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吕 丽（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传统中国的祥刑追求”负责人，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法学院教授）

　　祥刑，最早语出《尚书·吕刑》，有曰“有邦有土，告而祥刑”“受王嘉师，监于兹祥刑”，后人多释其为“良法”“善刑”“善用刑”。祥刑是传统中国的一个独有概念，在君王上谕、臣工条奏、官箴书以及司法官的办案要略中多有表述，许多律学文献也以“祥刑”冠名，例如《古今图书集成》的《祥刑典》，《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祥刑集》，还有《祥刑要览》《祥刑古鉴》《祥刑经解》《祥刑遗范》等专门论著，而良吏的司法实践更是对祥刑孜孜以求。

　　祥刑是中华传统的礼治主义、仁恕精神、中庸之道、天下无讼等核心价值理念在刑事立法与司法场域中的重要体现，凝聚着几千年积累与传承下来的制刑与用刑的丰富经验、理性思辨与高超技艺。考察与研究祥刑，是揭示与展现中华刑法文化深厚内涵与特质的关键路径，也是当下良法善治建设中寻找中国基因、探求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的重要渠道。

　　隆礼慎刑：

　　祥刑之要义

　　刑而曰祥，首在于“敬刑而谨所及”，亦即敬畏与谦抑刑罚，尊崇与张扬德礼。隆礼慎刑是传统中国主流的刑法观。周公提出“彰明德教，慎用刑罚”，孔子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礼乐兴则刑罚中”，汉代倡导“德主刑辅”，唐律践履“德本刑用”，明代推行“明刑弼教”，邱濬《大学衍义补》把“慎刑宪”提升至“治国平天下之要”的高度，清代纪昀在《四库全书》的按语中强调“刑为盛世所不能废,而亦盛世所不尚”。

　　“刑罚为政教之用。”以德化之，以礼齐之，使人“绝恶远罪”，可谓善治；但当德礼不足以约束其恶行时，刑即成为最后的惩罚手段，刑法的“最后性”也成为良法善刑的要义之一。“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强者之政胁之”，“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为贵矣。夫化之不变而后威之，威之不变而后胁之，胁之不变而后刑之”。依次为“化之”“威之”“胁之”“刑之”，可见“刑之”是穷尽了其他各种手段之后迫不得已的做法，所谓“夫至于刑者，则非王者之所贵也”。反之，若专任刑杀以为威断，则与祥刑之意相悖。从历代判例判牍可见，刑官对待死刑案件往往要经过“再四推鞫”，反复案验，“以求其死中之生”。罪疑从赦，只要“情有可原，即开生路”。经多次复审与复核，堪称“铁案”，无从“宽其一线”，方可拟判死刑。

　　“刑者辅治之法。”刑法在传统中国法律体系中处于辅助地位，具有附属性。从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到法律体系的独特设计，都体现出这种“以刑为辅，以礼为主”的特点。传统中国的法律体系大体分为三大门类，包括官礼、仪礼与律，这种分类与儒家思想中的“礼治”模式甚相契合。礼包括官礼和仪礼，即大经大法与礼仪法。以大经大法为核心，以礼仪法为羽翼，以刑事法为后盾，形成了一整套相辅相成、严整有序、有机统一的法律体系，数千年来发挥着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作用。中国古人对刑法功能的二重性已有所认识，加之对于德礼政教功能的崇尚，因此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重刑主义倾向。

　　仁恕恤刑：

　　祥刑之内蕴

　　“刑，凶器也，谓之祥者，有慈良恻怛之意焉。”所谓“慈良恻怛之意”即儒家所推崇的仁恕精神。在中国传统道德中，仁恕被誉为“众德之总”，是为人、为政的目标与理想。《论语》曰，仁者“爱人”，“泛爱众”，“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恕之道的核心理念即爱人，推己及人，宽厚待人。陈顾远称仁恕精神是“中国固有法系之光芒”。

　　仁恕之道在传统法律场域中的运用被诠释为“钦恤”与“哀矜”的用刑之道。所谓“钦恤，仁也; 哀矜，恕也”，“恕，故不喜刻而致深也；仁，故不加之罪而求其死也”。断狱理讼必“本之以钦恤，行之以哀矜”。

　　“钦恤”是仁道之体现。《尚书·舜典》：“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孔颖达疏云:“敬之哉敬之哉！惟此刑罚之事最须忧念之哉！忧念此刑恐有滥施，欲使得中也。”“钦”即“敬”，考虑到刑罚可能施之不当，用刑时要怀敬谨之心；“恤”为“忧”或“忧念”，即矜恤，矜疑宥过。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如《劝慎刑文》所言，治狱者应“以恻隐之仁，崇树胜因”。但“矜恤”并非“宽恤”，不能一味从宽。

　　“哀矜”是恕道之体现。又曰“哀敬”，语出《尚书·吕刑》：“哀敬折狱，明启刑书胥占，咸庶中正”，刑官听讼重在“得情”，但孔子强调“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邱濬亦曰：“哀者悲民之不幸，矜者怜民之无知，勿喜者勿喜己之有能也。”“哀矜”折狱即要求刑官“当视所治之人皆如己子”，本着“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精神折狱理刑，哀者悲民之不幸，矜者怜民之无知。此即苏轼所谓“刑赏忠厚之至论”。

　　传统中国钦恤与哀矜的仁恕精神往往通过恤弱、宥过、矜疑、求生求免、悯囚等一系列人性化的原则、制度与措施，全面融入立法与司法中。对幼弱、老耄、蠢愚、笃疾、废疾等群体，当怀矜恤之心，宽大为怀。基于其犯罪对社会的实际危害程度，予以矜恕，减轻或免除其刑罚。宥过为“宽仁之德”，主张“原心论罪”，例如对犯罪知悔者“以仁恕为本,拯济是谋”，给予初犯、轻罪犯、过失犯、胁从犯等改过自新的机会,“广宥过之科，开自新之路”。对于疑罪的处理原则较突出地体现“仁道”精神，“圣人宁不明也，而不忍不仁”，自古确立了“罪疑惟轻”“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的法律原则，被载入历代法典之中，刑官折狱理讼的实践也多有“以矜疑减等”“矜疑改遣”“矜疑从赦”的情形。仁恕用刑取向是在法律的框架下“生人”而非“杀人”，减罪免刑而非加罪重刑，尽力为人犯寻求一线可宽可免之机。此外，对待狱囚也要有人文关怀，例如拷囚作为古代一种鞫案手段，易致屈打成招，造成冤狱，因此国家立法中对刑讯适用严加规范，刑官在实践中也总结经验，在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进一步形成针对拷囚的技术控制方案，如《刑戒》《慎打》之类；羁押狱囚有诸如“狱屋皆当完固，厚其草蓐”“寒者与衣，疾者给医药”、听妻入狱、纵囚归家、存留养亲等善待政策与制度。

　　中道用刑：

　　祥刑之准则与方略

　　祥刑之道的根本在于中道用刑（也称中刑）。中道，即中庸之道，是儒家处世之道的最高准则与智慧，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具标志性的价值理念之一，倡导对“度”的合理把控，对“中正”“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执着追求，深刻影响着传统中国的制度设计与社会治理，也是良法善刑的基本准则与重要方略。中刑不是一味强调恕、宽、轻，也并非无原则地折中调和，而是有严格的尺度、标准与运用智慧。邱濬对此有经典概括：“盖民不幸犯于有司，所以罪之者皆彼所自取也，吾固无容心于其间，不偏于此亦不倚于彼，一惟其情实焉。既得其情，则权其罪之轻重而施以其刑。其刑上下，不惟无太过且无不及焉。夫是之谓中，夫是之谓祥刑。”

　　中刑要求刑官“中正”听断。所谓中正，即“中则听不偏，正则断合理”。也就是根据查明的法律事实，依法作出公正裁断。中正用刑“尽善而咸吉”的标准为“得情”与“平允”。唐代《考课令》中有“四善二十七最法”，其中“法官之最”的要求是“推鞫得情，处断平允”，此为刑官能获得的最高评价。

　　所谓“得情”即“推鞫得情”，是刑官在听讼环节的准则，要求做到“居中惟明”。“居中”亦即在两造之间，“不偏于此，亦不倚于彼”；“惟明”亦即明察案情，旨在获取“真相”；“一惟情实”，为后续断案提供可靠的事实依据。因此要求刑官兢兢业业，对案件详察细审，如宋代郑克《折狱龟鉴》所言“尽心矜谨”，做到“核其实”“审其疑”，以确保“无一之参错”，以打造“信谳”“铁案”。祥刑又称“详刑”，此之谓也。

　　所谓“平允”即“处断平允”，是司法官在断狱环节的准则，要求做到“得中惟平”。亦即罪刑之间“权其罪之轻重而施以其刑。其刑上下，不惟无太过且无不及焉”，做到刑罚得中，罚当其罪，情法两平。清代徐颖在《平刑节要》中告诫刑官，如果不本之以明，持之以公，参之以情法，加之以详慎，则不免枉纵出入而失之平允。

　　为了追求“明”与“平”的司法价值标准，传统中国特别强调“惟良折狱”的重要性，所谓祥刑与否“贵在得人”。对刑官在“道”与“术”方面都提出了高要求，既要严格依法，“援法断罪”，又不能拘泥律条，刻板行法，应把握“时中与权”的方略，因时因地因事制宜，具体案件具体分析，在法治的轨道内灵活变通，在天理、国法、人情之间斟酌权衡，寻找最佳平衡点，把握好尺度分寸，作出符合中道的判断，“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追求实质意义的公平、公正。这不仅要求司法官详究与精通律文律义，还要研究经史，探寻法律的理论基础与律文背后深厚的法理，有丰富的办案经验，娴熟于法律的实际运行，了解民风民俗民情，认知当地社会和将要接触的案件相关事物；有“奉君之法，不奉君之意”“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的责任担当，不能听任君主的一时喜怒，不能为明哲保身而束手束脚；不为威屈，不为利诱，忠直公廉，一惟情实，遵循法之轻重常理，不得预存从宽、从重之见，用昭公平。如此，法不至于私滥，人不死于非命。

　　推崇“中刑”之道，奉行“推鞫得情，处断平允”的折狱理刑标准，对刑官而言，是树立司法权威的基础；对普通民众来说，是信任司法的起码条件；同时，明慎用刑而民无冤且民不怨，是判决能够被顺利执行的一种无形的社会力量。

　　期于无刑：

　　祥刑之目标

　　祥刑的首要目标是卫善安民。“刑者残忍之事，而先王谓之祥者，盖用之以安百姓也。百姓安则祥莫大焉。”刑法具有制裁功能，使犯罪者受到应有的惩罚，使受害者获得有效的保护。“刑本不祥之器”，属于“不得已”的“恶”，而之所以能称为祥刑，正如邱濬所言，“刑虽主于刑人，然刑奸宄所以扶善良，虽曰不祥，然所以为祥也，故刑曰祥刑”。

　　明刑弼教，有耻且格。刑法具有行为评价和教育功能。《尚书·吕刑》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言用刑不是目的，只是实行教化的手段，政刑规范人们的行为，德礼则规范人们的内心。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强调的是以德服人，主张只有“德化”和“礼教”才能启发人内心的良善，对犯罪感到耻辱而无奸邪之心，安分守己，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预防犯罪的办法。反之，单纯依靠刑罚制裁往往导致刑网过密，人无所措手足。司法中通过听讼断狱，“先教后刑”“寓教于判”，来推行德教，维护礼义，使民知善远罪。

　　天下无讼。“期于无刑”“天下无讼”是古代制刑的目的，更是用刑的终极追求，通过择良吏清官，敬慎用刑、中正用刑、慈祥仁恕用刑，以期达到刑清化洽、人心安定的社会效果，从而实现祥刑所追求的良法善刑的“大治”目标。

　　总而言之，传统中国祥刑观强调刑事法的真正意义不在于惩罚，而在于社会的有效治理，在于“以民为本”底层逻辑的遵循；不在于刻板冰冷的约束制裁，而在于柔性温暖的教化救赎，在于刑措安民、“天下无讼”和谐秩序的构建。刑法之利剑不能轻易开启，应力求把刑罚的负面作用控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刑事法即使是严格、严厉的行为规范，也应蕴含天理、人情于其中，彰显仁道、恕道之光芒。司法官既要恪守“援法断罪”、执法严明之职责，又不能做机械用法的律条“搬运工”，刻薄寡恩的“法条主义”者。司法的最高境界是“谨持法理，深察人情”，使天理、国法、人情保持动态的平衡，追求裁判的现实合理性，使国法权威性与司法公信力在民众心中真正树立起丰碑，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传统中国的祥刑理念及良法善刑的制度设计与实践探索，其特质与规律、经验与得失，值得当代思考与镜鉴。

　　《光明日报》（2024年12月11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