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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6年1月2日,刊发路遥的文章《关注建筑中的新生活大厦》,其中写到,我们在通往未来的道路上,不仅要战胜客观世界的各种羁绊,也要战胜我们自身的各种局限;所有这一切都应该在我们的作品中得到强有力的揭示和反映。如果我们的作品在一切方面都是贫乏的,而仅仅有个正确的结论,我们也不可能取得很好的社会效果。公式化、概念化同样会给社会带来危害。可是,远离我们喧腾的大时代的生活,提倡作家、艺术家都跑到“原始森林”中去“寻根”,恐怕也值得研究。我认为,可以有一些朋友去“寻根”,但我们面临的更大任务是要关注我们正在建筑中的新生活的大厦,不能把所有的作家和艺术家都拉入生活的“考古队”。我们的艺术天空,当然应该反映出生活大地上的各种“水系”,但不可忘记“长江”和“黄河”——我们生活的主流。
● 1992年12月5日,刊发白描的文章《写给远去的路遥》,其中写到,作家这个职业对你也许并不是最佳选择,你可以成为政治家、军事家,或者是外交家,对这些领域你仿佛有种天然的秉赋,并且一直有种不衰的热情,成为作家之后也时时津津乐道。但命运没有给你这样的机会,在僻远的陕北山沟,在你对这个世界开始申请发言时,只有拿起笔好像才是切实可行的。你泼出命来写作,不知疲倦,不知爱惜自己,决心用积蓄全部生命的力量喊出自己的声音,建构起理想的辉煌大厦。记得1981年夏,你正在甘泉县招待所写作《人生》时,我在延安大学的妻子那里渡假。一天专程去看望你,只见小小屋子里烟雾弥漫,房门后铁簸箕里盛满了烟头,桌子上扔着硬馒头,还有几根麻花,几块酥饼。你头发蓬乱,眼角发红,夜以继日的写作已使你手臂疼得难以抬起。你说你是憋着劲儿来写这部作品的,说话时牙关紧咬,像要和自己、也像要和别人来拼命。十三万字的《人生》,你二十多天就完稿。后来写作《平凡的世界》,你的凶狠劲头亦如此,而这是一百万字的大部头,这样相拼,纵是铁铸钢打的人,怎吃得消?
● 2005年10月14日,刊发黄征辉的文章《又想路遥》,其中写到,路遥以传统的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波澜壮阔而又细致入微地描绘出上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我们这个国家和全体人民共同经历的、从品味苦难到劫后新生的历史画卷,在每一个过来人的心中引发起久久的轰鸣回响。小说里生活在黄土高原上的孙少安、孙少平兄弟,他们不屈服于命运安排的奋争和求索,折射出我国当代千百万农村青年的心路历程和人生理想。书中塑造的田润叶、田晓霞、贺秀莲、惠英嫂、金波等人物,闪耀着崇高、圣洁的人性光芒,倾注了作家对平凡百姓的一腔深情与挚爱,是真、善、美的具象和化身。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与这些人物同沉同浮,同喜同悲,经受了一场又一场灵魂的酣透的洗礼。
● 2016年6月16日,刊发记者张景华的报道《走近路遥作品演诵会 用声音“唤醒”经典》,其中写到,去年暑假,清华大学校长邱勇将《平凡的世界》推荐并赠送给清华大学2015级新生,期待年轻学子们能读懂这部现实主义经典著作。新生入学后,踊跃参加学校组织的“《平凡的世界》读后感”征文活动,百余篇读后感结集为《续写岁月的传奇——清华学子感悟〈平凡的世界〉》一书。清华学子王孔达在读后感中写道:“感动太多,相信每一个读者都会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路遥笔下的世界,尽管物质贫乏,精神却永远富有。每个人都有平凡的世界,但我们要有不平凡的梦。”
● 2017年12月12日,刊发王刚的文章《〈人生〉发表的前前后后——写在路遥〈人生〉发表35周年之际》,其中写到,1981年5月25日,路遥在北京参加了首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颁奖大会。就在这次大会上,担任首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评委的王维玲见到路遥并与路遥进行过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在交谈中,路遥说他准备花大力气写一部中篇小说。王维玲回忆:“他(路遥)告诉我,他熟悉农村生活,也熟悉城市生活,但两者相比,他最熟悉的是农村和城市‘交叉地带’的生活,他曾长时间地往返其间,生活在这一领域,他自己就是一个既带着‘农村味’,又带着‘城市味’的人,他试图在这个生活领域里,作一次较深的探索……我对他说,对于一个献身文学事业的人来说,如同参加一场马拉松竞赛,不是看谁起跑得快,而是看后劲,我口气坚定,态度也坚决,敲定了这部书稿。路遥深受感动,一口应允。这就是《人生》最初的约稿。后来我才知道,实际上路遥在1979年就动笔了,由于构思不成熟,开了个头,就写不下去了。1980年又重写了一次,还是因为开掘不深,又放下了。1981年春的我们这次交谈,起到了催生的作用,坚定了路遥的信心,他从北京回到西安以后,心里一直在翻腾,他把编辑工作安排好了以后,便又一次返回陕北住进了甘泉县招待所的一间普通的客房里,一连苦斗了21天……”
● 2018年12月14日,刊发梁向阳的文章《路遥:“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其中写到,在《平凡的世界》第一部作品出师不利的情况下,路遥必须严肃认真地思考自己创作的出路:是继续承接现实主义传统,还是像别人那样“唯洋是举”、彻底割裂传统?是像“历史书记官”那样真实地记录历史,还是进行“个人化写作”?是尊重大众阅读,还是追求所谓的新语言、新形式……路遥用“老土地”的形象比喻,思考自己的困惑与坚持。当然,回答还是坚持走自己的路。路遥进一步认为,“文学的‘先进’不是因为描写了‘先进’的生活,而是对特定历史进程中的人类活动作了准确而深刻的描绘。发达国家未必有发达的文学,而落后国家的文学未必就是落后的——拉丁美洲可以再次作证。”在新的文学潮流面前,路遥并没有选择迎合,而是坚定地固守传统。这样,在整个文坛都“反传统”的时候,路遥却坚持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当然,这也注定了路遥的创作只能是“逆风而战”,是“个人向群体挑战”。因为他明白,“独立的文学品格自然要经受重大考验”,“在这种情况下,你之所以还能够坚持,是因为你的写作干脆不面对文学界,不面对批评界,而直接面对读者。只要读者不遗弃你,就证明你能够存在。其实,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读者永远是真正的上帝。”
(刘江伟整理)
《光明日报》(2024年11月27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