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卫国（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明清史专家樊树志，以三十多年的学术积淀，在耄耋之年推出五卷本《重写晚明史》。这是今年史学界与出版界关注的重要成果。读罢全书，感触良多。

　　《重写晚明史》 樊树志著 中华书局

　　持续二十年的学术研究

　　樊树志早年以研究明清经济史，尤其是江南市镇研究而闻名，出版了《中国封建土地关系发展史》（1988年）与《明清江南市镇探微》（1990年）等影响深远的著作。因缘际会，20世纪90年代初，他受邀撰写万历帝传与崇祯帝传，先后出版了《万历传》《崇祯传》，这两部书于他而言，意义重大。诚如他所说：“对万历和崇祯两朝历史深入探索，对我而言不仅仅是出了两本书，而是改变了我的研究方向，从此开启了持续二十年的晚明史研究。”

　　在晚明史研究领域，樊树志先后推出了一系列学术成果。2003年的两卷本《晚明史（1573—1644年）》广受好评；此后他以叙事的手法、通俗的语言，相继出版了《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中华书局，2007年）和《张居正与万历皇帝》（中华书局，2008年），再获肯定。及至2015年8月，40万字的《晚明大变局》问世，一年之内重印七次，成为当年的畅销书。这一系列的前期准备，为他“重写”晚明史，奠定了坚实基础。在103万字两卷本《晚明史》的基础上，经过数年研究，借助电子数据库，他采用叙事的手法，进一步完善体系、细化情节、深化分析，于是就有了这套五卷本、篇幅达234万字的《重写晚明史》。

　　尽管樊树志自谦地说：“所谓‘重写’是指对于自己《晚明史（1573—1644年）》的重写，没有别的意思。”实际上，这套书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他的本意。一方面，学术界对于晚明史的认识还不充分，尽管有数部《南明史》，但关注并倾心研究晚明史的专家并不多。在《重写晚明史》中，樊树志自然关注到了晚明的危机，但同时更关注到了转机，故而提出“晚明大变局”的说法，正如在第一册“引言”中所说：“提出晚明的大变局，并不是故意耸人听闻，而是希望人们放宽历史的视野，回过头去看一看16世纪至17世纪的中国曾经发生的巨变，这不仅对于重新评估晚明史，而且对于看清近代史以及当代史，都有莫大的好处。”这是作者经世致用的意图，也是重写晚明史的学术意义与现实诉求。另一方面，本书在全球史视野之下，重回政治史导向的“大历史”，揭示了晚明大变局波澜壮阔的历史潮流，借助中国传统史学的优良传统，加上叙事史学的特色，全方位地呈现出晚明历史的大变局。

　　再现晚明变局

　　《重写晚明史》全书五册，每册以一个关键词作为副标题，呈现各册内容的不同特色。第一册以“晚明大变局”为关键词，提纲挈领，统领全书，奠定叙述基调。随后四册，分别以晚明政治历史大变局为叙述对象，按照时间先后，以张居正改革、万历亲政、万历三大征、明末三案等重大政治历史事件为线索，清晰呈现了从万历初政到崇祯末世曲折变迁的历史轨迹。作者的写作意旨也在这些叙述中铺展开来：一个王朝的兴盛，不能“仅仅有经济文化的繁荣，而没有震慑朝廷内外党同伐异的雷霆手段，没有把内忧与外患消弭于无形的非凡能力”。

　　何谓“大历史”，如黄仁宇所言：“所谓‘大历史’观，必须有国际性……大历史的观点，亦即是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在《重写晚明史》中，作者的这段话可以概括本书的主旨：“晚明……在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各个方面都出现了大变局，表明中国内部正在发生剧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现象、新因素和新突破。一言以蔽之，晚明时代中国的近代已初露端倪。”

　　书名揭示了晚明四个大变局：第一个是从以朝贡体制为原则的天下体系，到地理大发现之后的世界变局。晚明所面临的世界体系，已不是明初那种以明朝为天下独尊的朝贡体系世界，而变成了一个融东西于一体的全球化世界体系。第二个是经济上的大变局。随着白银货币在世界上的流通，世界贸易体系形成，中国以丝绸、茶叶、瓷器、棉布等为商品，成为世界最主要的贸易顺差国，而江南市镇通过早期在丝织业、棉纺业的成功，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富庶之地，形成了经济上的大变局。第三个是思想文化上的大变局。一方面明朝内部儒学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陈献章、王阳明、李贽等为代表，对正统的程朱理学提出挑战，倡导心学，形成了思想上的多元化。另一方面，随着大批耶稣会士的东来，不仅带来了天主教，更传入了西方近代的科技文明，这是思想文化上的大变局。第四个则是士人群体的形成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舆论的大变局。晚明士绅集团主宰着社会舆论，形成了新的士绅阶层。全方位的大变局，成为晚明政局变动的社会、思想与文化基础。

　　在晚明的历史叙述中，征引宏富，既体现作者严谨的学风，更反映他对于世界学术潮流的掌握。如讨论经济全球化浪潮之时，书中将布罗代尔、沃勒斯坦与弗兰克等人的学说进行对比，指出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对布罗代尔、沃勒斯坦提出的“西方中心论”加以批判。因为在地理大发现之前，早就形成了以白银为纽带、包含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参与的经济全球化浪潮，而“中国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与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差”。这些征引较为全面地呈现了学者们的不同观点，既有历史的深度，更有学术的广度。

　　新叙事体史书

　　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来看，这套书还有一个特别突出的特点，就是采取叙事手法，将纷繁复杂的历史统于叙事之中，既再现了历史发展的大势，也清晰地呈现了晚明大变局历史中的人、事、言，给人回到历史现场之感。

　　诚如学者李剑鸣所说：“叙事的基本路径正是依照时间顺序来叙述事件的过程，于是它也可以发挥阐释因果关系的功能”，这样“叙事就成了一种历史解释的方式”，“高明的史家便巧妙地将时间和专题两者结合起来，构筑一种符合历史特性的叙事方式。他们通常采取的办法是：从每个时段选取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或问题，集中加以讨论；在整个研究框架中，各个时期前后相续，各个时期的核心问题彼此联系和衔接，构成一条明显的时间之流中的变动主线。”（《历史学家的修养与技艺》，上海三联书店）这段对于叙事史学的论定，几乎可以说是为《重写晚明史》一书的“量身定说”。

　　本书还有一个重要特点是图文并茂。在关键性叙述中，配以图画，增加了叙述的直观感受。即以第一册第三章《江南市镇》为例，开篇就以仇英《南都繁会图册》展示了晚明江南市镇的繁华，并附说明：“白银的大量使用，使得中国江南地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富庶和繁华。”该章还附了《养蚕图》《耕耘图》《丝绸纺纬图》《花机图》等大量图片，使一本学术性极强的专著更具通俗性、可读性。

　　最后，借用一言形容《重写晚明史》：“它引人注目，发人深省，却也带有一点神秘的温和气息。”此话甚是贴切。

　　《光明日报》（2024年11月28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