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丁震寰（上海师范大学博士）

　　严羽在《答吴景仙书》中反驳了吴景仙用“雄深雅健”作为盛唐诗风的概括，认为“健”字不可论诗，并指出盛唐诗风乃“雄浑悲壮”。这一观点在明清时期引发争论。赞同严羽者认为“健之为病壮于颃，作色于父，无所不至”（王夫之《古诗评选》），反对严羽者认为“此论唐律和平之调则可，若沈佺期‘卢家少妇’、崔颢《黄鹤》《雁门》，毕竟圆健二字足以当之”（许学夷《诗源辩体》）、“诗如子美拨剌执动，虬蟉气雄，如激矢之末，力可以穿七札，垂云之余，怒可以搏九霄，亦何尝不健也”（冯复京《说诗补遗》）。但细察之，反对者只是拎出了具有“健”这一诗歌风格的例子，对严羽“健字不可论诗”的观点进行反驳，并未反对“盛唐诗雄浑悲壮”这一核心观点。争论的实质是能否使用“健”字论诗。

　　但以“健”论诗并非吴景仙独创。杜甫常以“健”评述诗歌，如“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便是说庾信诗歌具有刚健的审美风格。《二十四诗品》中亦有“劲健”一品。至于宋代，黄庭坚评杜甫《谢严武诗》“雨映行宫辱赠诗”一句时称“此句便雅健”。严羽并非没有关注到这些现象。他认为，“健字但可评文，不能论诗”，是对诗与文的审美特征有了清晰认识。在此基础上，严羽进一步提出以“雄浑悲壮”取代“雄深雅健”作为好诗（盛唐诗）的评价标准。

　　严羽以“雄浑悲壮”替换“雄深雅健”的背后，既是对《沧浪诗话》中提出的盛唐诗“无迹可寻”的应和，又辨明了盛唐诗与大历诗的区别，指出了盛唐诗之所以为盛唐诗不在其风格，而在其精神。诗歌的最高标准为“无迹可寻”的浑成，为达到这一标准，只能从精神层面入手，所以必须依靠妙悟。

　　其一，较之“雄深雅健”，“雄浑悲壮”更能与严羽提出的诗歌的最高标准“无迹可寻”应和。“雄浑悲壮”较之“雄深雅健”更突出诗歌境界与风格的浑然一体。严羽对雄浑与雄健进行解释，“坡、谷诸公之诗，如米元章之字，虽然笔力劲健，终有子路事夫子时气象”。《论语》中，孔子评价子路“行行如也”，即刚强的样子。孔子与子路一样内心刚强，孔子批评的是子路将刚强外显。严羽将苏、黄之诗与子路性格进行类比，将盛唐之诗与孔子类比，突出刚强的显露，正是证明了盛唐为代表的“雄浑悲壮”是浑然一体、不落痕迹的，而苏、黄为代表的“雄深雅健”有其具体表相。

　　《二十四诗品》进一步辨明了“雄浑”与“劲健”的区别。“雄浑”品言：“大用外腓，真体内充。反虚入浑，积健为雄。具备万物，横绝太空。荒荒油云，寥寥长风。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持之非强，来之无穷。”其中，“积健为雄”可以看出，“健”这一风格是“雄浑”中“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好像可以容纳万物，浩荡太空也无可阻挡，正如风与云飘忽不定而又苍茫无边。“超以象外”，更是说雄浑这一状态已超脱形迹，真正成为精神所在。“劲健”品言：“行神如空，行气如虹。巫峡千寻，走云连风。饮真茹强，蓄素守中。喻彼行健，是谓存雄。天地与立，神化攸同。期之以实，御之以终。”“劲健”的“健”较之“雄浑”的“健”更加显露，其可以与天地同立，但尚未达到“超以象外”的无迹可寻。更值得注意的是，“雄浑”品与“劲健”品都提到了风与云，但二者所展现的风貌不同。“雄浑”品更加强调风与云飘忽的苍茫状态，其重在对环境的营造；而“劲健”品则是突出风与云的本身形态、动作，重在对风、云的气势描写。这正是浑然自在境界与事物本体表相的区分。而这种雄浑超逸的精神风格，与严羽论诗核心“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一致。

　　其二，严羽对盛唐诗和大历诗的区分，凸显了精神境界的重要性，指出盛唐诗之所以为盛唐诗在其内在精神而不止于其风格。严羽与吴景仙在“尊盛唐”这一行为上具有一致性，二者争论的一个重要分歧是大历诗的归属问题。《答吴景仙书》言：“然晚唐、本朝谓其如此，可也。谓初唐以来至大历之诗异户同门，已不可矣！”张健释“异户同门”为“各时代及流派的诗歌之差异是局部的，而大的方面是一致的”。严羽所批评的是吴景仙将初唐至大历诸诗风格混为一谈的行为。严羽看来，大历诗已入第二义，与盛唐第一义是截然不同的。严羽以“雄浑悲壮”代替“雄深雅健”正是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说明。

　　“雅健”这一风格之中暗藏对中晚唐诗风的反拨。与雅相对的是怪与俗，而这正好是中唐，特别是元和时期的诗歌风格；与健相对的便是孱弱、柔靡，而这正好是晚唐时期的诗歌风格。吴景仙能指出元和、晚唐之病，并对症下药，但其未能察觉到大历诗风之中已蕴含中晚唐诗风。通过研究大历诗发现，其间杂着雅与俗、健与弱等矛盾风格，同一个诗人甚至同一首诗中，也呈现出矛盾风格。大历时期展示的是一种变化趋势，而非具体特征。仅仅依靠诗歌风格进行判断，那么大历诗与盛唐诗之间自然存在诸多相似。严羽则进一步深挖，将对盛唐时期诗歌的评判标准由风格层面上升至精神层面，因此拈出“悲壮”一词。“悲壮”的核心是“壮”，是指诗人在作诗时怀着磅礴强烈的情感。这种情感以雄壮为其气魄，气势充沛，面对人生困苦时始终保持着气节与追求，不屈不挠，“虽九死其犹未悔”。“悲壮”作为盛唐气象的精神底蕴，承接建安风骨而来，背后是对时代的忧叹，对自身命运的困惑，是济世理想无法实现的痛苦，具有极强的现实主义色彩。而大历诗歌中尽管也带有悲伤色彩，但更多是诗人自怨自艾，丧失了积极入世、寻求改变的“悲壮”精神，形成了“清冷”的诗歌风格。《诗镜总论》指出“体格卑而声气亦降”。《四库提要》指出：“大历以还，诗格初变，开宝浑厚之气，渐远渐漓”。

　　其三，诗歌的最高标准是“无迹可求”，为达到这一标准需要依靠内在精神，而寻求内在精神的核心即是妙悟。严氏以“雄浑悲壮”取代“雄深雅健”正是对江西诗派重“诗法”而少妙悟的批评。江西诗派以“诗法”行于世，提出了一系列可以落实的作诗规则。从实际情况看，江西诗派诸作与晚唐大不相同，有意扭转晚唐颓势。但一味用健字作健语，最终无法达到浑融之貌，其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内在之气象。作为内在之气象的悲壮，是无法以特定的形式、字词、音节等进行概括的。“雄浑悲壮”，是严羽推崇无迹无法的重要体现。在严氏诗论中，多次强调无迹无形之妙。如其不喜曹洞宗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曹洞论禅琐碎。再如其明确指出的“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就是指出诗歌不必有既定的方式方法，在方式与方法背后那一种气与精神才是诗歌所追求的。关于严羽“以禅喻诗”的论诗方法，历来也颇受争议。但严羽寻求到禅与诗的相近之处，对于禅宗强调的最高义理，禅宗以“不可说”解释，强调“以心传心”“不立文字”，重在通过经历与思考，达到一种豁然的领悟，而并非有法可依，有迹可循。汉至盛唐诗歌作为严羽认为的第一义，其达到的境界，也绝非单纯依靠模拟模仿可以到达，同样需要通过感悟熔炼内在气象以求顿悟。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雄浑”这一最高标准，严羽认为其是天然之妙，并非依靠人力精巧编排可以达成，必须依靠透彻之悟方可实现。而在明清诗话中，诗论家同样以雄浑作为最高标准。如“七言律，对不属则偏枯，太属则板弱。二联之中，必使极精切而极浑成……乃为上则”（胡应麟《诗薮》）、“七言律……贵属对稳，贵遣事切，贵捶字老，贵结响高；而总归于血脉动荡，首尾浑成”（沈德潜《说诗晬语》），都认为通过各种对仗等格律技巧的完善和字词的锤炼可臻雄浑的高妙境界。

　　《光明日报》（2025年01月27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