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光明日报】

　　与75岁的思想文化大报结缘——

人生路上，光明日报给我赋能

陕西省文联原副主席 肖云儒

　　我和光明日报的缘分，已有60多年。上高中时，我便爱挤在阅报栏前读这份“很文化”的报纸，大学读书时，开始向她投稿。光明日报留下了我好几个人生重要阶段的足迹。

　　1961年1月，我最早的习作之一《有尝试才有创造》在《光明日报》发表，记得那篇习作评论了金陵画派老画家宋文治的创作。这可以说是我与文艺研究结缘的最初。

　　大学毕业后我进入报社工作。1970年初，我和一批编辑记者，下放到陕南农村劳动锻炼，在大巴山区的五里坝公社，插稻秧、锄洋芋、送公粮，还参与了修建阳安铁路。后来，我调到西安附近的一个国防工厂，与家人团聚。

　　1978年，有一件事打破了我平静的生活。在那年5月11日的《光明日报》上，我读到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长文真是振聋发聩。而在后来的新闻报道中，披露了这篇文章的作者之一，竟是胡福明。胡福明？不是我的大学学长吗？1957年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他是1955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新闻专业，后因院系调整转到人大新闻系，新闻系毕业后，他又考上哲学研究生，后来听说在江苏工作。

　　是他，我的同学参与起草了这篇让整个民族惊醒的宏文！我无法平静了。接连几天，我反复阅读，反复琢磨，反复咀嚼这篇文章。北国春迟，五月正是春风拂面的季节。我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春阳的温暖和春风的清新。或许，一个人们期待已久的时代正在来临。在工厂的学习会上，我解读了这篇文章，以后又围绕这个问题收集资料，拓展自己的思考。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对于促进全党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半年之后，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社会的方方面面开始变化。

　　三中全会之后不久，1979年2月，我写了一篇5000多字的长文《应当重视矛盾的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寄到了光明日报。后来得知，这篇稿件分给了报社哲学专刊主编李景瑞同志。编辑很快与我所在的工厂党委取得联系，了解了作者情况，又给我来了信，说稿子很好，正是当下社会变革所急需的。信中还详细列举了需要修改的地方。李景瑞同志处理稿件的热心和果断，给人印象极深。

　　1979年5月3日，《光明日报》哲学专刊用大半个版面全文刊发了这篇文章。不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分两天在早间新闻节目之后，播发这篇文章。

　　令我想不到的是，这篇文章的思路，竟然暗含了我自己命运的变化。在三中全会之后的拨乱反正中，下放干部、下乡知青开始落实政策，回归原单位。我的原单位陕西日报社也发函调我回去。我的妻子是下乡知青，1978年考入了西安交通大学。后来她毕业留校。我们一家搬回了西安。

　　从那以后，我的文艺评论生涯迎来了一个爆发期。我在《光明日报》以及《文艺报》《文学评论》等报刊发表多篇文艺评论文章。比如，《光明日报》陆续刊发了我多篇评论文章，涉及张笑天的中篇小说，《铁市长》《半边楼》《秦岭深处》等影视、戏剧作品以及“关学文库”丛书的学术价值探讨等。在此期间，西北一些文艺评论同道，在时任陕西作协主席、老评论家胡采的推动下，组建了一个评论组织，名为“笔耕组”。记得《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综述全国思想文化战线的新形势时，还以此为例进行了论述，让我们有了信心。

　　后来，我的研究方向逐渐聚焦于中国西部文艺和丝绸之路文艺。我三次参与“丝路万里行”活动，记得在第一次“跑丝路”时，我负责沿途的文化解读工作，在离境的壮行会上，我说：“背后是祖国，眼前是整个世界。”《光明日报》以此为题进行了报道，给我们丝路车队加了力。

　　2020年，《光明日报》副刊以接近整版的篇幅登载了我的文化散文《二上帕米尔》，文中记述了我们车队两次驰骋至中国西陲的红其拉甫山口和塔吉克斯坦的杜尚别，登上帕米尔高原的情况。

　　前几年，我写了一篇长文《搂定宝塔山》，通过多年前的亲历性采访，描绘了李伯钊、丁玲、冼星海、艾青、吴印咸等几位革命文艺先驱，在青年时代怀揣对光明的向往，历尽千辛万苦奔向延安，奏响中国革命文艺序曲的情景。2021年5月，在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9周年之际，《光明日报》整版发表了这篇文章。今年，新华社陕西分社邀请我以此文为基础，在清凉山新华通讯社旧址给延安的大学生开讲2024年暑期的“开学第一课”。宝塔山前、延河水边，我给这些出生于新世纪的年轻人，讲述了老一代文艺家奔向延安的青春经历。这堂“开学第一课”通过网络广泛传播，我收到了众多青年学子的来信和网络留言。

　　在我60多年的事业历程中，在许多关键时刻，都得到了光明日报的大力支持。我深刻感受到，这份报纸不仅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也是我个人成长的重要见证。能够将我的人生和业务成果记录在这份报纸上，我感到无比充实。

　　《光明日报》（2024年12月26日 0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