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光胜（山东大学儒家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教授）

　　战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人们颠沛流离，往往无暇顾及书籍的保存。《孟子·万章下》：“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当时诸侯为了自身利益，对典籍多有戕害。秦代焚书坑儒，大量典籍惨遭厄运，中国文化命脉更是几近断流。“物以稀为贵”，对于典籍十分匮乏的战国时代而言，简帛佚籍的面世更具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中国历史上，《书》类文献的重要发现有两次：一是伏生今文。秦始皇焚书，伏生将《尚书》藏于屋壁。西汉初年政局稳定后，伏生复求其书，得今文《尚书》29篇。二是孔壁古文。汉景帝时鲁恭王坏孔子宅，发现古文《尚书》16篇。其他像河间献王古文《尚书》、杜林漆书等版本面世之后，随即散佚、消失，难以窥见其面貌。在这种意义上说，清华简《书》类文献二十几篇，数量大致与伏生之《书》相埓，可谓《书》类文献的第三次重要发现。

　　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简称《赤鹄》）《尹至》《尹诰》简端平齐，简长45厘米，简背刻画线前后连贯。在内容上，《赤鹄》为灭夏前伊尹奔夏；《尹至》为商汤、伊尹盟誓，协同剪夏；《尹诰》以夏亡为鉴，君臣同心同德。三篇属于性质相同的一组文献，但目前学者借鉴《汉书·艺文志》的分类，将《尹至》《尹诰》归入《书》类文献，把《赤鹄》归入“小说”类文献，认为它改写了先秦无小说的历史。这种划分破坏了清华简本身原有的篇目组合关系。

　　按照赵平安先生的意见，清华简《傅说之命》甲篇是总说，乙篇、丙篇是分说，属于两次不同时期的册命。清华简《傅说之命》三篇，不是上、中、下的平行关系。而整理者将清华简《傅说之命》分为上、中、下三篇，无形之中扁平了《傅说之命》三篇内在的“总分式”结构。

　　清华简《四告》是由四篇文献构成的一组文献，内容分别是：周公旦告皋陶；伯禽赴鲁国就任时告丕显帝宾任、明典、司义；周穆王为太子时的诰辞；召伯虎因望鸱来集，向北方尸祈祷的诰辞。周公、伯禽、穆王、召伯虎人物不同，所处时代不同，四篇文献皆属于祷神诰辞，可知它们是因事件性质相同而汇集在一起的。

　　余嘉锡先生“古书多单篇别行”的意见，已被学者普遍接受。目前学界多借鉴余先生的范式展开研究：一是区分传本，强调古书是以单篇的形式流传。古书在流传过程中，会孳生出多个传本，如清华简《皇门》与《逸周书·皇门》，清华简《金縢》与《尚书·金縢》，《郑文公问太伯》甲本、乙本等，可谓“多本别传”；二是注重区分不同的系统，当时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皆有《书》，可谓“多系并存”。

　　清华简《傅说之命》三篇为一组，清华简《赤鹄》《尹至》《尹诰》为一组，清华简《四告》四篇为一组。现在我们确切地知道，在传本与系统之间还存在一个中间过渡状态：篇目组合。其实，《书》类文献分为不同的篇目组合，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出现。《国语·周语上》：“《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在《盘庚》曰：‘国之臧，则惟女众。国之不臧，则惟余一人是有逸罚。’”据《国语》《左传》等文献，当时文本组合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一是时代类，如《虞书》《夏书》《商书》《周书》；二是地域、国别类，如西方之《书》《郑书》《楚书》等；三是人物类，如《盘庚之诰》《仲虺之志》等。清华简《四告》不是以时代、地域、人物，而是以事件为中心聚集在一起。此为它带给我们对于《书》类文献成书过程的新认知。

　　清华简《郑武夫人规孺子》，为郑武公妇人武姜训诫庄公如何处理政事。清华简《郑文公问太伯》，乃太伯临终时追溯郑国开国史，劝诫文公克己勤政、举荐贤良的诰辞。两篇的共同之处：简长45厘米，三道编绳，形制相同；彰显治国理民之大道，规范人君政治行为的意识特别强烈；以郑国国君为核心，记言为主，符合《尚书》训诰的体例特征。孔子编订《尚书》，下迄于秦穆公。但穆公以后，各国编纂《书》类文献的工作依然在继续。《郑书》作为《书》类文献的组合，在《左传》中出现两次。笔者认为，《郑武夫人规孺子》与《郑文公问太伯》的性质属于“续《书》”，即诸侯国的史官仿照中央档案体例续写的《书》。清华简中《尚书》与《逸周书》篇目共存，中央朝廷与诸侯国文献档案并见，这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我们对于早期《书》类文献系统多样性的理解。简言之，《书》类文献的时间范围，也未必以孔子所定的“秦穆公之前”为限。

　　《汉书·艺文志》将古书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是目前所存最早的图书分类体系。学者借鉴《汉志》的图书分类方法，将清华简《尹至》《尹诰》归入《书》类文献，《赤鹄》并入小说家之言，《汤处于汤丘》《汤在啻门》列为道家文献，是目前学界居于主流地位的意见。按照《汉志》的标准，清华简《赤鹄》自然属于小说。但如果把清华简《赤鹄》《尹至》《尹诰》作为一个组合展开考察，《尹至》《尹诰》为确定无疑的《书》类文献，那么《赤鹄》也当属于《书》类文献。这就意味着必须要突破《汉志》所框定的图书分类体系。

　　《汉志》上承刘向《别录》、刘歆《七略》而来，实际是班固站在儒家立场之上，对早期文献重新分类、编排的结果。不同时代的人，对《书》类文献的理解、界定是不一样的。清华简墓主人所处时代为战国，与东汉时期相距悬远。他亦非孔门后学，选编文献的立场自然与儒家迥然有别。突破《汉志》图书分类体系的窠臼，重新回到墓主人所处的战国时代，回归清华简本身，建构“传本—组合—系统”的研究范式，无疑将为清华简《书》类文献成书研究开辟出不同于以往的新境界。

　　总之，清华简中“续书”的出现，让我们明白《书》类文献不当以秦穆公为限，其中可能包含诸侯国档案文献。清华简《赤鹄》《尹至》《尹诰》为一组，《傅说之命》三篇为一组，清华简《四告》为一组，说明古书在流传过程中，会按照不同的类别汇集成相对固定的篇目组合。过去我们关注传本，关注系统，而现在对于传本与系统的中间状态——篇目组合的考察，无疑将成为今后学术研究重要的增长点。突破《汉志》的窠臼，回归墓主人生活的战国时代，建构“传本—组合—系统”研究的新范式，既能准确地反映早期文本流传的复杂面貌，立体地、多层次地呈现古书流传形态，也包含着新时期我们对早期古书成书规律的推进与总结。

　　《光明日报》（2025年02月22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