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霍艳

　　我是一个地道的北京人，童年时代生活在一个叫“五四大街”的地方，那时候我还不清楚这条街的光辉历史。多年后我从事文学研究才知道，五四大街、北大红楼正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回想起自己在这条街上曾无数次游走，这或许是冥冥中注定的缘分。

　　自太爷爷辈起，我们就在北京生活。我们家本是一座标准的四合院，后来因为修建美术馆，进行道路改造，院子成了不规则的形状。前后院住的都是亲戚，上世纪60年代开始将屋子租给外人，记得90年代来了一户河北人，做标牌制作的生意。小院一天到晚各种人进进出出，也充满着家长里短的叽叽喳喳，成了名副其实的大杂院。

　　儿时的我住在一间不足12平方米的半地下平房里，那间屋子也是我父亲出生的地方。因为隔壁院子垫高了一米多，我们家挨着它的院墙，所以成了这种半地下格局，也使得环境潮湿、阴暗。屋子过去用作厨房，本来只有6平方米，为了迎接我的到来，亲戚们又凑出了6平方米。房间里一半的空间被一张“三人床”占据——其实是一张双人床横过来摆。我的脚刚好杵在衣柜上，父母睡觉时则要在床尾搭两张板凳，否则会双脚悬空。

　　屋内时常掉落斑驳的墙皮，父亲就把四面墙都贴上塑料布。然而，潮湿的环境还是会吸引一些可怕的虫子，它们常常在塑料布上蠕动着身体。每当我惊恐地大叫，父亲就用拖鞋小心翼翼地摁死它们，力气要恰到好处，既要保证一击致命，又不能把塑料布弄破。每次看到那些残骸，我都生怕虫子的亲朋好友会循迹来报仇。所以，父亲“处决”完，我就主动“善后”，拿着自己珍藏的七龙珠贴画覆盖住它们破碎的身体。

　　除了床，小平房里的家具就是两张单人沙发、两把板凳和一个小茶几，连张桌子也没有。小茶几既用来写作业、练琴，也用来吃饭。家里也没什么电器，只有一台老掉牙的海鸥牌收音机，每天早晨6:30准时响起《新闻和报纸摘要》的声音。我就在这个潮湿阴暗又缺乏娱乐的环境里度过了童年时光。陪伴我的除了虫子们的尸体，还有一柜子亲戚留下来的泛黄的书籍，我唯一的消遣就是看书，那时没想到我一生真的会与书为伴。

　　屋子外面是一棵大枣树，它歪着脖子生长，但生命力顽强。一年秋天，父亲爬上屋顶，用竹竿拨弄着树枝，全院男女老少都眼巴巴地望着天空，期待着从天而降的水果。当父亲开始用力摇动树枝时，枣就像流星雨一样坠落。可没过两年，枣就变得又少又小，偶尔捡到几颗，我会像宝贝一样揣在兜里。又过了几年，那棵枣树就只长叶不结枣了。

　　是我家的烟囱给枣树做了“绝育手术”。每到冬天，蜂窝煤炉子的浓烟就往枣树身上冒，缠绕着枝条向上盘旋，在空中打几个漂亮的蝴蝶结，然后消散开来，也带走了枣树孕育生命的能力。我始终对那棵枣树充满愧疚，觉得是我们一家剥夺了它开花结果的权利。好在它还活着，每年绽放新芽。

　　冬天，平房没有暖气，只能烧火炉，火炉既能取暖也能做饭。大杂院里的人早早地就为过冬做准备了，门口整整齐齐地码放着蜂窝煤和劈柴。父亲细心拼接烟囱，堵住上面的漏洞。生火过程复杂，可炉子一旦着起来，屋里就会变得无比温暖。炉子灭了大家就会去邻居家借一块燃烧得红彤彤的蜂窝煤当火引子，发扬着互助精神。冬天最痛苦的是上公共厕所，尤其早晨会出现排队的情况，大家裹着大衣，搓着手跺着脚，依然挡不住刺骨的寒意。

　　大杂院里，常常会响起并不悦耳的琴声。身为普通劳动者的父母，对我寄予了厚望。我七岁时，父亲开始送我去学大提琴。每周，他都骑着摩托车带我穿越北京城去上课；我在乐团排练，为了给我创造更多机会，他忙前忙后地搬运乐器。

　　1999年是令我难忘的年份。天安门广场举行新中国成立50周年庆典，彩排时我家属于交通管制的区域。有时，五四大街上空无一人，成了我一个人的天堂。我翻出落满灰尘的风筝，在马路上撒丫子地跑。庆典那天，一大早门口就熙熙攘攘，参与活动的人们在马路上翘首以待。这里面就有我的表姐，她的学校承担了背景翻花的任务。为了保证翻花的顺序不出错，她还拜托做标牌生意的邻居帮她打印了一张彩色图标。有一次她神秘兮兮又满脸骄傲地把翻花工具展示给我看，而我只有羡慕的份儿。

　　也是在那年，一个夜晚，全院的男女老少都凑在一张公告前，鼻尖就快贴到墙上了——那是一张拆迁通知，到了该告别的时候了。

　　我们搬离了五四大街，一些令人留恋的东西远去了，然而我终于不用献出珍藏的贴纸掩盖虫子的尸体，不用在寒风凛冽的冬日去公共厕所门口排队，不用下雨天在每个角落放脸盆接水，不用整夜担心墙皮掉在枕头上，全院的人也终于不用再忍受我拉锯一般的琴声。

　　21世纪的头二十年，北京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家楼下的亮马河曾经是一条臭水沟，经过治理变成了年轻人的打卡胜地。两岸郁郁葱葱，一到夜晚灯火通明，游船在河面穿梭。在燕莎桥上，能看到大爷大妈的跳水表演，不远处有人划着皮划艇，一幅美好的画面。而今，翻修后的胡同也不再是从前的模样，平房安装上了暖气，有了卫生间，解决了采光不足、漏雨的困扰，院子清幽而洁净。我还不时在短视频平台上刷到年轻人对平房的改造、美化，他们亲自动手，融入巧思，将屋子布置成温馨而时尚的居住空间。

　　我改掉了不爱出门的毛病，开始到北京的各个角落：奥森公园、温榆河公园、首钢园、798艺术区、雁栖湖、良乡大学城……我这才发现，这座城市竟然那么大。

　　前几年，我重回故地。在大杂院的原址，建起了一家五星级酒店。我从酒店高层的窗户向外望去，才发现原来我家的位置是可以看见中央电视塔的。

　　我想起小时候的自己，每天守着皇城根儿下那12平方米的半地下小屋，我从来都不知道，只要站得高一些，就可以看到那么辽阔的世界。

　　《光明日报》（2024年12月20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