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故事】 

　　作者：李燕燕（重庆市作协副主席）

　　一

　　哪怕相隔40年，刘老师依然记得那天清早的情形。

　　天蒙蒙亮，田野里虫鸣声此起彼伏。煤油灯下，15岁的女孩匆匆吃下一大碗西南山村逢年过节才有的醪糟荷包蛋。那样的香甜，每一丝都让她能在往后的若干年里回味。乡里来接她的人已经到了，车就停在院外。女孩是十里八乡的骄傲，是乡里唯一考上地区师范学校的“女状元”。那天，是她新生报到的日子。女孩上车，母亲一边把装了饼子和煮鸡蛋的小布袋塞给她，一边大声叮嘱：“女子，以后的路得靠自己走了，要争气，要‘跳出农门’！”女孩一边擦眼泪，一边使劲儿点头……

插图：郭红松

　　中师三年级，刘老师还是“小刘”。小刘得到了去市里实验小学实习一个月的机会。她跟着带教老师，一边虚心学习，一边努力寻找实践时机。一开始，这里的带教老师信不过几个实习生，生怕打乱自己的教学计划，或是在某些重要活动上横生枝节，只把她们作为教学助手。但小刘是幸运的，她的表现得到了带教老师的信任，一个月的时间，就独立上了8节课，还帮忙组织教师文艺会演活动。原本，她是不参加合唱的，但临到比赛前一周，有个女老师恰好腿受伤请假退出，于是小刘补了她的缺。穿着表演服站在合唱队伍里，有那么一瞬间，小刘觉得自己就是学校老师中的一员，周遭的合唱者都是自己的同事，不论是两鬓斑白的，还是扎两条麻花辫的，或是烫着时髦卷发的。实习的日子过得飞快，离开时她才回过味儿来：我只是一个中师生，未来尚不明确。

　　毕业时，与年级里大多数同学一样，小刘被分配到家乡的一所乡村小学。这所小学的名字好听又洋气，却坐落在深山里。从学校回家，步行加坐车，需要3个钟头。

　　“一般情况下，地区师范学校的毕业生分配，都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但分到相邻县域也常有发生。这样来看，我回了家乡，也还好。”小刘对人说。

　　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的中师生里，农村生源总体占到了85%左右。1983年开始，大约16年的时间里，中等师范学校的培养目标都是“面小向农”——着力解决农村小学师资不足的问题。所以，除了已有“婆家”的委培生，其他学生要真正离开农村到城市工作，概率不高。那时，不仅小学，甚至中学师资也非常匮乏，像小刘这般承前启后的83级中师生则是一块块基石。资料显示，有的83级中师生不仅教过小学一年级，也教过高三补习班。

　　还记得，那天下午太阳很大，大半个教室都被金色的阳光笼罩，小刘身上也像镶了一道金边。她等着那个重要时刻的到来。班主任用很快的语速宣读了分配方案，周围很安静，没有人交头接耳。小刘一时没有回过神，长久地坐着不动弹，直到班长走过来轻轻抚着她的后背，说：“以后有时间我过去看你。”

　　班长是她的恋人，一个来自城市、早有“婆家”的委培生。

　　他后来没去看过她，他们几乎再没有交集。这似乎也印证了校园恋情的昙花一现。10多年前，师范学校旧址被别的单位接收，要推倒重建之前，同学们还相互邀约着去留影纪念。她去了，他也去了，他们都带着孩子，都想着让孩子看看父母原来读过的、当年堪比重点大学的中师。

　　二

　　走了将近一小时的陡峭山路，18岁的小刘总算看到了今后将要长期执教的小学。3间平房外搭一间小小的灶房，教师宿舍在相隔50多米的山坡上。那三间被用作教室的房舍看上去颇有些年头，歪歪斜斜的，一根横梁都弯曲了。墙面的白灰已经尽数脱落，露出墙体里的黄土和竹篾，一堆烧柴用的干树枝就靠在墙边。一位头发花白的佝偻着腰的老人，垂着手，站在平房前的空地上，这是校长，他在这里专门迎候她。

　　“我姓穆。其他3名老师还在上课。”校长向小刘做了自我介绍。

　　这所小学一共6名教职员工，校长、4位任课老师，加上一个负责采购和做杂活的大姐——她是附近的村民，气力大，又肯干。校长和老师一样上课，同时还要兼任总务和会计。这所学校承担了周边几个村子的小学教育任务。因为师资和校舍有限，两个年级近60人挤在一个教室里。一年级和二年级在一处，三年级和四年级在一处，五六年级又在一处。教室里，老师讲一年级的内容，二年级学生就默默地温书做作业。反过来也如是。

　　在校长带她放置行李之前，小刘特意走到那排校舍边，隔着窗上的木栏看教室里的情景。狭小的教室里，年长的乡村教师在歪斜的黑板上写着算术题，底下一排排坐得密密麻麻、连挪动身体都不大方便的学生们听得异常认真，高一个年级的则埋头一丝不苟地做着上一堂课留下的作业。与她曾见习过的城市小学不同，这里没有人交头接耳，也没有人走神或做小动作。孩子们的年龄差距一眼就能看出，这片深山里的孩子们入学普遍很晚，读书不易且奢侈。

　　从踏入这所山村小学开始，“小刘”就成了“刘老师”。

　　初时，刘老师教语文、数学和美术，手工劳动课则和美术课合在一起。在刘老师到来之前，这里没有教师能说普通话，他们都是操着一口乡音在教语文，课本上拼音这一大段自然只能略去。刘老师四处搜罗纸板，然后用灵巧的双手把声母韵母做成图案摆件，甚至还用自己珍藏的水彩颜料给它们涂上了不同颜色。她从拼音发音教起，然后是拼写规则。“jqx小淘气，吃鱼要吃鱼眼睛……”用素白手帕扎着低马尾的刘老师绘声绘色带着孩子大声读，却不知有人悄悄透过朽坏的木窗给师生拍下几张照片。

　　或许是刘老师毕业那年“义务教育法”正式实施，又或是那几张悄然流传的照片造成的某种震撼，校舍改建的资金终于下拨了，两间摇摇欲坠的土坯房在1988年暑假变成了结实又宽敞的5间砖瓦房，此外还保留了一间相对坚固的土坯房继续用作教室。如此一来，每个年级都有一间专门属于自己的教室——六年级的人数最少，只有20来个人，所以六年级的教室在保留的那间较小的土坯房里。

　　暑假来临，穆校长和刘老师走村串户动员适龄儿童读小学，同时做一些固执短视的家长的工作——那时村民外出务工收益不少，有人拿着在广州港资工厂打工挣到的钱盖了新房，一些艳羡不已的父母便想着让十来岁的孩子辍学出门。也因为这样，越到高年级，学生数量越少。

　　“幺叔，你知道吗？明娃14岁不到，小学都没毕业，出去打工是违法的，警察要抓的。国家规定娃娃一定要读到初中毕业。”刘老师吓唬那些一心只想挣钱的家长。

　　九月份开学，一年级比上一学年又多招了20多个人，六年级的课堂又留住了8个学生。这个学期，学校又来了两个中师生，其中一个来自美术师范班。刘老师任教的课程有了调整，她教语文、思想政治和新开的生理课，同时担任五年级的班主任。

　　在山里的那几年，刘老师难得回趟家。她哥哥带着村里人一起修的那个大水库里，一条鲤鱼有四五斤重。哥哥心疼妹妹，总在她回来的节假日弄回一些鱼，给她补补身体。刘老师常常带着几条鲤鱼或鲫鱼返校，然后抽空做成咸鱼，在宿舍前的那块小坝子上晾成金黄的一串。如果是在初春季节，那个小坝子会挂着两排淡黄的萝卜干，宿舍墙根下也一溜儿摆着四五个大小不一的泡菜坛子，里头是蒜、青菜和脆红萝卜。咸鱼和各色腌菜做成以后，刘老师拿出大部分送到灶房，请大姐给孩子们的午餐加菜。

　　也有让刘老师最高兴的事儿——就那么一个大山深处的村小，在市里组织的作文比赛、美术比赛都拿过奖。

　　20世纪90年代后期，学校附近几个村子的人陆陆续续往外搬，一方面是年轻人出门打工挣了钱，在县城置了房子，把老人孩子接出了生活不便的深山，另一方面是国家的“退耕还林”启动，县里把世代居于山中的居民安置到了山下。

　　待到刘老师所在的村小迁移到山下的乡场边时，山里的人家几乎搬空了。这所乡村小学还合并了另一所小学，从2002年秋季学期开始，一年级招收两个班，每个班40多个人。2006年，采草药的人到山里去，说里面有黑熊、山猫和猕猴，野猪更是成群结队。

　　三

　　刘老师的丈夫老张是乡里农技站的技术骨干。他们相识于一次家访。那是1991年，刘老师到一个辍学的五年级学生家里，劝说他的父亲让他复学，在屋里谈了将近一个小时未果。

　　“别人家的孩子都出门挣钱去了，我家孩子为啥不去？”学生父亲态度很横。

　　那天，恰逢老张到果园指导村民修剪枝条，学生父亲听到院门外有人吆喝，也匆匆赶过去。不甘心的刘老师跟在他身后，一路追过去，不停地跟他讲道理，可那个倔强的庄稼汉就是不愿搭理她。

　　在一棵柑橘树旁，刘老师见到了老张，一个高个子、面皮黑黑却极精神的人，他在树旁的空地支起了一个小黑板，一会儿拿起一支粉笔在上面画图，一会儿又操起剪刀给大家现场示范，哪几根枝条应该去除，哪几根枝条应当保留。技术员老张的讲解，虽然力求通俗易懂，可依然时不时会夹上几个专业词语，学生父亲不明就里，只得感叹“如今种树都得有文化”。不想他说的这句话被老张逮住了。老张笑着讲：“现在这个时代，庄稼汉都要多学习文化知识。”刘老师趁机给学生父亲做工作：“你也知道了，现在种树都得有文化，大城市肯定就更不用说了。你家儿子到大城市去，没有文化怕也挣不到钱呀！不如先让他多读点书呢。”经过一番苦口婆心地游说，那个男人终于同意让孩子回到课堂。

　　回学校的路上，老张和刘老师碰上了。她感谢他无意中帮了一个大忙。

　　“能帮到你这个敬业的老师，我非常荣幸！”老张笑眯眯地说。

　　刘老师和老张属于“闪婚”，认识半年就结婚了。30多年来，老张一直为家里有一个好老师而开心。他是1984年毕业的农专生，县里乡里都稀罕的人才。老张曾经有很多次机会调到县城里，但为了照顾刘老师，都主动选择留下来。

　　刘老师很难着家。除了上课，就是在办公室给孩子们讲题，或者是去家访。老人、孩子基本都是老张管，刘老师晚上回家直接吃饭。周末家里时不时有学生过来，也是老张负责张罗饭菜。

　　“这个男人能干呢！”刘老师夸老张。

　　四

　　刘老师也有过调进县城教书的机会。那是2014年，她取得函授本科文凭之后。

　　那年，刘老师提着那口跟了她30多年的旧箱子，到省城参加集中学习。她乘着一辆满载的客车从乡里往县里赶，在一侧是悬崖的盘山公路上，客车为了避让一辆迎面而来的小车，侧翻在悬崖边。车祸发生的那一刻，她并没有特别的感觉，甚至没有意识到车翻了，只是突然感觉一阵眩晕，然后自己就斜躺在车窗边了，胳膊和膝盖火辣辣地疼。那口箱子跟碎裂的车窗玻璃一样，被摔得四分五裂。待到她艰难地爬出车厢，站在路边，才震惊地发现客车的车头已经悬在半空中，刚被人从驾驶室里拉出来的司机浑身哆嗦，站不起来。但好在所有人都平平安安。第二天晚上，在省城师范学院的宿舍里，刘老师一边用碘伏涂抹已经开始结痂的创口，一边云淡风轻地给老张说起昨天发生的事——因为怕家里人担惊受怕，所以刘老师并没有第一时间告诉他。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不是有句话吗？历经大难，必有后福。”长吁一口气，老张才小心翼翼开口，“大难不死”被他改成“历经大难”。他原本要陪刘老师去县里，可临时来了任务没去成。他实在不敢想象妻子在车祸现场饱受惊吓的样子。他很是自责。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刘老师呵呵笑着。

　　在集中学习期间，函授生们也被组织着去参观了省会城市里的几所知名小学。每参观一处，刘老师又拍照又记录。但她并不向往成为这里的教师。用刘老师的话来说，人这一生的选择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是的，刚从中师毕业的那几年，她也想过调动工作，初恋的影子还留存在心里，何况现实与“跳出农门”的落差，实实在在摆在眼前。随着时间的推移，学生的笑脸和家长的恳切渐渐成了她执着的全部。后来，她嫁给了要一直跟农村农民打交道的农技员，心也就安定下来。“教师最开心的事，就是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以及被学生和家长认可并需要。”参观中，一位老教师的话说到了刘老师的心坎上。

　　省城夜晚的璀璨灯火，总让刘老师想起没有路灯的漆黑乡道和打着电筒走夜路背课文的孩子，以及乡场边那栋红砖小楼——一楼厨房的柔和灯光下，老张刚刚把散发特殊香味的木姜子放到烧着鱼的铁锅里。

　　几个月后，刘老师拿到函授本科文凭的同时，也收到了工作调动的通知——她即将调到县里新成立的某实验小学任教，这是教育局综合考察遴选的结果，据说只有4名村小教师获得这样的机会。

　　刚开始，她没有想好去还是不去。但孩子们或者说家长们的消息倒很灵通。语文课代表送作业到办公室，小心翼翼地问道：“刘老师，听说您要走？”她愣了愣：“谁告诉你的？”“我妈说的，她说您要调到县里更好的学校，您走了，我们就要换老师，我们不想换老师。”那个小男孩说。

　　刘老师告诉他，这件事并没有确定，不要担心。闻言，男孩开心地蹦回了教室。

　　“换老师”这个事，那些年在刘老师所在的村小频繁发生。要不就是才来任教没两年的师专生脱产“提升学历”了，要不就是好不容易弄来的师范大学生被“调走了”，要不就是有经验的老师去了县里。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已经少有一带到底的班主任。当然，刘老师已经连续带了几届。

　　那一段，村里的人见到刘老师就询问她调动工作的事，一般开口都是“祝贺祝贺”，但家长们会在“祝贺”之外，表达对“继任班主任”或“继任语文老师”的担心。每逢有人问起，刘老师就微笑着回答：“这事没定。”

　　老张是支持刘老师调走的。他觉得妻子在教学方面的禀赋和成绩，需要也值得更好的平台。他告诉妻子，不要犹豫，现在孩子快大学毕业了，老人身体健康，想去就去。

　　“我不大想去。我怕住进县城睡不好。”刘老师对老张说。

　　一个多星期后，刘老师专门找到校长，说：“我过几年就要满50了，这个年纪到新的学校不合适，机会留给年轻人，我就在这里贡献最后的光和热。”

　　可就是最后几年，刘老师工作的地方还是发生了变化。

　　因为县里引进了两个大型食品加工企业，其中一个紧邻刘老师所在的乡，由此带动城镇人口不断增多，该乡也在两年的时间里由“乡”改“镇”。城镇化使农村家长们长了见识，更想让孩子多读书，也更稀罕城里的好学校。2019年，最后一届六年级毕业，村小并入镇中心校——由于国家和地区的大力支持，无论硬件设施还是师资力量，这个寄宿制学校都不比县里的小学逊色。刘老师终于住进了繁华的镇子里。

　　《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2020—2022》显示：2022年相比2012年，全国留守儿童减少了1071.87万人，降幅高达47.2%。

　　“我在这里教书已经快40年了。最早在大山深处的村子里，后来到乡场边，如今在镇上。但无论怎么走，都没有离开过这片熟悉又热爱的乡土。”刘老师说。

　　《光明日报》（2025年01月17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