谈话，然后加以分析研究，出版了新文字报纸，在苏联华工区实验……他先后专门为这个问题写过多篇文章，如《论文学革命及语言文字问题》《新中国文草案》等。在这些文章中，他提出了先推广普通话后实现文字拉丁化等具体实验方案。他从我国人民的长远利益着眼，认为新文字应该是真正的人民大众语言，不仅容易掌握，而且有利于接受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和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水平……这些深刻的见解，今天仍有它的积极意义。

　　● 1982年3月8日，刊发记者陆先高的报道《“为衔春色上云梢”——访常州瞿秋白纪念馆》，其中写到，穿过瞿父书室与秋白弟妹卧室，进入后翻轩，便是秋白当年寝卧读书之所。东墙下置一小床，床上被褥依旧。床前几凳上有一煤油灯，少年秋白于夜深人静时在此研读严复译的《群学肄言》和庄子的《南华经》等。北窗下有一书桌，放着笔砚等物；壁上贴一张大地图。可以想见，秋白当年与好友张太雷在图前指点江山，畅谈时事；与任乃纳等在桌前研讨诗文，评说古今。床前那根玉屏箫，仿佛正在发出呜呜声，那是秋白每于月上西窗、灯昏欲雨时，吹起它，抒发其抑郁的心境和难以施展的抱负。据说，秋白在莫斯科的日子里，吹起这古老的玉屏箫，感动了不少俄罗斯的诗人。

　　● 2011年4月6日，刊发刘渤的文章《再谒瞿秋白烈士墓》，其中写到，瞿秋白同志在英勇就义前20多天，写下了著名的《多余的话》。再次灯下捧读，看到他在文中，有自白，有剖析，有回顾，有迷茫，但是在这所有之上，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他对生活充满了热爱，他深情地写道：“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的。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那么雄伟的工厂和烟囱，月亮的光似乎也比从前更光明了。但是，永别了，美丽的世界！”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他仍然没有忘记自己钟情的文学，他列出俄国文学家高尔基、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的名著，中国的鲁迅、茅盾、曹雪芹的著作，说“都可以再读一读”。他还说道：“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一个多么丰富的人性世界！一个多么儒雅的革命者！

　　● 2021年4月30日，刊发黄敏学、吴梅芳的文章《“革命文艺必须向着大众”——瞿秋白的红色音乐实践》，其中写到，秋白一直将文艺视为“改造社会底整个事业之中的一种辅助的武器”，积极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指导中国革命文艺的实践，着眼于现实斗争，深化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积极倡导大众文艺，将革命文艺的大众化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一文中，瞿秋白开宗明义地指出：“普洛文艺应当是民众的，新式白话的文艺应当变成民众的。”就音乐戏曲而言，普洛大众文艺应当充分利用旧式体裁的歌曲、小调、歌剧等，“竭力使一切作品能够成为口头朗诵、宣唱、讲演的底稿”，但绝非盲目模仿旧式体裁，而应当做到两点：一是对旧式体裁进行革新，二是“逐渐的加进新式的描写叙述方法”，如引入西洋音乐形式，即瞿秋白所谓的“欧化文艺”，“可以输入欧美的歌曲谱子，要接近于中国群众的音乐习惯的，而填进真正俗话的诗歌……可以创造新式的通俗歌剧，譬如说用‘五更调’‘无锡景’‘春调’等等凑合的歌剧，穿插着说白，配合上各种乐器”，“运用旧式体裁的各种成分，而创造出新的形式”。

　　（刘江伟整理）

　　《光明日报》（2024年11月13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