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兴陆（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

　　近年来西方古典学的引入，推动了中国古典学的兴起。中国古典学不是西方古典学的翻版，它具有符合中国文化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

　　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发展陷入困境时，往往会采用两种不同的方式纾难解困：一是还宗经诰，回到文化的本源，复古以求革新。韩愈、李翱等面对中唐严重的社会政治文化危机，志在古道，重提儒家的心性之学。元明鼎革后，重振汉官威仪，以汉唐文风相号召，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这都是重新回到传统，通过对传统的阐释、引申而为开拓新局提供新的资源和力量。二是别向异邦求新声。中华文明数千年一脉贯之，除了内部各种文化相互促进、相互矫正外，还不断包容、吸收周边民族文化以丰富和发展自身。近代中国积贫积弱，面对强势侵凌的外来文化，“药方只贩古时丹”已经不能奏效，于是转而别求新声于异邦。国外文化的引入促动封建大厦轰然倒塌，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和新生。20世纪20年代，郑振铎等提倡整理国故，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以从西方引入的现代文明为标准，对自身传统作出严厉的裁判。过去正统的、主流的思想文化受到排斥，异端的、边缘的思想文化得到崇扬。后来“精华糟粕”论也是以当时所谓进步的思想和价值观重新衡量、裁判传统文化。进入现代以后，传统一直是被处置的对象，处于被阐释、被裁定的地位。经过了百余年的各种阐释和裁判后，人们赫然发现，传统的真相愈益模糊，我们与传统愈益隔膜；而西方并不能代表人类的未来，并非人类文明的唯一路径，更不能被视作中国的模板。于是猛然警醒：中华文明的进一步发展，须给予传统以应有的尊重，重新认识自己的文化传统，从自身传统中汲取资源和力量，转化与创新，踏出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思想认识的转向，加之近年来出土文献的不断涌现，促使学人去搜集材料，复原古籍，力求准确释义，彰显中华经典的本来面目。这是近年来中国古典学兴起的主要原因。

　　西方的古典学，以古典语文学为主要路径。中国古典学的兴起，也强调文字、音韵、训诂和文献学方法，搜集材料，考辨文献，复原古书，准确释义，即以“还原”经典的真相为目的。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罗宗强先生就鉴于此前文史学术之牵强比附、随意引申而主张“还原性研究”，王运熙先生也说过，准确释义就是创新。一直到本世纪初，学界呼吁建立学术规范，都在强调求真务实的学风。当下中国古典学也是以务实求真为宗旨，努力回到中华文化的原点即轴心时代，复原经典的本来面目，探求其原初含义。如果放到百余年中国现代文化进程中看，这种还原工作有其“矫讹翻浅”的意义。从更广远的整个中国文化史来看，训诂之学与义理之学相互矫正，“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此消彼长。当一种学术方式的弊端大于效用时，自然会转向另一种学术方式。同样，为了矫正现代人文学术对传统作面目全非的阐释，还原性的古典学研究自然就成了新的学术方向。这正是古典学能在今日中国得到学人关注与响应的原因所在。相信在今后一段时间里，“还原”依然是古典学研究的学术追求。

　　但是，中国古典学研究的目标仅仅停留在“还原”上吗？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还原”古典？会不会在“还原”的幌子下造出诸如东晋梅赜《古文尚书》那样的伪古典呢？这是古典学界不能不思考的问题。笔者觉得，中国古典学应该有更为宏伟的目标，即重建中华民族的知识世界、意义阐释和价值体系。

　　中华传统文化是有一套知识、意义和价值体系的，如天地人“三才”，仁义礼智信“五性”，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等等。这一套知识、意义和价值系统，奠定于早期经典；并适时而变，在后世不断演化发展，既获得新的生命力能应对新的时代问题，又丰富和发展了自身。但在除旧布新的近现代社会进程中，传统的知识世界、意义阐释和价值体系中许多合理的元素也被抛弃了。如果失去自身文化和文明的基础，而仅仅依靠引介外来文明，是很难重建中国的知识、意义和价值体系的。

　　随着对外开放、社会发展、国力增强和科技进步，推动中华文明创新发展、增强文化软实力成为当今时代的重要主题。构建既符合世界文明方向又扎根自身文化与文明土壤的知识世界、意义阐释和价值体系，是中华文明创新发展的重要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重建中华民族的知识世界、意义阐释和价值体系，应该是中国古典学的崇高使命。当然，世界文明进程已经走到智能化、数字化时代，重建中华民族的知识世界、意义阐释和价值体系，绝不是拒绝现代文明、复古倒退，而应是在承续优秀传统文化与文明的基础上创化生新。从这个思想高度出发，中国古典学在力求还原真相的同时，更需要努力让沉默的材料说话，使久远的历史文献彰显出当代意义。那么，如何让材料说话，让历史文献彰显当代意义呢？中国历史上一种源远流长的阐释学方法——“衍义”或许值得借鉴。

　　衍义（或作“演义”），意谓详述道理，推衍意义而加以引申，是经史阐释的一种重要方法。唐代苏鹗有《苏氏演义》，宋代寇宗奭有《本草衍义》，真德秀有《大学衍义》，明代徐师曾有《周易演义》等。敷陈义理而加以引申的衍义阐释法，依然有其当代价值，不妨加以借鉴、改造和应用。衍义不同于还原，它重在义理的推衍引申；更不同于以西释中的现代阐释，它是站在文化认同的立场，在中华文化语境中，从文本出发，而不是拿外来的异质理论进行“格义”。这种衍义阐释法，可以沟通古今、活古化今，值得尝试。其关键不仅在于准确地理解古典经史，更在于敏锐地关切当下现实问题。从这一点来说，中国古典学首先是人文学，学者的人文情怀、现实关切和社会理想，才是古典学的灵魂。

　　衍义是“还原”之外的另一种意义阐释，不同于古为今用、以今释古。举一个例子来说，曹丕《典论·论文》提出“夫文，本同而末异”，本、末都是譬喻，“末异”指接下来所言之“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没有异议。对“本同”的解释，则众说纷纭。一种解释说：这里所谓“本同”指一切文章的共同性。这虽然是审慎的还原，但意义并不清晰，算不上解释。另一种是把“本”解释为文章都是人们思想意识的表现。这显然是以今释古，曹丕那个时代就认识到文章是人们思想意识的表现了吗？其实回到曹丕那个时代，刘熙著有一部训解词义的书叫《释名》，其中说：“文者，会集众彩以成锦绣，会集众字以成辞义，如文绣然也。”这是最早给“文”下的定义，即文章是因字而生句，积句而为章，积章而成篇，像汇集众彩以成锦绣一样，是精心组织文辞而成的，组织成篇之后像锦绣一样美丽。这是一切文章相同之“本”。各种体裁成篇之后则风貌不同，这是末异。曹丕所论之重点虽然不在“本同”，但“本同”启发我们，写文章须像织锦一样精心组织，文章须像锦绣一样美好动人，富有感染力。这样推衍义理，既契合曹丕时代的原意，又能关切当下文章写作的问题，算得上是“衍义”吧。

　　现代视野下的古典阐释，曾有过“还原”与“以西律中”之争，以古释古、以西释中的合理性都有限度，超过限度就会走向谬误。“衍义”则是古义今释，在还原、再现古义后，通过推衍演绎，做出切合当下现实的阐释。“还原”与“衍义”应是当前中国古典学的基本路径，两者应该并举，可以偏重，不可偏废。

　　《光明日报》（2025年01月20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