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雁平（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钱穆先生有言：“家族是中国文化一个最主要的柱石，我们几乎可以说，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这一论断，将“家”在中国文化中的根基性地位揭示无遗。审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现状，我们不难发现：尽管家族文学研究取得丰硕成果，但“家”作为文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尚未得到充分阐发。“家”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单元，古代文学研究也应具备一定的“家本位”意识。

　　作为古代文学“根基性隐喻”的家

　　家是中国社会的组织基础，也是中国文学发生、传承及发挥价值的重要载体。以中国古代文学总结期的清代为例，家族、科举、地域是认识清代文学的“三把钥匙”，其中家族起到基础性的凝聚作用。

　　从文学发生学角度看，古代文学创作多以家庭为基本空间。诗人词客的吟咏，多起于家中的书斋、庭园；文人雅集，多发生在家族的厅堂、别业。家庭氛围和家族传统潜移默化地塑造着文人的审美趣味与创作风格。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一书中指出，家庭不仅具有抚育功能，更在共同生活中结下“亲密的感情”和“很多合作的习惯”。这些基于家庭生活的情感与习惯，是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

　　从文学传承角度看，家是文学传统延续与学术传承的基本单元。家学渊源、家集编纂、家训传承，构成了古代文学代际传递的独特机制。明清时期大量涌现的“家集”，正是这一机制的集中体现。清代文化家族纷纷编刊家集的行为，如同修家谱一样，具有敬宗收族、传承文脉的仪式意义。据统计，清代家集数量近1300种，分布遍及全国各省。这些家集不仅是家族成员文学作品的汇编，更是家族文化记忆的物质载体与精神象征。

　　从文学价值角度看，“家国一体”的思维模式，使得古代文学发展出以家喻国、以家喻天下的修辞传统。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到“诗书继世长”的家族愿景，家始终是文学价值观念的核心隐喻。这种“家思维”不仅体现在文学创作的内容层面，更渗透进文学批评的方法论层面。许学夷以“人面”比拟文学传承，袁枚以“祖孙父子”之貌论创作变异，都是“家思维”在文学批评中的典型运用。即便曹丕强调作家创作的文气“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立论所针对的仍是强大的家学传统，甚至曹丕最终也与父亲、弟弟一道被文学史并称为“三曹”。

　　文献集群促进“家本位”的文学研究

　　中国古代文学的家族意识并非空中楼阁，而是建立在丰富的家族文学文献基础之上。拓展“家本位”的文学研究，首先需要夯实以家族文献为核心的研究基础。明清时期，家族文献呈现前所未有的“涌现”现象：家集、家谱、地方总集、女性著作、日记等文献类型数量骤增，为文学家族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然而，这些文献长期处于分散、模糊的状态，未能得到系统整合和有效利用。

　　“文献集群”概念的提出，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新思路。所谓文献集群，狭义而言指一组同类型文献，广义来讲则指一组密切关联的文献。从这一视角出发，家族文献集群不仅包括家集本身，还包括家族成员的别集、评点、诗话、日记、书信、笔记，以及家族收藏的书籍字画、图录、家谱等。这些文献之间互相解释、互相赋予意义，形成了以家为单元的具有较强意义阐释功能的“文本系统”。

　　以家集为例，元代以前家集稀少，明代骤增至195种，清代更是多达近1300种。这一数据表明，家集是明清文学的重要特征。然而，在数量统计之外，还应深入分析家集的文化意蕴。相较前代，明清家集具有诸多特点，如家集编纂具有全国性，家集多以籍贯加姓氏命名，家族之间的家集存在竞赛，家集与家谱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清代家集更强调家族文学传承的代数等。家集在明清时期涌现的这些文化意蕴，单从一部家集很难概括出，但“群读”之后却能显现。这正是文献集群方法的优势所在：通过“类聚”的规模效应，揭示单个文献无法呈现的文学现象与文化规律。

　　在建立文学家族的文献集群之余，还需要重视文献之间的关联性。这种文献之间的关联，并非简单的文献互证，而是通过搭建“文献网络”挖掘深层意义。例如，分析家族性批点本，可以揭示家学传承中的“读书日程”与心性磨炼；考察家族内部诗文的批改，可以发现家族内部日常技艺的传习方式。这些关联性研究，有助于推动文学家族研究从“平面描述”走向“立体展示”。

　　推进文学家族联姻数据库建设与“数据深描”

　　在文献集群的基础上，建立小型的专精数据库，是推动“家本位”研究的重要技术手段。其中，文学家族联姻数据库的建构尤为关键。联姻是家族之间文化资本跨地域、跨阶层流动的通道，是理解文学家族生成、文人群体聚合、地域文学传统形成的重要线索。

　　笔者目前已初步建成涵盖3543个家族和21568条联姻史实的明清文学家族联姻数据库。这一数据库有望为古代文学研究带来“数量”层面的冲击，让研究者直观感受到有如此多的家族及其成员参与过中国古代的“文学建设”。进一步地，通过数智化解读，这一数据库还能揭示文学家族的潜在关联和结构意义。例如，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可识别出中心性较高的文学家族以及中介性较强但尚未引起重视的“沉默的”文学家族。

　　以江苏、浙江为例，初步统计苏州有文学家族291个，常州224个，松江138个，嘉兴328个，杭州311个。这些数据直观展示了江南地区文学家族的密集分布。而家族之间的联姻网络，则揭示了这些家族如何通过数代缔结婚姻关系，逐渐结成松散性的联盟，最终形成“文学群落”的过程。桐城张氏、姚氏、方氏等家族组成的“桐城家族群落”，常州庄氏、刘氏等家族组成的“常州家族群落”，都是典型的例证。这种文学群落结构与清代学术、科举等因素综合作用，共同构成了清代文学的地域生态，而文学家族参与文化版图建构的机制至此也得以浮出水面。

　　明清文学家族联姻数据库的初步建立，为“数据深描”做了必要的铺垫。所谓数据深描，就是在一定规模数据的基础上，通过可视化结构展示、概念指标测量、关联呈现与因果预示，形成新的知识生成路径。例如，通过分析文学家族联姻网络的密度、中心性等指标，可以识别出哪些家族是地域文学传统的“锚点”，哪些家族是文化传播的“枢纽”。这些发现，可为理解明清文学流派的形成机制提供新的视角。

　　从家出发提炼文学与家族的双重经验

　　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国古代文学家族的外在样态并非“颗粒状”，而是“波状”的，不断生长变化的。家集不断累积发展，家学不断融合生新，是中国古代文学家族的基本样态。这种动态特征，决定了中国古代文学家族的研究思路应从文献出发，但要有发展变化的眼光。从“家”出发，观看辽阔的文学世界，正是古代文学研究“家本位”的意义所在。

　　“家本位”的古代文学研究的最终落脚点在于揭示家学与文学经验的融合机制，提炼“家族的文学经验”与“文学的家族经验”。所谓“家族的文学经验”，指的是家族在文学活动中积累的独特经验，包括道德经验、治生经验、科考经验、文学创作经验等。这些经验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变化、融合生新的。以曾国藩家族为例，曾氏家书展示了曾氏家族从“俗学”到“书香世家”之学的转变过程。这种转变，是家族文学经验融汇生新的典型例证。“文学的家族经验”，则关注家族文学活动在文学结构中的位置和作用。在明清文学中，“家思维”的运用无处不在。以“祖孙父子”论文学传承，以“家族相似”论诗文风格，都是“家思维”的具体表现。明清文人的这类评骘思维，不仅是一种修辞策略，更是一种观察世界、理解文学的方法论。

　　提倡古代文学研究的“家本位”，并非简单地回归传统，而是力图在文献、数据、文化三个维度上实现创新性融合。以“家思维”为方法论，以家族文献集群为基础，以文学家族联姻数据库为工具，有望超越较为单一的文学家族个案研究，走向更为整体、更具纵深的类型性研究。这一研究路径，当有助于深化对明清文学的理解，并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自家”经验。

　　《光明日报》（2026年10月05日 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