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费冬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学人小传

　　任溶溶（1923—2022），本名任以奇，笔名任溶溶，广东鹤山人，生于上海。翻译家、儿童文学作家。1945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中国文学系。曾任上海翻译家协会副会长、上海语文工作者协会副会长、上海译文出版社副总编辑。曾获中国翻译协会“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著有《丁丁探案》《没头脑和不高兴》《一个可大可小的人》等。译有《安徒生童话》《木偶奇遇记》《洋葱头历险记》《彼得·潘》《长袜子皮皮》《吹小号的天鹅》《夏洛的网》等。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翻译第一篇外国文学作品，到2022年去世，任溶溶的翻译生涯持续了七十多年。在这漫长的时间跨度里，他在儿童文学翻译领域眼光之准、魄力之大、用力之专，翻译作品数量之多、质量之高、涉及的语种和作家之广、引发的反响之大，都是整个翻译界独一无二的存在。他的贡献和付出，得到了翻译界、文学界和读者的普遍认可和高度评价，他先后获得了“陈伯吹儿童文学奖·杰出贡献奖”“宋庆龄儿童文学奖·特殊贡献奖”“国际儿童读物联盟翻译奖”等多个重要儿童文学奖项。著名文学评论家束沛德称，“他的文质兼美的等身著译，是我国儿童文学高地上一座令人瞩目的丰碑”。另一位文学评论家刘绪源则认为：“在中国文坛上，翻译儿童文学作品最拔尖的，就是任溶溶。他改变了中国的儿童文学。”

　　遇见儿童文学是任溶溶的幸运，而遇见任溶溶也是中国儿童文学和中国儿童的幸运。

　　/走上翻译儿童文学之路/

　　任溶溶，祖籍广东鹤山，1923年5月19日出生于上海。原名任根鎏，后改名任以奇。任家早年生活贫苦，任父年轻时远赴日本，在一个同乡开的印刷所当学徒，后回到上海继续从事印刷生意。经过多年打拼，到任溶溶出生之际，任家的经济条件已经大为好转，拥有了木器店、纸行和印刷所等产业。

　　任溶溶5岁时被父母带到广州，留给亲人照顾，父母仍旧回上海做生意。在广州，他先是进私塾读书，后到岭南大学分校小学部读小学。任溶溶从小爱读书，起初，他的读物以传统小说居多，如《三侠五义》《小五义》《续小五义》《三国演义》《济公传》等。他最喜欢好玩有趣的《济公传》。后来他嫌家里的书不够读，就把目光投向家附近的文化街，“一家家书店跑，一家家书店看书”。岭南大学分校小学部的图书馆配书很丰富，正是在这个图书馆里，任溶溶开始接触中外儿童文学，并为之深深着迷，经常在别的小朋友们午睡之际，跑到图书馆读书。叶圣陶的《古代英雄的石像》《稻草人》、开明书店翻译的《木偶奇遇记》等，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些童书中，他最爱读《木偶奇遇记》，这本书后来在他的翻译生涯中也占据着重要位置。

　　1938年，任溶溶随亲戚回到上海。此时，上海已被日军占领，任家的店铺侥幸搬进了租界。重视子女教育的父亲将任溶溶送进雷士德中学读书。这是一所英国人办的学校，对于英语学习很重视，除了国文、中国地理用中文授课之外，其余课程都用英文教学。耳濡目染加之个人的勤奋努力，任溶溶的英语水平有了较大提升，在精通俄语的同学盛峻峰（翻译家草婴）的鼓励下，他还开始自学俄语。在校期间，任溶溶受进步思想影响，初三那年和同学一道去苏北参加新四军，在部队待了半年。中学毕业后，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他从事了一段短暂的新文字改革工作。1942年，经组织安排，任溶溶进入大夏大学中国文学系就读。在大学，他一方面涉猎更多的外国文学著作，把当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世界文学名著丛书”里的外国文学作品基本读了一遍，另一方面，又跟随郭绍虞、周予同等著名学者读书，对文学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1945年，任溶溶从大夏大学毕业。在偶然的机缘下，他翻译了第一篇儿童文学作品《黏土做的炸肉片》，刊发于1946年1月出版的《新文学》杂志创刊号。那段时间，任溶溶的一位大学同学在儿童书局编《儿童故事》杂志，因刊物缺稿，便邀请英语不错的任溶溶帮忙译稿，任溶溶一期译一篇，翻译了十几篇迪士尼图画故事。1947年，任溶溶的女儿出生，童心未泯的他用女儿的名字“任溶溶”当了笔名。同年，时代出版社社长姜椿芳与任溶溶结识，邀请他翻译苏联儿童文学作品。就这样，任溶溶开始了他的儿童文学翻译生涯。

　　/坚守真善美/

　　新中国成立后，任溶溶先后在新华书店华东总分店（今上海人民出版社）、少年儿童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等机构担任编辑，虽然工作单位发生了几次变化，但他对儿童文学翻译的热情一如既往。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内儿童文学读物比较匮乏，虽然有一些老作家如张天翼、陈伯吹、贺宜、严文井等继续从事儿童文学创作，但总体上，儿童文学创作队伍比较单薄。这时，作为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编辑，任溶溶组织人手翻译了不少儿童文学书籍。同时，他本人也身体力行，翻译了大量作品。

　　那段时间，任溶溶所译大多为苏联儿童文学作品。在儿童诗领域，他翻译了马雅可夫斯基、马尔夏克、巴尔托、米哈尔科夫、楚科夫斯基等诗人的作品。他喜欢马尔夏克诗歌的韵律和节奏，也看重其诗的宣传鼓动价值，《给小朋友的诗》《给新少年讲讲旧日子》《对留级生说的话》等译作引起了较多的关注和较大的反响。十几年后，有人声称要“打倒中国的马尔夏克——任溶溶”，谦逊的任溶溶一度为此感到心虚，觉得自己配不上“中国的马尔夏克”这个称号。此外，他还翻译了《我们的工厂》《一年级小学生》《森林变成了城市》《大晴天》《小草儿历险记》等儿童小说，《雪女王》《神气活现的小兔子》《白天使》《十二个月》等儿童剧作品，《洗呀洗干净》《在蓝色大海的边上》《哈哈镜王国历险记》等童话，以及《我的会演戏的鸟兽》《古丽雅的道路》《列宁的故事》《进攻冬宫》等儿童读物。

　　任溶溶看重儿童文学的教育价值，认为一个好的儿童文学作品，应该同时兼具思想教育价值、艺术教育价值和语文教育价值。他选择的多数儿童文学作品，都能体现这三种价值。20世纪50年代初，全国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但是国内缺乏卫生教育主题的儿童读物，任溶溶就翻译了《洗呀洗干净》这本童话。该书主要讲述了一个不爱清洁的小朋友经历一系列事件后发生转变的故事。这本合乎时宜的童书出版后，受到中小学生的欢迎。

　　任溶溶既注重译作的教育价值，也具备良好的审美判断力和扎实的翻译实力，因此他的很多作品都一版再版，影响了几代小读者。典型的如《古丽雅的道路》，这本书1953年3月由时代出版社出版，作者是苏联作家叶列娜·伊林娜，原名《第四高度》，写的是活泼可爱的小女孩古丽雅在老师、家长、社会的引导下，改正缺点，克服困难，成长为女英雄的故事。这本书出版不到一年的工夫，就已经三次印刷，印数近50万册，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一起成为译文界的“红色经典”，《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等媒体上都刊发了书评。叶圣陶专门写了《读〈古丽雅的道路〉》，高度评价此书。作家李佩甫几十年后深情回忆：“正是这本书改变了我的人生走向，也由此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这是一本有气味的书：面包的味道、果酱的味道，还有沙发、桌布和羊毛地毯的味道。虽然我从来没有见过面包，但在中国最饥饿的年代，我却吃到最鲜美的‘面包’。”（李佩甫《平原是我的写作领地》）

　　任溶溶在翻译上精益求精，有时候到了较真的地步。《小草儿历险记》这本书，他原本已经根据1949年的俄文版完成了翻译，看到此书于1951年出了新的版本，于是，又依据新版本重新校改了一遍。类似的，还有《大晴天》一书，1951年三联书店出版的译本是从1948年俄文版译出的，1954年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任溶溶新译本则是根据1953年的俄文新版进行翻译的。

　　从1949年到1963年，任溶溶的翻译作品有40多部，这还不算单篇作品。他因此成为这个时期著作最为丰硕的几位儿童文学翻译家之一。

　　/遍寻风雅颂/

　　“文革”期间，在艰难的处境下，任溶溶虽然没有翻译作品，但充分利用时间，自学了意大利语和日语。到新时期来临之际，他已经熟练掌握了四门外语：俄语、英语、意大利语和日语，这为他后来的翻译事业奠定了语言基础。

　　1978年10月，全国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在江西庐山召开。会议由国家出版局、教育部、文化部等七家单位联合举办，号召恢复少儿读物的出版工作，尽快解放思想，多出好书；明确提出要考虑儿童读者的阅读能力和理解水平，把作品写得生动有趣。用束沛德的话说，“这次庐山会议结束了儿童文学创作、出版界百花凋零、万马齐喑的局面，揭开了我国新时期儿童文学的新篇章”（束沛德《儿童文学的庐山缘》）。参与了这次会议的任溶溶，深受鼓舞，心中又燃起了翻译的热情。“下山之后，业余除了创作，一口气还翻译了好多部儿童文学作品，一年当中译了二三十万字。”（《我叫任溶溶，我又不叫任溶溶》）梳理任溶溶这个阶段的翻译成果可以发现，自1979年起，他每年都有译作出版，有时一年就出版10部以上。

　　1979年2月，在《少年文艺》编辑迎春座谈会上，贺宜、陈伯吹、茹志鹃、徐迟、任溶溶、杜宣（从左至右）在一起。

　　任溶溶进行儿童文学翻译的关键是精选作品。他曾自白，他翻译儿童文学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中国儿童挑选优秀作品，二是给中国儿童文学作家提供借鉴。他坚守艺术标准和思想标准，选择那些优质儿童文学作品进行翻译。任溶溶不仅深爱文学，对美术、音乐、戏剧、电影也有较广泛的涉猎，而精通四门外语，则让他具备了非凡的视野。故而他总是能从海量儿童文学作品中挑选出艺术价值高、成就大的作品来翻译。任溶溶这时已经意识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儿童文学翻译事业的结构性缺陷，即优秀的苏联儿童文学作品基本上都有了译本，但其他国家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家作品还没有得到充分介绍。为此，他翻译了大量欧美经典作品，尤其是历届国际安徒生奖得主的作品。在翻译策略上，他一方面精选单部优质作品，翻译了《木偶奇遇记》《小茶匙老太太》《借东西的地下小人》等公认的精品；另一方面，还采取专题的方式，力图将几位国外儿童文学大家的代表作甚至全部作品都译介过来，让中国儿童和儿童文学作家对这些国外优秀作家作品有系统的了解。其中，罗大里、林格伦、罗尔德·达尔、托芙·杨松、埃尔文·布鲁克斯·怀特、休·洛夫廷是任溶溶重点翻译介绍的几位儿童文学作家。

　　以瑞典作家林格伦为例，从1980年到1983年，短短几年，任溶溶翻译了《住在屋顶上的小飞人》《小飞人又飞了》《长袜子皮皮》《疯丫头玛迪琴的故事》等13部作品。这些作品里塑造的皮皮、卡尔松等多个顽童形象，正是当时中国儿童文学界有所缺失的，它们不仅打开了中国儿童文学作家和读者的新视界，也大大促进了中国儿童文学新发展格局的形成。此后，他还翻译了意大利作家罗大里的《洋葱头历险记》《电视迷历险记》《蓝箭号列车历险记》《假话国历险记》四部作品，及美国作家埃尔文·布鲁克斯·怀特的《精灵鼠小弟》《吹小号的天鹅》《夏洛的网》三部力作。他尤其偏爱美国作家休·洛夫廷的童话，在2002年79岁高龄之际，还将《杜立特医生故事全集》一股脑地全部翻译成中文。

　　任溶溶对重点作家长篇小说和童话的译介，一直持续到2004年。此后，年事渐高的任溶溶，精力不如从前，译介重心有所转移，由大部头的长篇儿童小说、童话、诗歌、话剧的翻译，转向短小精致的绘本译介。绘本虽然语言比较简单，但因为读者对象是年幼的孩子，作品的音韵、节奏等需要适合他们的年龄特点，“老小孩”任溶溶翻译起绘本得心应手。其实，如前所述，早在新中国成立前，任溶溶就曾译介过十几本迪士尼图画书。20世纪50年代，他又翻译了四五十本图画书。

　　任溶溶翻译绘本的热情是如此高涨，有时一年就出版40多本。这些译介绘本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单本绘本，如《咕噜牛》《一片叶子落下来》《谁要一只便宜的犀牛》《会说话的骨头》；二是系列绘本，如“花格子大象艾玛系列绘本”“五只小猴子系列绘本”“温妮女巫魔法绘本”。在新作不断问世的同时，任溶溶早年的童书译作也被一版再版，“任溶溶”这个名字在21世纪中国孩童的书架上大放异彩。

　　/新释信达雅/

　　任溶溶的翻译作品有着鲜明的个人风格，或者说，有着“任溶溶印迹”。这和他秉持“儿童本位”的翻译观是分不开的。任溶溶特别强调读者意识，认识到“儿童文学翻译有一个特点，就是读者对象十分明确，是孩子，而且不是笼笼统统的孩子”（任溶溶《我译儿童文学》）。他认为，幼儿、小学低年级和高年级的孩子阅读需求有所不同，要根据他们的年龄特征选择翻译策略。给幼儿译外国诗歌，自然要译成儿歌的样子，朗朗上口，但给大孩子译书就不能有娃娃腔，因为半大孩子，都不希望别人把他们看作小娃娃。

　　近代著名翻译家严复曾表达过翻译的不易，称“译事三难：信、达、雅”。在“信、达、雅”三原则中，任溶溶对“信”最为看重，总是努力将原作的美原汁原味地传达给中国儿童。他说：“译者就好比一位演员，要揣摩不同人物，表现不同风格。演员投入一个角色，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一个目的：把原作尽可能贴切地翻译过来。原作者风格各异，翻译的时候也应保留原来的风格，我觉得翻译就是一个字——‘信’，不但文字，整个作品都要忠实于原著。”（《任溶溶：与安徒生相伴到老》）不仅文字，连人物说话的口气他都努力做到和原作相像，他坚持认为“译者既要对得起读者，也要对得起作者，要务使外国作家有味的文字不变成无味的文字”（《我叫任溶溶，我又不叫任溶溶》）。

　　任溶溶既尊重作者的原创风格和特色，又充分考虑中国儿童读者的阅读喜好和接受心理，努力做到不拘泥于原文形式的“达”。他说：“儿童书的读者对象再明确不过，是小朋友。作者们的书，就是为小朋友写的。因此译出来的儿童书，要让小读者读起来顺当，觉得有趣。他们又正值学语文的时候，译文要规范，我尽可能争取这样做，尽可能做到像一位外国作家借用我这个中国译者的口，把他的书用中国话讲给中国小读者听。”（任溶溶《译者职业像演员》）儿童喜欢读有节奏感、句式相对简单，而表达又很生动的作品，为了让他心中的小读者满意，任溶溶的翻译并不一味追求文字的典雅，反而尽量让表述口语化，多用短句、叠词、拟声词、重复的词组，努力让译文通俗易懂。如《安徒生童话》的翻译，面对同一个句子“I quacked and clucked, but all to no purpose”，翻译家叶君健是这样翻译的：“我说好说歹，一点用也没有！”而任溶溶的翻译是：“我又是好好地说又是嘎嘎嘎地叫，但是一点用处也没有。”叶译注重简练，选用了成语，而任译为了更容易被儿童理解，选用了拟声词。有时候原文有文字游戏——这在儿童文学作品中经常可见，考虑到中外文音韵节奏之间的差异，任溶溶并不死板直译，而是用相应的中文文字游戏来替代，让中国孩子读起来顺当、开心。虽然字面上没有完全忠实于原文，但这与原作的游戏精神是一致的。

　　至于“雅”，在任溶溶的译作里则呈现出了另一种特色。任溶溶并不把华丽的辞藻视作翻译之雅，而是坚守儿童文学翻译的“素朴之美”，从素朴中觅童趣，从素朴中见深情。任溶溶的译文虽然口语化，却很讲究音韵，淡而有味，孩子读了觉得好懂，家长读了则可体味到言外之意和韵外之旨。以《夏洛的网》中的部分译文为例：“So while the children swam and played and splashed water at each other. Wilbur amused himself in the mud along the edge of the brook, where it was warm and moist and delightfully sticky and oozy.”任溶溶的译文是：“因此，当两个朋友游泳、玩耍、用水你泼我我泼你时，威尔伯就待在河边的烂泥里自得其乐，烂泥暖和，湿答答的，黏黏糊糊，舒服极了。”任溶溶选用儿童喜爱的叠词和口语来译，读起来丝毫不“隔”，好像是中国作家原创的作品，真正做到了用中国话把外国作家的书讲给中国小读者听。

　　这些译文之所以独具韵味，有时候并非只是凭借翻译技巧，而是基于任溶溶本人多年的创作经验。受翻译苏联儿童文学作品影响，任溶溶自20世纪50年代起，即开始创作童话和儿童诗，发表了《没头脑和不高兴》《一个天才杂技演员》等童话，及《我给小鸡起名字》《一个怪物和一个小学生》等诗作。翻译让他了解、熟悉了外国优秀儿童文学作品的叙述技巧和艺术范式，为创作提供了借鉴；而丰富的创作经验，又让他拥有了不俗的艺术判断力和感知力，能够更好地揣摩作家的心理，体悟中外语言表达的特点，从而将译作更好地呈现。当然，这也和他本人对于翻译的精益求精密不可分。任溶溶的译稿通常写在稿纸上，很多页面涂满了修改符号，因为在不同时间进行了反复修改，稿纸上经常各色笔迹混杂。为了核实原著中的某一说法，他还经常一遍又一遍地查阅各种资料，反复斟酌，直到自己满意为止。在生活中，他也忘不了翻译工作。有一次，他去外地开会，散会后特意去一家进口超市购买了一些零食，为的就是尝一尝他要翻译的外国儿童文学作品里提到的那些零食的滋味，以加深对原作的理解，更准确地翻译。

　　除了译作，任溶溶还撰写了几十篇翻译批评文章，它们多以译者序或译后记的形式呈现。这些文章介绍了原作的社会文化背景、作家创作的整体状况及译者个人的翻译心得，比较平实客观。作为文学作品的副文本，这些译者序、译后记对于读者深入理解译作起到了指点迷津的作用，而且具有学术价值。

　　/结语/

　　任溶溶在创作、翻译、编辑、文学批评四个领域都有独特贡献，是儿童文学界的一位通才。其中，“外国儿童文学译介，无疑是任先生在漫长的文学岁月中投入心力最巨，累积成果最丰，介入人们的阅读生活和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历史发展十分广袤、深邃的一个部分”（方卫平《任溶溶译文集·序言》）。

　　任溶溶一生翻译出版三四百本作品，靠的不仅是才华，更多的是孜孜不倦的努力以及为中国儿童译介好作品的使命感。任溶溶不是专职译者，他的本职工作是编辑。因为编辑业务繁忙，他往往只能利用晚上和周末的休息时间，“一张纸，一支笔，一把椅子和一张桌子，一页一页‘爬格子’”（任溶溶之子任容康语）。可以说，如果没有任溶溶几十年如一日的辛勤工作，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的大花园将逊色许多。

　　百岁人生，八十年笔耕；一腔热血，全心为儿童。任溶溶的人格风范将和他的作品一起，继续照亮新时代中国儿童文学的前行之路。

　　本版照片选自《任溶溶译文集》

　　《光明日报》（2025年01月27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