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夏勇（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

　　古代中国独具特色的手工艺产品，因原材料和工艺的独特性，长期受到海外市场的喜爱，潜移默化地成为文化输出的载体。从中国出发流动在丝绸之路上的货物，除了丝绸和瓷器外，还包括漆器。

　　Ⅰ 世界漆史的开端

　　漆是古代中国对世界物质文化的一大贡献。明代成书的《髹饰录》在注释中写出了漆的特性：“皆取其坚牢于质，取其光彩于文也。”

　　漆树属于无患子目下的漆树科，产地局限于中国及东南亚等温暖湿润的地区，植物体各部分几乎都含有白色的漆液。几乎贯穿中国整个新石器时代的全新世大暖期，为人们认识漆树、使用生漆提供了天时之利。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中国漆箱。资料图片

　　漆液具有黏性。最早的漆器在人类使用生漆黏结器物时就同步产生了。早期漆制品主要发现于中国东南地区，始于距今约8200年的跨湖桥文化，在中国大漆的历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位于浙江杭州的萧山跨湖桥遗址，出土了一艘迄今为止中国乃至世界上年代最早的边架艇独木舟，底部有一小孔使用漆作为胶水塞入木塞进行修补。在周边，还有支架和若干石锛，显示其情境可能处于修理状态。该遗址出土的同时期漆木弓，胎体为桑木，外裹树皮并髹漆，作用在于保持桑木胎的含水量，以维持弓的性能。位置相距不远、年代相近的余姚井头山遗址，也发现了髹漆木器。

　　因此，到了略晚的河姆渡文化，除缠藤篾朱漆筒形器外还有朱漆瓜棱木碗，表明古人对于漆的特性有了进一步认识，不仅学会了调色，还大胆将漆器作为食器使用。在长江下游地区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均发现有调制了矿物颜料的髹漆器物。始于距今5300年左右的良渚文化，经考古发掘出土的漆器种类更为丰富，总数已超过100件，新出现的以漆为黏合剂的玉石镶嵌工艺领先于其他地区。

　　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藏中国漆五斗柜。资料图片

　　长江下游的先人们克服生漆之毒烈，为我们留下了精美的古代艺术品，是世界漆史的开创者。至夏商周时期，大漆更为广泛地运用于各类礼仪性建筑和礼器的制作，除继续与玉石结合外，还与青铜器相组合产生了釦器，同时以其优异的封闭特性，继续被运用于兵器、乐器等器具上。

　　发展到战国时期，漆器不仅出现了各种薄胎新工艺，在纹饰风格上也脱离了对青铜器的模仿，以漆为颜料的笔触“细入毫芒”，显示了画工对生漆性能认识的提升。此时漆器以长江中下游的楚地为胜。汉代建立后，文学层面的楚风汉韵在漆器风格上也可见一斑，既见雄浑壮丽的主题构图，又有高超的绘画技艺。这时，已形成了以四川成都、江苏扬州等地为首的漆器产地。在文献中，也不乏“殿上髹漆”的记载。需要看到的是，漆器之盛除因本身的优异性能和天然稀缺性外，也有青铜器衰落而瓷器尚未成熟的时代背景。

　　至迟在西周晚期，人工种植漆树成为重要的经济作物，战国哲学大家庄子就曾做过管理漆园的官吏。即便已有如此专门的种植和管理，《史记》中“漆千斗”“木器髹者千枚”可比千乘之家一说也足可说明大漆原料的珍贵。西汉探讨政治经济等民生大计的《盐铁论·散不足》所载“一杯捲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道明了漆器成品所耗费的人工。秦二世胡亥欲漆其城时，就被大臣以“难为荫室”巧妙劝谏，可见以漆髹饰建筑所耗费的人力物力之巨。我们再看今天江苏《高淳县志》所载的一件事，西汉丞相平当寓居高淳时，建髹漆木桥。可见漆作为建筑涂料，在当时民间已有一定的市场。

　　浙江余杭反山墓地出土良渚文化嵌玉漆壶。资料图片

　　作为汉之后的又一盛世，兼容并蓄的唐朝除却异域色彩浓厚的金银器外，在漆器风格上继续保有盛世气象。唐诗中所谓的“丹殿”同样不绝于诗人之口。在五代时期，即已出现今天已轶的《漆经》。明代，在商品经济刺激下继续扩大的市民阶层，促生了中国唯一保存下来的漆艺专著《髹饰录》，有学者将其视为“漆器消费走向公众的标志”。无独有偶，约二百年后，鉴于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漆器在欧洲方兴未艾，1688年和1771年英国和荷兰分别出版了两部关于漆艺师漆器工艺的专著，对于欧洲的漆器产业和艺术取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Ⅱ 漆器的“环球之旅”

　　除中国外，漆树在中南半岛和日本列岛等地均有分布，各地生漆的成分略有不同。中国生漆因含有较高的三烯漆酚而在性能上优于他处。

　　约在公元前三世纪甚至更早，中国漆器作为高端产品即已外传。盛唐时期成为漆器向海外输出的第一个高峰期。有宋一代在世界格局中全方位领先，随着榷场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沿海的温州成为新的漆器产地，漆器与天青色的瓷器一样成为外销产品的主力，同时也被当成西方世界看待中国文化的符号象征。《东京梦华录》和《梦粱录》对温州漆器均有记载。元人周达观奉命出使真腊，即今天的柬埔寨，在《真腊风土记》中记“温州之漆盘”为当地“欲得唐货”之一。

　　浙江余姚井头山遗址出土漆木器。资料图片

　　作为历史上东亚地区文化和经济的大国，持续数千年的文化辐射和经济往来，带给周边和世界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东亚文化圈在事实上已经形成，向外通过文化传播和商品贸易影响到了整个欧亚大陆。

　　在世界历史版图中，交流并非简单的点对点直接相连。西欧与东亚分别位居欧亚大陆的两端，相隔数千公里，无论是取道陆路还是经由海路，路途都极为遥远。两地之间以商贸为主的往来，多是间接性的，历经诸多中转环节。这样的交流模式，在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碰撞与传递过程中，催生出了无数的联想与想象。

　　13世纪末，欧亚陆路通道再次疏通。欧洲社会对神秘东方的好奇与憧憬，先后在意大利人马可·波罗、西班牙修道士拉达及门多尔萨等所书写的著述中达到了新高度，为此后中国漆艺在欧洲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彼时，欧洲拥有古希腊和罗马帝国的文化遗产，文艺复兴方兴未艾，人们对文化艺术的追求空前高涨。16世纪葡萄牙人率先与中国建立起直接的商贸往来，精美的漆器从中国的各个港口出发，最终登陆欧洲呈现于人们眼前。这些器物不仅满足了欧洲人对美的追求，还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上层群体的审美观念。然而好景不长，随着17世纪中叶明清迭代，中欧交流出现了短暂的沉寂。当时日本德川幕府支持海外贸易，日本产品迅速填补了欧洲旺盛的市场需求。以至于后来重回欧洲市场的中国瓷器为了争夺份额，曾一度不得不模仿生产日本彩瓷。

　　浙江安吉五福遗址出土战汉漆卮。资料图片

　　在漆艺方面，日本较早便受到中国文化的熏陶。在绳文时代，日本出现漆器的区域集中于其西海岸。汉代时，虽无明确的文献记载和实物出土，但紧邻日本的朝鲜半岛经考古发现的“乐浪漆器”产地以中国蜀地为主。结合文献记载的岁贡和册封，日本极有可能在此时已开始学习中国漆艺。到唐代日本派出的大规模遣唐使则开始了全面学习且成果显著。到了宋代，日本漆器已经受到中国文人的赞誉。源自中国而在日本发扬光大的“莳绘漆器”，以描金画漆工艺著称，其产品可能在15世纪就传入欧洲。在同时期，这一技法也为明代漆工杨埙加以学习并创新。由于大漆经调色稳定后天然呈现深色调，因此描金等凸显线条的技法成为髹漆家具的主流。今天我们看到在欧洲保存至今的中国髹漆家具，少量采用“刻灰”工艺制作，绝大多数是描金和彩绘家具。

　　中国宫廷偏好的漆艺在明清之际，已经转向漆雕等方向，黑红描金的髹漆家具随着硬木家具的流行也不再是主流。不过也正是由于这一窗口期，欧洲诸国开始成规模仿制包括漆器、瓷器在内的各类产品：在瓷器领域，由于欧洲缺少高岭土，便发明了骨瓷；在漆器领域，同样因无法成功种植漆树，便找到了大漆的替代品——虫胶和特定松树的树脂等，并成功缩短了制作时间。

　　进入17世纪，即便东西方贸易已经相当频繁，在趋之若鹜的市场推动下，欧洲的漆器产业依然进入了高速发展期。髹漆甚至在欧洲上层社会中作为休闲爱好风靡一时，欧洲出现了多部漆艺制作专著，18世纪法国著名的漆器制作者瓦丁（Watin）在其漆艺专著中明确写到如何以欧洲的技法来仿制中国漆器，可见远渡重洋的中国漆器不仅受到消费者的追捧，也为欧洲本地的制作者所推崇。

　　江苏寺墩出土崧泽文化漆绘陶壶。资料图片

　　这种商品和文化的双重输出，最终在欧洲形成了后世被称为“中国风格”（Chinoiserie）的装饰风格，并先后对巴洛克艺术、洛可可艺术和新古典主义风格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风格”并不限于漆器，还涵盖了陶瓷、纺织品、室内装修乃至园林设计。

　　法国作为引领欧洲的文化重镇，虽然对华贸易量在欧洲诸国中不值一提，甚至所需中国商品都是转道而来，但上至皇室贵族下到新晋市民阶层对东方文化尤为喜爱。法王路易十四时期的凡尔赛宫不仅是法国的政治中心，相当程度上也左右了欧洲艺术的走向，甚至可以说是欧洲“中国风格”的策源地。红衣主教黎塞留就以中国产的漆木家具作为炫耀财富和品位的重要手段。而对洛可可艺术发展举足轻重的蓬帕杜女侯爵对中国漆器的钟情，更是为“中国风格”加重了色彩。

　　德意志当时还是一个松散的联邦，国力相对弱小又仰慕法国，各诸侯国宫廷在艺术品位上的追求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大量引进各类手工业人才和艺术家。得益于比利时家具师达格利的才华，普鲁士宫廷所拥有的一系列髹漆家具突破了单纯的模仿，在工艺、造型和漆绘内容上更富于创意和特色。也正是从17世纪初期开始，欧洲的艺术家对中国漆器不再亦步亦趋，从一开始的进口、定制、仿制变为尝试形成自己的风格，促成了欧洲艺术风格上的探索。

　　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明代漆箱是中国外销漆器的经典之作。箱子的顶盖和正面绘制的图像既有欧洲版画风格——有教皇西克斯图斯五世的肖像和旧约故事，也融入了中式屏风和大量印度元素，如人物、大象等。据研究，漆箱很可能是当时在马尼拉的方济各修士定制的。这充分表明了中国外贸产业中，漆器与外销瓷器一样形成了一个供需两旺的成熟产业链。收藏于德国柏林装饰艺术博物馆的达格利作品《钱币柜》则表现了制作者融合东西方艺术的心得，图案与部分造型借鉴了中国元素，底座、镀铜工艺及黄金装饰则是本地文化的集成。

　　漆作为极富地区特色的产物，有学者甚至将其视之为“亚洲血液”。反过来，长期接受中国漆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后，国外对中国漆器的生产、工艺和审美也发生了回流。除一些国家的产品返销中国外，19世纪末，美国人撰写的《垸髹致美》一书在洋务思潮中被引进，为中国传统的漆器行业带来了不少有益借鉴。

　　20世纪初的德国包豪斯艺术家奥斯卡·施莱默也一直在探求大漆流动不息又坚硬如石的本质。1943年他去世之时，在中国失传三个多世纪的《髹饰录》重为世人所知。如果生前能看到此书的话，想必施莱默的看法还会有所不同。

　　Ⅲ 漆器反映的审美追求

　　除了水以外，生漆的主要成分为蛋白质和胶质。成语“如胶似漆”就点明了其黏稠的特性，干燥固化后相对坚硬、牢固且耐酸碱，是有机质中少见的不易腐朽的材料。在化学合成胶水和涂料出现并被引进中国之前，漆一直是中国最主要的高档黏结和表面封闭材料，这是其占据社会生活的重要落脚点。但漆产量低、制作过程复杂，生漆含有的漆酚极易引起人的过敏，这是大漆的局限性。

　　人们在距今5500年左右的崧泽文化时期发现了装饰性极强的陶胎漆器，髹漆的目的已经从封闭、防止器物变形发展为追求光泽感。陶器相对稳定，在表面髹漆，显然是使用者不满足于陶器表面本身的质感和美感，在彩陶和黑衣陶之外通过添加新物料开发了新的装饰方式。正是在同一种对光线反射和温润手感的痴迷驱动力下，在漆器踏入人类社会后的两千年，瓷和釉也进入了人类的生活。

　　漆器和玉器、瓷器在视觉上皆表现温润，阳光在经过表面各类曲线的漫反射和物体本身的结构反射后形成的光斑和渐变的色泽，让人忍不住探究其薄薄器表下的深邃变化。其中宋代诞生和普及的漆艺中的推光工艺，以高昂的人工投入为代价，达成对光泽的极致追求。

　　胎呈型，漆现美，以至于发展到极致出现了剔雕工艺，纯以大漆堆料历经上百道工序，在以年为时间单位的过程中逐渐成形。为了保持成形时的平稳，每完成一道髹漆工序，漆器便要置于荫房中干燥。所谓荫房，就是一个相对密封的高湿度环境，一是可以控制湿度，二是避免灰尘沾染，从而使漆器可以缓慢干燥，避免起皮等不利因素。否则表面一点点的瑕疵，在光泽之下都会被无限放大而功亏一篑。

　　精益求精制作出来的器具，既让人们在使用时得心应手，也让人感到赏心悦目。无论是旧石器时代我们见到的保留有海菊蛤化石的英国阿舍利手斧，还是新石器时代中国崧泽文化带月牙形矿物构造的石钺，抑或是吉林新近发现的距今两万年左右的巨型燧石石核，无不证明早期人类对美的朴素追求。从骨角牙器到石器、玉器，在造型和刻纹之后，最后或多或少都免不了一道打磨和抛光的工序。即便不在制作时刻意打磨，在经年累月的使用中一样可以通过人的摩挲呈现晶莹的光感。

　　漆器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基于多样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在不同的地域和国家衍生出不同的风格和多样的使用场景。肇始于中国广泛为各阶层使用的大漆，在日本发展出加入金粉的“莳绘”工艺，产生了丰富的绚丽色泽。远渡重洋抵达欧洲后，漆艺迅速在空间装饰领域占据了一席之地，发展出漆屋这一独具特色的产物，在家具制作中则紧随多个艺术风格嬗变出现了多样的曲线元素，并与瓷器构成室内装饰的主角，成为上层社会显示身份和审美品位的重要载体。路易十四的御用家具设计师安德烈·查尔斯·布尔所开创的家具风格引领至今，他发明的“布尔镶嵌工艺”成为巴洛克和洛可可家具的经典特征。

　　从世界文明史的视角出发，人类在与自然漫长的互动进程中不断从中获取灵感与材料，创造出无数形态各异、材质新颖的器物。尽管这些器物千差万别，但都蕴含了人类共同的追求：更卓越的性能与无止境的审美。中国大漆，历经数千年在时空中穿梭流转，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持续的共鸣。它所承载的东方美学，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绽放出独特的光彩。

　　《光明日报》（2025年02月20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