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福清（广东省韩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近年来，关于苏轼元祐三年（1088）科场事辨伪，有学者从北宋科举严格的锁院制度等方面做了辨析，认为苏轼不可能舞弊泄题，具有说服力。但更多的学术成果在论及中国科举舞弊时，往往照引宋人关于苏轼科场舞弊的笔记记载，很少做辨伪梳理，使得泄题一事仍扑朔迷离。近来笔者阅读宋人笔记，发现了一些材料，可以证明苏轼科场事确属子虚乌有。

　　一

　　哲宗元祐三年苏轼知贡举，参加进士考的举子有四千七百余人，而高调赶考、志在必得的苏轼门生李廌却意外落榜。此事最早记录在叶梦得《石林诗话》和朱弁《风月楼诗话》里，真实可信。李廌“少以文字见苏子瞻，子瞻喜之”，“其年到省诸路举子人人欲识其面，考试官莫不欲得方叔也”，东坡也自言“有司以第一拔方叔耳”，对他中榜十分有信心。“及考，章援程文，大喜，以为廌无疑，遂以为魁。”既拆号，逮写尽榜，皆无其人，于是无不骇叹，李廌“不甚自爱，尝以书责子瞻不荐己，子瞻后稍薄之，竟不第而死”。《石林诗话》所说的魁首章援，即权臣章惇之子。二诗话皆无一词涉及舞弊。

　　但此事首次载入宋人笔记，即陆游《老学庵笔记》时却出现了变化，其云：“方叔赴省试，东坡知举，得一卷子，大喜，手批数十字，且语黄鲁直曰：‘是必吾李廌也。’及拆号，则章持致平，而廌乃见黜。”“有乳母年七十，大哭曰：‘吾儿遇苏内翰知举不及第，它日尚奚望？’遂闭门睡，至夕不出。发壁视之，自缢死矣。”“致平”为章援之字，有弟章持。《老学庵笔记》在《石林诗话》真实性基础上，改换了人物并增加了情节：一是高中之人由章援改为其弟章持，但又在章持之后加章援之字“致平”，造成兄弟两人均上榜的假象。二是李廌70岁乳母自杀事。既让读者感到惋惜，又增加了可信度。罗大经《鹤林玉露》又在陆游笔记基础上有所增饰：“将锁院，坡缄封一简，令叔党持与方叔，值方叔出，其仆受简置几上。有顷，章子厚二子曰持、曰援者来，取简窃观，乃‘扬雄优于刘向论’一篇。二章惊喜，携之以去。方叔归，求简不得，知为二章所窃，怅惋不敢言。已而果出此题，二章皆模仿坡作，方叔几于阁笔。”接着记载章援夺魁，章持第十名，而方叔竟下第。东坡大叹恨作诗送其归，其母抑郁而卒，末叹“余谓坡拳拳于方叔如此，真盛德事”。宋末赵溍《养疴漫笔》则全部抄录《鹤林玉露》，只是开头多一句“士之穷通出处，盖有命焉，非人力所为也”。可见，舞弊一事实出于《鹤林玉露》，而当今很多科举通俗读物和专著在谈到宋代科场舞弊时，也往往照引《鹤林玉露》等记载，苏轼也成了宋代科考舞弊的一大“典型”。

　　《鹤林玉露》等笔记所增苏科场舞弊情节，只要深入分析，就会发现诸多嫁接虚构之处：其一，章持与其弟章援皆登进士第，但非同科进士。《鹤林玉露》等云二章是同科进士，援第一，持第十。据《宋会要》《太平治迹统类》载，章援元祐三年（1088）入进士前二十四人高第之列，章持是绍圣四年（1097）进士第四名，两次科考相差十年。因而，章持根本不是苏轼知贡举时高中者，而是十年后林希知贡举时高第者，陆游误记在了东坡身上。其二，周煇《清波杂志》载：绍圣丁丑（四年）礼部贡举，章持魁南省，时有士子以诗嘲讽章惇之子章持高第：“何处难忘酒，南宫发榜时。有才如杜牧，无势似章持。不取通经士，先收执政儿。此时无一盏，何以展愁眉。”这则佚事所记“绍圣丁丑”与章持登科时间完全吻合，应当可信。作诗目的是讽刺科考将像杜牧这样的人才漏掉，而将权贵章持之流录取。讽刺对象自然就是主考官林希和权臣章惇及其子章持，而非苏轼。其三，《鹤林玉露》等将两次科考合并一科转嫁于元祐三年知贡举的苏轼和其门生李廌，言苏轼密信泄题于李廌，还盛赞苏轼之所为。而在当时严格的锁院制度下，苏轼根本不可能漏题，学界对此早有辨析。《老学庵笔记》将二章混为一谈，为后来的好事者提供了想象发挥的空间。

　　二

　　再从苏李书信以及策问来看，苏轼写给李廌的书信共有十九封。其中《与李方叔书》是李廌当年落第后，苏轼写给他最长的一封书信，可窥苏轼为人处世的态度与原则。其一，书信反映李廌下第后，曾屡生怨望，多次写信责怪苏无引荐之力。信中还申说与傅钦之等联名推荐陈师道出仕之原因，足证苏轼有很强的处事原则，不会因名利、亲友之情而违背道义，更不会突破道德底线泄题。魏了翁《跋苏文忠墨迹》云公知贡举秉公办事，不因亲疏好恶取士，“然终不以一时之愧，易万世之所甚愧”。联系书信来看，更显苏轼为人之坦诚，虽对李廌有愧，但对道义与天下读书人无愧。其二，信中真诚坦率地评骘李廌文章。其文“过人之处不少”，“可以追古作者之道”，其不足“则读之终篇，莫知所谓”，像这样的美誉与批评还不止一次。如《答李方叔十七首》云所承新文“丰容隽壮，甚可贵也”，“前日所贶高文极为奇丽，但过相粉饰，深非所望”等，说明苏轼对方叔文章的评论客观公正，于其长处则高扬褒举，于其短处则直击要害，并非皆过誉、溢美之言。其三，信中告诫李廌“犹冀足下积学不倦，落其华而成其实。深愿足下为礼义君子，不愿足下丰于才而廉于德也”，要踏实读书求学，做有才有德的君子，不为急进好名之徒，对其厚望有加。据《师友谈记》自言“廌少时有急进好名之义”，“多游巨公之门”，东坡尝诲之。苏轼“非爱之深期之远，定不及此”，言之谆谆，情之切切，倾心可鉴。上述书信，足见东坡为人处世之高义，更不可能做出舞弊行为。

　　李廌的策问也印证了苏轼之批评。李廌参加科考之策问已不见原文，但从《师友谈记》之片段可窥其科考策问之水准。其《范太史言人君之政令非天之时气》回忆当年科考策问之结尾，畅论“王者应天以实不以文”，不必有过多的繁文缛节，不要追求虚文好古、奏祥作颂的外表华丽。此策问片段之所以写进《师友谈记》，是因太史公范禹讲月令引起他对省试的回忆，加之省试策问与太史公所讲月令大致相当，策问所对，英雄所见略同。在宋代严格的锁院和封弥誊录制度下，选拔人才相对公平合理。《鹤林玉露》等虚构转嫁故事是出于对李廌的同情，虽感慨苏轼“拳拳”“盛德”，却亦是对苏轼的抹黑。苏轼有《韩愈优于扬雄》等文，与其知贡举时出题《扬雄优于刘向》非常相似。苏轼策问短小简洁，直接明了，重点抓住韩愈《原道》、扬雄《法言·问道》比较论述，又引老子语云扬雄不识道，与韩愈相去甚远。苏文直击要害发论，论据充分，没有多余的浮艳华丽之辞。但因文献阙失，方叔策问只留下自以为精彩之结论，一方面可见李廌对当年科考策问所对相当自信与自负，而另一方面与苏文相较，其结论正如苏轼所批评“过相粉饰”，反显“才识不足”，未中“策论可以见才识”之鹄。

　　三

　　《鹤林玉露》等宋人笔记带来的消极影响：一是历来的辨伪者被笔记所迷惑，只注意苏李交往，而不关涉其他材料。如明人方鹏《责备余谈》云：元祐中，东坡知贡举，向其门人方叔泄题。“君子之于故旧，汲引之可也，勉进之可也，如轼之所为，不可也。”“且使权奸之子夤缘而进。”二是研究者对宋人笔记盲目信任，不加质疑地引用，亦未深入分析，导致误传越来越多。如专著《中国科举制度通史·宋代卷》《北宋馆阁文人词创作研究》等皆引《鹤林玉露》所载，作为科场舞弊的有力证据，认为苏轼泄题于李廌，却让章惇二子捡了便宜。三是宋人笔记所载苏轼科场事，还演化为诗歌传播。如晚清樊增祥歌曰：“君不见东坡欲得李方叔，潜送程文李他出。章惇二子怀之去，端明坐迷五色目。榜发乃隽援与持，天之所废人无术。以今拟古何差殊，两僚诡遇二章如。李生若比老方叔，弱女非男聊胜无。”

　　李廌科考落第令人惋惜，而苏轼在文坛上颇负盛名，罗大经为推崇其盛德，在《鹤林玉露》中虚构“泄题”一事。事与愿违的是，后人多以《鹤林玉露》记载为实，反致坡公声名受“舞弊”之累，也足以令今人警诫了。

　　《光明日报》（2025年02月10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