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国河（郑州大学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教授）

　　近期，武王墩墓颇受关注，该墓位于今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三和镇徐洼村，是一处战国晚期楚国的高等级大型墓地。武王墩墓曾多次被盗掘，基于此，2019年国家文物局组织相关单位对武王墩墓展开考古工作。2024年4月16日，国家文物局公布了武王墩墓的相关发现。这些发现为了解战国晚期楚王陵制度、楚人东迁后的历史、秦汉大一统国家的形成等提供了重要材料。

　　一

　　武王墩墓为一处以主墓为核心的独立陵园，由主墓（一号墓）、车马坑、陪葬墓、祭祀坑等遗迹组成，四周以一圈环壕为界。主墓为一座大型“甲字形”竖穴土坑墓，由封土、墓道、墓圹及椁室组成，为单一东向斜坡墓道。墓圹底部为亚字形的椁室，由长方形枋木搭建而成，棺室位于椁室正中，内置有三重棺。一号墓墓室由一个棺室和八个侧室组成，在椁室盖板及各侧室内壁发现有众多墨书文字，有表示方位的“东”“南”“西”“北”，展现出楚国棺椁制度中典型的主、边箱形式——“井椁”，这一特点对西汉葬制有所影响。

　　随葬品中，东一室内出土器物以铜礼器为主，其中出土的大鼎为迄今所见最大的楚国大鼎。西侧两个椁室出土器物以漆木俑为主，同时出土木车、乐器和少量遣策类竹简。北侧的两个侧室受到盗扰，主要是琴、瑟以及编钟架等。南侧的两个侧室中出土有漆盒、耳杯、盘、豆、鼓、玉璧、璜、佩以及大量铜箭矢。从以上随葬品来看，其“事死如生”的功能一目了然。

　　关于墓主身份，出土的一件青铜簠口部刻有“楚王酓前作铸金簠以供岁尝”的铭文，其中“酓前”可释为“熊完”。《史记》载，楚考烈王名为熊元，亦称作熊完。据专家考证，“酓”与“熊”、“前”与“完”在上古音中发音相近，均属于音近通假。自考烈王迁都寿春后，又历经幽王、哀王、负刍，后二王在位时间较短，且负刍为亡国之君，幽王墓一般认为是寿春以东的李三孤堆，故武王墩为楚考烈王墓的可能性最大。

　　二

　　“陵随城移”，楚王陵墓见证了楚国历史的发展。楚文王时，“始都郢”，郢为楚国对都城的统称。纪南城遗址位于今湖北省荆州市，发掘者认为其为楚国郢都，城墙始建年代约为春秋晚期，废都于公元前278年。在纪南城周围发现多处楚国最高等级的墓葬，熊家冢墓地位于荆州市川店镇的山岗上，东南距纪南城遗址约26公里。熊家冢墓地的年代可能为战国早期偏晚。

　　冯家冢位于荆州区（原江陵县）八岭山林场中部的一处岗地上，该墓地为战国时期的某位楚王及其夫人异穴合葬的陵园。大薛家洼墓地亦被认为是楚王墓地，位于今纪山国有林场，南距楚都纪南城约13公里，年代为战国中晚期。除上述墓葬外，纪南城周边的谢家冢、平头冢也可能是楚王墓葬。

　　公元前278年，楚顷襄王迁都陈城，即今河南淮阳。马鞍冢位于今河南淮阳东南5公里处，一般认为南冢为楚顷襄王之墓，北冢为其王后之墓。寿春为楚国最后的都城，位于寿春以东的朱家集李三孤堆，多被认为是楚幽王墓，为带封土的单一东向墓道竖穴土坑木椁墓，其周边未发现陪葬墓及车马坑。武王墩大墓位于李三孤堆以北。

　　纵观之，从楚都纪南城时期一直到都寿郢时期，楚国王陵都具有很强的传承性。表现在墓地地势较高，多位于南北向的岗地之上，基本由主墓、车马坑、殉葬墓、祭祀坑等要素构成等。具体布局方面，结构较为清楚的一般为主冢居中心，其北为陪葬墓（副冢），二者西侧存在车马坑，而殉葬墓多分布于主墓、陪葬墓南北两侧。在墓葬形制方面，皆为带有较大规模封土的竖穴土坑墓，多为单一东向斜坡墓道，仅马鞍冢南冢采用两条墓道。当然，各楚王陵也存在一些差异性，主要表现在是否有殉葬墓、车马坑的数量以及封土形状等。相较其他楚王墓，武王墩是由一条近方形的环壕确定了明显界限的独立陵园。陵园规模达150万平方米，是其他楚王陵的数十倍以上。此时，楚国国力虽然没落，而埋葬礼俗却在强化，这一现象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三

　　诸侯争霸，秦、楚两个大国，一个并吞天下，一个失败灭国。两国王陵的一些特征对比亦能带给我们一些启示。秦人迁都次数严格意义上说共有8次：西犬丘（西垂）—秦—汧—汧渭之会—平阳—雍—泾阳—栎阳—咸阳。秦国国君墓葬与楚国一样，遵循“城陵相依，陵随城移”的特点，目前秦国国君墓的发现包括西垂陵区、雍城秦公陵区、咸阳周陵镇秦陵、临潼秦东陵、神禾原秦陵、韩森寨秦陵。秦国都城及陵墓的迁徙呈现由西向东的趋势，在此过程中，秦国不断发展，最终统一六国。也就是说“陵随城移”之于秦人是主动的结果，之于楚人显然是被动的过程。

　　秦人雍城陵区的十四处陵园多有“兆沟”为界，呈现出一定的独立性，但陵区西侧及南侧发现的“兆沟”将十四处陵园划入一个大的陵区内，各陵园之间的距离也较近，中字形大墓应为秦公级别的墓葬，具有集中公墓制的特征。至咸阳周边诸秦陵，大多相隔较远，以垣墙或兆沟为界。从雍城陵区到咸阳周边的多个陵区，秦国国君墓完成了从“集中公墓制”到“独立陵园制”的转变。

　　战国时期的楚王陵却基本均位于独立岗地之上，具有一定程度“独立陵园”的特征，并拥有车马坑、陪葬墓、祭祀坑等秦国国君墓具备的要素。楚王陵直至战国晚期武王墩墓确认出现了由环壕构成的陵园界限。在墓葬形制方面，秦国国君墓通过“独立陵园制”完成了由中字形大墓到亚字型大墓的转变。楚国于春秋时期已经称王，但陵墓形制却体现出一种“守旧”传统，战国时期的楚国基本采用“甲字形”竖穴土坑墓作为王陵之制，仅马鞍冢出现带有两条墓道的中字形大墓，到寿郢时期的李三孤堆和武王墩，墓葬形制又回归“甲字形”墓。

　　究其原因，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大变革的时期，各诸侯国由血缘政治逐渐转向地缘政治。秦楚两国虽同样设县较早，但商鞅变法普遍推行郡县制和系列经济社会改革，有力强化了秦国的中央集权，完成了国家对全国资源的有效整合。四条墓道的“独立陵园”成为秦人陵墓制度的核心要素，某种意义上正是其国家集权的象征之一。

　　四

　　如果我们再把视野拓展到整个春秋战国时期，也会有一些新的发现。这一时期，周王室衰微，诸侯国崛起，形成多元化的文化格局。齐、韩、赵、魏等国的王侯墓均位于城外的一个大的区域内，各国国君墓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燕下都外也发现了独立的国君墓地，战国时期的国君墓普遍已使用高大的封土。同时，各诸侯国王陵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武王墩墓周边设置一圈环壕作为陵园界限，陵园整体近方形。秦国王陵多为南北向的长方形陵园，设置有二重至三重的兆沟或垣墙。胡庄韩王陵周围发现了3条隍壕类的近长方形半封闭环状壕沟。魏国固围村大墓为呈“回字形”的陵园。齐国王陵多是在方形台基之上构筑圆形封土，未发现有壕沟、垣墙等陵园界限。

　　墓葬形制方面，秦国迁都咸阳后王陵普遍采用四条墓道的“亚字型”大墓，而其他诸侯国王陵多采用两条墓道的“中字形大墓”，武王墩墓则为单一东向墓道的“甲字形大墓”。葬具方面，武王墩墓使用多重棺椁，且椁室采用枋木构筑，与其他诸国国君墓具有相似性。神禾原秦陵亦采用枋木构筑，使用二棺一椁。韩国王陵中的胡庄大墓采用重棺重椁，枋木构建。燕国王陵中亦使用重棺重椁。武王墩墓中为棺室，四周各带有两个侧室的亚字型结构则不见于其他诸侯王陵。

　　在陪葬坑与祭祀坑方面，武王墩主墓西侧发现有一座大型车马坑，这是战国以来楚王陵的传统，主墓南侧的祭祀坑遗存，于其他楚王陵内也多有发现。其他诸国王陵也多存在陪葬坑与祭祀坑，其中陪葬品以车马为主。随葬品方面，礼乐器随葬在战国王陵中比较普遍，但也存在一定差异，如燕国使用大量仿铜陶礼器随葬，魏国王陵中亦出土有九种陶鼎。此外，武王墩墓中出土的众多漆木器、木俑也是一大特点。

　　周平王东迁以后，诸侯国日渐强大，同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各国王陵虽多采用封土，但存在“覆斗形”与“方基圆坟”等不同形式；墓葬形制有“中字形”“甲字形”“亚字型”之分；各国虽多采用木质棺椁，但棺椁形制也存在一定差异，如楚国采用独特的“井椁”。在多元文化并存发展的同时，诸国王陵亦呈现出统一的发展趋势，一是“周制”在各国王陵制度中仍有所体现，如采用棺椁制度、流行礼乐器及车马陪葬等。二是伴随着宗法制的解体，独立陵园制逐步形成与发展。

　　武王墩墓的发掘不仅为研究战国晚期楚王陵特征提供了直接材料，也是楚国晚期历史变迁的重要物证。同战国时期秦国王陵的巨大变革不同，楚国王陵呈现“守旧”的态势，结合地方行政组织与社会结构演变形态等，可以看出楚国深受血缘政治以及传统习俗的影响。通过考察各诸侯国王陵的变迁，可以发现战国时期各国王陵形成了多元化格局，同时也存在一体化的趋势。秦汉陵寝文化统一性的形成正是多种文化融合发展的结果，其构成大致可以总结为“承周制”“袭秦制”“融楚俗”的进程。

　　《光明日报》（2024年12月16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