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俞金尧（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一

　　地理大发现以后，欧洲人奔走于世界各地，全球贸易联系开始建立起来，世界市场逐渐形成。明清之际的中国对外贸易也因此而与世界市场产生更多关联。

　　从中国输出的货物主要是丝绸、茶叶、瓷器等大宗商品，而从海外输入中国的商品包括胡椒、大米、布匹等生活必需品和象牙、珠宝、珊瑚、檀香等奇珍异宝。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在欧洲人到来之前，这些商品中的大部分都是中国商人在东洋和西洋贸易中常见的货物。但是，欧洲商人加入亚洲贸易，使得中国的外贸有了世界性的维度，即从过去的区域性国际贸易，转变为全球贸易的组成部分，例如丝绸和瓷器不仅被直接贩运到欧洲，也通过跨太平洋航线被销往南美洲。

　　从区域性国际贸易到世界贸易，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从亚洲区域性国际贸易来看，中国至少从唐宋以来就是这个贸易区域的主要国家。郑和七下西洋使中国在这个区域的影响力提升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不过，到全球贸易发生以后，欧洲人不仅在全球层面上了解货物产地和销售市场，而且掌握市场行情，包括商品的成本、价格、利润、数量、款式等。结果，他们把亚洲市场整合进世界市场。这样一来，中国作为过去区域性国际市场中的主导国家，被卷入全球贸易关系中。

　　欧洲人不仅擅长商品交易，也要为市场生产所需的产品。白银是近代早期世界市场上的重要商品，中国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其商品进出口总量对世界经济产生重要影响。中国对白银的需求量大，与从中国输出大量丝绸、瓷器、茶叶一样，这些贸易都蕴含着巨大商机。欧洲商人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开始从日本贩运白银到中国。后来，西班牙人又在南美开发银矿，并通过“马尼拉大帆船”将白银贩运到亚洲。

　　二

　　近代早期到底有多少白银从世界各地输送到中国？这很难准确统计。中外历史学家对此都进行过研究，结果却不尽相同。有的估计，光是明代流入中国的白银就超过5亿两；而有的估计约2亿两至3亿两，其中又以3亿两左右的估计为多数。实际上，由于计量单位、研究时段、资料来源等不同，彼时中国到底流入多少白银，只能是一个无法取得准确结果的估计数。不过，中外研究者在一点上能取得共识，那便是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量巨大，且输入中国后不再外流，中国因此而被看作当时全球白银的终极“秘窖”。

　　近代早期白银被当作世界性货币，有了白银，当时的世界贸易仿佛被注入润滑剂。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世界市场成为欧洲商人的广阔天地，他们到处奔波冒险，建立贸易关系。白银最初是欧洲人为了购买亚洲的胡椒、香料、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专门从母国运来的货币。他们从东方购入大量商品，当然也意味着要给中国、印度、日本和东南亚国家等运来大量的贵金属。贵金属大量外流曾引起欧洲国家一些人的不满，早期重商主义者就反对从本国输出金银。不过，由于贸易挣来更多贵金属，增加了国民财富，这种对外贸易最终获得社会的理解和支持。

　　白银在世界市场具有货币和金属产品两种角色。在中国，从明代开始，官方认定以白银作货币。欧洲人由此发现巨大商机，作为货币，欧洲人用白银从中国和亚洲市场购买欧洲市场上畅销的商品；而当白银可以从日本和南美洲的银矿大量开采时，白银对欧洲人来说已经超越单纯的货币角色，而成为与铜、铅、锡等一样的金属矿产品。当中国市场大量需求白银之时，欧洲人便不失时机地为中国输送白银。

　　于是，明清之际白银大量流入中国，而中国的货物也大量流出到欧洲人手上，其中也包括大量黄金。

　　三

　　有多少中国黄金流到欧洲同样很难估量。实际上，研究中国黄金外流的数量，要比估算白银流入中国的数量更难，因为从中国获取黄金是一种私下交易，难以获得公开数据，甚至难以推算一个大致数字。但这并不意味着不能讨论这个问题，而且我们基本上能得出一个结论：中国黄金随着大量白银流入中国而流至欧洲。

　　欧洲人对黄金有一种渴望。大航海的初衷之一就是寻找黄金。自马可·波罗游历中国，给欧洲带去东方遍地黄金的信息以后，欧洲人便做起到东方寻找黄金的梦。起初，葡萄牙人沿非洲海岸航行和探险，在非洲发现了“黄金海岸”。西班牙人到达美洲，也是以掠夺黄金为主要目的。当他们最终到达中国后发现，与中国相比，欧洲金贵银贱。这是一个重要的市场行情，其中套取收益空间巨大。

　　最早发现中国银子贵、金子便宜的欧洲人是马可·波罗。不少人注意到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说中国黄金遍地，却很少有人提及他的游记中三次谈到中国的金银比价，这说明马克·波罗已经意识到贵金属的价格问题。利玛窦以传教士身份来中国，他在1582年也发现中国金价低。在马尼拉大帆船贸易之初，墨西哥的金银比价为1∶12，而中国的金银比价竟然是1∶4，西班牙人惊呼：这儿所有的东西都很便宜，几乎免费！

　　研究表明，明代绝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的金银比价大约为1∶6。清初，金银比价为1∶10。而同时期欧洲的金银比价大约在1∶15左右。这就意味着把欧洲和美洲的白银运到中国，套取中国的黄金，是极为有利可图的买卖。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国富论》，其中有一段话把这桩买卖的利益讲得十分透彻：“贵金属由欧洲运往印度，以前极有利，现今仍极有利。在印度能够获得好价的物品，没有什么能与贵金属相比……贵金属中，以金运往印度，又不如以银运往印度为有利，因为在中国及其他大部分印度市场上，纯银与纯金的比率，通常为十对一，至多也不过十二对一。而在欧洲，则为十四或十五对一……对于航行印度的欧洲船舶，一般地说，银是最有价值的运输品。对于向马尼拉航行的亚卡普科船舶来说，也是如此。新大陆的银，实际就是依着这种关系，而成为旧大陆两端通商的主要商品之一。把世界各处相隔遥远的地区联络起来，大体上也是以银的买卖为媒介。”

　　从马可·波罗到亚当·斯密，几个世纪中，欧洲人一直注意到亚洲与欧洲在金银比价方面的明显价差与套利空间。由此来看，欧洲人从世界各地运白银到中国，并非都用来购买中国的丝绸、瓷器和茶叶，有很大一部分银子应当是用来购买中国的黄金。

　　四

　　尽管我们没法精确计算欧洲人在近代早期从中国套走了多少黄金，但欧洲人在中国购买黄金的历史材料并不少见。

　　1580—1614年，澳门葡萄牙商人把大量中国黄金出口到日本长崎，对日本的黄金交易一次性达750公斤。那时，日本开采银矿，银子多而黄金需求大，葡萄牙人做转口贸易，用日本的白银换中国的黄金，获利不少。华人学者王庚武曾指出，对荷兰和英国而言，特别是对于那些绕过东印度公司的个体商人来说，黄金可比基督徒重要得多，而亚洲黄金最便宜的地方是中国。学者刘勇也发现，荷兰人在中国购买货物，最吃香的当属黄金。17世纪是荷兰经济的“黄金时期”，荷兰人试图独占中国的黄金交易。但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欧洲人都有意购买中国的黄金。18世纪中叶，荷兰巴达维亚政府负责对华贸易的“中国委员会”，要求大班们在广州代购黄金。175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捷达麦森号”在返航途中沉没。1985年时，人们打捞这艘沉船，发现它装载了147块金锭，重达53公斤。1731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要求投资60000英镑购买黄金，最终购买到7000个金元宝，价格为每个110~115银两不等。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大班也在广州购买黄金，斯德哥尔摩北欧博物馆收藏了1747年中国商人与瑞典东印度公司大班签订用10000西元银子支付黄金的价格合同。1760年的合同显示，几位中国人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交易了4500两（450锭）的“南京银”。

　　可见，近代早期到中国进行贸易的欧洲国家，几乎都参与了购买中国黄金的交易。完全可以推断，流入中国的大量银子有相当一部分是以中国流出相应比例的黄金为代价的，这就是学者万志英所说的：在“白银世纪”里，中国吸收了银却流失了金。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据麦根斯氏的计算，每年输入欧洲的金银数量之间的比例，将近一对二十二，即金输入一盎司，银输入二十二盎司。可是，银输入欧洲后，又有一部分转运东印度，结果，留在欧洲的金银数量之间的比例，他认为，约与其价值比例相同，即一对十四或十五”，“每年由欧洲运往印度的银量很大，使得英国一部分殖民地的银价和金对比渐趋低落……中国金银之比，依然为一对十，或一对十二，日本据说是一对八”。由此可见，欧洲的金银比价从1∶22回落到1∶16或1∶15，主要是因为欧洲人把白银运到亚洲去了。白银贸易让欧洲人套走了黄金，还减轻了通胀压力，一举两得。

　　总之，明清之际中国开始以银子为货币，欧洲人通过世界贸易为中国提供了大量白银，同时也从中国套走大量黄金。白银输入中国和黄金流出中国虽然看似是市场行为，但却是在欧洲主导的世界市场中发生的，是欧洲人利用金银价差有意为之的套利行为，从中获利最大的无疑是欧洲。

　　《光明日报》（2025年01月20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