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吕克军（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中国古典学有着自己独特性，已有学者对中国古典学的学术分科、研究本体、研究范围等进行了探析，提出了若干观点，扩展了古典学的研究范围，初步建立起中国古典学的知识体系。但因这一轮古典学的兴起处于近代以来中国学术学科化的背景中，中国古典学还正处于一个发展的过程。所以，从多个维度对中国古典学研究进行探析是有益的，本文从地方志维度对中国古典学研究进行若干思考。

　　地方志是中国古典学的重要学术资源

　　根据西方古典学的奠基者维拉莫威兹关于“古典学”的定义：“从本质上看，从它存在的每一个方面来看，都是对希腊—罗马文明的研究”，可见古典学的研究本体是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其目的是通过挖掘一定历史时期内这些区域的文明“复活那已逝的世界”。近年来，学界基于中国悠久的古典研究传统，借鉴西方古典学，打破学科壁垒提出“中国古典学”，其研究主旨则是深入挖掘、阐释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所以，中国古典学应广泛研究反映中国古代文明的典籍、考古遗迹、出土成果等各类文献，其研究范围是十分宽泛的。由于中华文明的持续性特征，中国古典学的发生时间相当长，古典文献也十分丰富，这是中国古典学优于西方古典学之处。中国古典学研究的关键在于抓住发生于中华的区域特征、塑形中华文明精神的经典文献，以此来界定中国古典学的研究本体，以此为核心扩宽研究的范围。早在清末民初，梁启超便指出清代新古典学重建时期的学者是“科学的古典学派”，他们对包括经书笺释、校勘、训诂、音韵、地理、金石、方志等进行了广泛研究。其中提到的地方志是“一种记载某一地区历史、地理、社会风俗、物产资源、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综合性著作”，理应属于中国古典学的研究范围。

　　地方志是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特有文化形式，蕴含着中华文明的文化密码。李约瑟认为希腊的古代文化乃至近代中国，都没有留下与中国地方志相似的文献，要了解中国文化，就必须了解中国的地方志。首先，地方志有多个渊源，有的直接源自中华文化典籍。如《周礼》《禹贡》《山海经》，还有学者认为源自秦汉时期的郡书、地理书、都邑簿等。可见，地方志是吸收了历史上多种经典中的成分而形成的一种综合性文献形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华文明的多元发生的特征。其次，地方志从东汉、魏晋时期的地记，到图经、图志，至南宋时期地方志基本定型，明清时期全面繁荣，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大量文献。根据1985年出版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记载，国内保存的地方志数量共有8264种、11万多卷；同时，在国外多个机构中也保存有大量地方志，如1957年出版的《欧洲各国图书馆所藏中国地方志目录》中记载欧洲各国保存有中国地方志1434种，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所藏中国地方志约4000种，据日本国会图书馆出版《中国地方志总合目录》及其他调查日本藏有中国地方志4028种；以上总数约一万七千多种，再加上近四十年新发现的地方志，总数还会更多。如此数量庞大的地方志文献，是中国古典学研究的宝库。再次，地方志是一个结构丰富的记述体系，根据行政层级分类包括一统志、省志、府志、县志、乡镇志、村志等，根据记述主体不同包括边关志、土司志、卫所志、设治局志、盐井志、特别区志等，还有山水志、风土志、金石志、祠庙志、织造志、书院志、人物志、文献志等专志，涵括了社会的多个层级和侧面。最后，在内容记述上，地方志以“横排门类”方式记述一地的自然、地理、疆域、建制、物产、经济、风俗、人文、异文、琐事等方面内容，“史止及户口田赋，而志则盐钞鱼课草木禽兽，无不毕登”。一定程度上看，地方志比史书的记载更立体翔实。中华文明有不间断的、记载幅度广阔的地方志编纂传承，通过其翔实细密的文献记载，可为中国古典学提供丰富研究资料。

　　地方志维度对中国古典学研究的启示

　　中国古典学学科构建的目的显然不是简单复制一个西方学科，而是在深刻体认中华文明的学术内核基础上，通过学科构建更有效地挖掘、研究、传承中华文明。其构建应在深刻体认中华文明特质基础上，进行“本土化”转化创新。近代以来，实现了西方社会科学的移植和中国传统学术的学科化，但也存在引入西方学术“食洋不化”，中国传统学术机械分科等现象，一些中国传统学术按照“七科之学”难以界定。从方志学维度谛视，其本身内容宽泛，又具有独特的体例，是中华文化的独有现象，在深刻分析其文化内涵和学术特质基础上，合理界定其学术内涵，形成对中华文化独特现象、文化意义和学术体系的深度阐释，对促进中国古典学的构建有启示意义。

　　注重民间文献，向下延伸研究范围。一般认为文明的形成是通过对某种生活习俗制度化、典章化的结果，在中国便是体现为“经史”经典，在不少学者的心目中古典学的研究本体便是传统经学、子学等经典。“经典”和“正史”保存的大多是已固化的、上层的雅文化，自然要进行系统研究；但地方志却保存了遗留在下层、民间的俗文化密码，也应该予以关注。如学界一般认为在明代的浙江儒家文化已经深入影响民间，但崇祯《处州府志》记述当地“佞鬼尚巫，虽世家不免”。另外对畲族等少数民族的记载正史多不存，而在一些方志中却有保存，从其中的游耕围猎、祭祀科仪、密语歌谣，可管窥上古民族的生产、生活和文化方式。所以，应注意使用地方志及出土文物、考古遗址、发掘器物、神话传说、民族歌谣、服装礼仪、稀见文献、少数民族文献等，扩展对中华文明的底层研究。

　　开展在地书写，创新研究方法。中国传统古典学研究有丰富方法，如考据、文字、辑轶、训诂、金石等；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饶宗颐提出结合文献记载、出土文献和田野调查的“三重证据法”。对地方志来说，它是典型的“在地书写”方式，不仅要整理文献、实地调查，还有在世居此地、祖宗传习中获取的内心体认，这也是中国传统古典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这也是作为古典学家的尼采所讲：“我们看到古代的词汇和概念与我们的词汇和概念不无相似，不知道这是一个假象，在这些词汇和概念后面，隐藏的全是我们这些现代头脑必然感到的不熟悉、无法理解和痛苦的情感。”事实上，很多学者开展学术研究、田野调查时，都要阅读当地的方志以获取某种代入感。只有当代学术研究与古典文献所体现的社会生活进行源自心灵的互动，才能在跨越时空的贯通中体认文明之本质，中国古典学研究也应在地方志记述的丰富民间歌谣和民族史诗中体会当时的仪礼情感，以“两创”方法论创新中国古典学研究方法，把研究成果写在祖国大地上。

　　“志”不仅是方志的典籍形式和在地书写方式，还蕴含着深刻的中华文明意蕴和哲思。春秋时期，子产在论述“礼”之涵义时讲：“审则宜类，以制六志”。此“志”杜预阐释为“为礼以制好恶喜怒哀乐六志，使不过节”。“志”体现的是国家治理之道和文明兴衰之理，是礼乐文化的情志学原理。中华文化具有刚健有为、开放包容、德性和谐等特征，与西方文化有较大差异，但也应看到基本同时结晶于“轴心时代”的几大文明，都是人类对文明的探索。中国古典学和西方古典学也有相近之处，如在中、西古典学中，都重视中国古代思想史和希腊思想史、汉史和罗马史的研究，反映出相近的学术旨趣。费正清认为中华文化和古希腊—罗马文化具有令人惊叹的相似之处，提出可以拿“这些相似点作为出发点，来进行概括和更深入的研究”。中国古典学应吸收东、西多种研究范式，以多线发展观理解不同文化，反照自身文化之特性。在坚持中华文化主体性基础上，积极开展与不同文明的互鉴，“注重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在开放包容中推动中国古典学发展。

　　《光明日报》（2025年03月15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