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源溯流：从文字起源认识中华文明

演讲人：冯时 演讲地点：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 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 演讲时间：2025年3月

光明网记者金凌冰整理

　　冯时 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一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古文字学学科带头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兼任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华文明与世界古文明比较研究中心副理事长等职。主要研究领域为古文字学与天文考古学，旁治商周考古学、先秦史、天文年代学、历史文献学、民族古文字学、古代思想史和科技史。

武向阳摄/光明图片

　　编者按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认真落实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由中宣部宣教局、光明日报社共同主办的“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围绕文化传承发展这一主题，持续策划开展系列宣讲。本场讲坛来到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从文字学与天文考古学的视域出发，探求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历程。

　　文字的创造不仅是为了交流，更重要的是承载知识与思想，文字没有中断也就意味着文化没有中断、文明没有中断。因此，从文字起源的角度认识中华文明就是一件非常重要且有意义的工作。

　　“文”“德”与中华文明

　　一个根本的问题是，什么是中华文明？“文明”属于己身文明的概念体系，所以要从自己的文献传统中追溯其本义。我归纳为三条：中华文明第一重视道德，第二是知识，第三是礼仪，这构成了中华文明的“三要”。对文明社会而言，道德是成人之本，知识是立身之本，礼仪是治世之本，从而形成中华文明的“三要三本”。

　　人类文明社会必须是由文明人建立的，有了个体的文明才能形成群体的文明，进而形成文明的社会，因此中华文明始终重视成人之道，这就是中国先贤对文明的理解。《尚书·舜典》：“浚哲文明，温恭允塞。”是说传说中的舜具有深智大德，成就了文明。浚哲是深智，在西周人的观念中，有德者才能有高明的谋猷，心怀智慧。而大德者必在容仪上体现出来，这就是“温恭允塞”所表现的温和、恭肃、诚信、实在的德容威仪。

　　《韩非子》在追述仓颉造字时称：“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古人造字，最关心的仍是文明问题。“私”的本字作“厶”，画一圆圈而像“自环者”。自私者凡事无不围绕自身的利益考虑，不可能有长远谋划和智慧；公而忘私者则唯计大局和长远利益，如此才能深谋远虑而具大智。所以公、私二字体现着道德和智慧的关系。

　　中华文明之源在天文。《周易·乾·文言》：“见龙在田，天下文明。”“见龙在田”是因，“天下文明”是果。龙的原型是由二十八宿中的角、亢、氐、房、心、尾六宿组成的天象，龙为星象而回天运行，其位置的变化显示了时间的变化，古人据此观象授时，指导生产和生活。“见龙在田”是乾卦的九二爻辞，这是龙星角宿在太阳西没后从东方地平线上冒出的天象，民谚称为“龙抬头”，人们以此作为新的农作周期开始的标志。

　　龙的原型为星象，所以对比龙星，甲骨文、金文“龙”字的取象就可以找到答案（图1）。上古统治者观象授时，久之观象者便与其观测的龙星建立起固有的联系，龙也就成为天子和王权的象征。

　　文明的关键在“文”。唐代孔颖达注解《周易》，对“天下文明”的解释是“天下有文章而光明”，其中的“文章”意即“文彰”，古人所说的文明实际就是文德彰明。

　　甲骨文和金文的“文”字像人正立而特明其心（图2），其所暗示的文明观就是以文德修心，这是人区别于禽兽的根本标准。《礼记·曲礼上》：“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是以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中国古代思想家很早就认识到，人之所以区别于禽兽，关键就在以道德修心，所以汉字的“人”实际是通过其读音体现仁德的“仁”，也就是“仁者，人也”的思想。有德者为人，无德者为禽兽，这就是中华文明观的基本思考。

　　德的内涵很具体，西周金文就为德给出两个字的定义，即信与孝。从诚信观念发展的历史看，孝其实是信的延伸，因此道德的核心思想就是信。然而古人为什么萌生诚信的思想呢？这与观象授时不无关系。《易传》“见龙在田”建立了“天下文明”的天文基础，其所揭示的是通过观象形成了以“信”为核心内涵的道德体系的事实。龙星的行天变化所对应的时间是长期稳定的，如果借助立表测影解决时间问题，则时间周期的精确性将更为持久。古人测到，夏至正午的影长是全年最短的，而经过365天，夏至还会重新回归。这种情况在上千年的测影实践中都不曾改变，由此，人们逐渐萌生了“至信如时”的思考：人和时间从无约定，但其却如期而至，可见时间具有诚信的品德。进而，人们以“信”作为道德修养自身，形成文德，最终成就了文明。这就是“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所表达的天文作为文明之源的因果逻辑。

　　古人通过观象授时完成道德体系的创建，这一历史可通过考古材料上溯到距今八千年前，湖北秭归东门头发现了这一时期的测影碑表（图3）。山西襄汾陶寺发现了夏代早期槷表及一整套测影仪具。没有持续不断的观象授时就不可能产生文德，也就不会产生文明。因此，早期测影仪具的发现为中华文明起源的探索提供了坚实物证。

图1：甲骨文、金文“龙”字及龙星。演讲人提供

图2：商周甲骨文、金文的“文”字。演讲人提供

图3：湖北秭归东门头遗址出土石碑表。演讲人提供

　　文字与中华文明起源年代

　　“文”字反映的不仅是文德，更是文明，这意味着“文”字出现的年代对证明中华文明的起源年代意义重大。据文献记载，夏代始祖大禹名曰“文命”，意即以文德教化天下，以文化人。陶寺遗址出土的陶器以朱砂书有“文邑”，其中文邑的“文”应是夏朝的国号。因为夏禹深具文德，故夏人以大禹之名命名了夏朝。商代甲骨文还有“文邑受禾”的占卜，可见直到商代，人们仍在关心夏墟文邑的收成。将甲骨文和陶寺的“文邑”对读，可以确切证明陶寺的文字实际就是汉字的祖先，据此已可将汉字出现的时间推到距今四千年前。

　　比陶寺更早的汉字出土于距今七千年前的湖北秭归柳林溪，目前已发现八个单字，是迄今所知明确无误的最早的汉字。一件顶面刻有八组“五田文”的陶支座（图4），“五”字与甲骨文的“五”字相同，但更原始；“田”字则与甲骨文用于农田的“田”字别无二致；而“文”字的写法则与甲骨文完全一样，其作为汉字的祖先是毋庸置疑的。

　　八组“五田文”刻于九宫的空间背景极具意义。人类最早的知识体系是他们对空间和时间有意识地进行的规划，立表测影最先规划的空间图形是二绳，尔后发展出四钩和四维。古人以所立之表为圆心，以一定的长度为半径画圆，在日出和日落时分别记录表影与圆周的交点，以绳连接两点的直线方向就是东西；同时取两点的中点，以绳连接与表的垂直方向就是南北。两条绳子形成的“+”形图像名为“二绳”，其空间概念就是五方。如果配以十二支，指向东西的绳是卯酉绳，也叫卯酉线；指向南北的绳是子午绳，也叫子午线。中国的子午线就是这样测得的。二绳空间并不具有面积的意义，先民从纺织获得灵感，通过无限积绩二绳的做法，使二绳具有了面的意义，这一空间即是五位，也叫日廷。日廷五位的四角必然留有四个矩形缺口，古人称为“四钩”。二绳和五位都属于五方空间，如果古人需要认识比五方更多的方位，那就必须认识东北、西北、东南和西南四个方位，这就是“四维”。将二绳、日廷与四维重叠，便形成中国传统空间的完整图形——九宫，其至少表现了八方和中央九个方位。《淮南子·天文》：“子午、卯酉为二绳，丑寅、辰巳、未申、戌亥为四钩。东北为报德之维也，西南为背阳之维，东南为常羊之维，西北为蹄通之维。”描述的就是这个图形。（图5）

　　传统空间观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相当深刻。古人以二绳为原型创造出汉字的“甲”，以其作为十天干的第一字，用以记录空间和时间。二里头文化的青铜钺上即以绿松石镶嵌两周“甲”字，外周十二甲，象征十二月，内周六甲，象征六阴月和六阳月。钺为王权仪仗，王主观象，并以其建立王权，所以于王权仪仗必须表现天文历法的内容。古人又以日廷五位为原型创造出汉字的“亚”，作为人们最早认识的大地形状。朴素的宇宙观认为天圆地方，圆天源于观象，但地方的概念却只能通过立表测影而获得。当无限积绩的二绳将四钩所缺的四角补齐，方形大地的观念才可能形成。亚次的意义就源于天尊地卑的思想。殷墟侯家庄发现的商王陵为亚形墓室，表现大地，因为墓葬必须再现墓主人的生前世界，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体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丧葬理念。

　　不仅早期的日廷图见于殷墟青铜器，九宫图也见于距今七千年前后的安徽蚌埠双墩、湖北秭归柳林溪、陕西西安半坡等新石器时代遗址，甚至柳林溪还发现了基于九宫空间刻写的八组“五田文”，这显然表达了空间观念下所呈现的文明，也就是五方乃至八方无不文明的思想。

　　“五田”的意义当然是指五方天下，古代王权正以五方象征天下，而“文”的含义则是文德与文明，很明显，“五田文”所表达的思想就是《易传》所说的“天下文明”。事实证明，七千年前的中国先民已建立了相对完整的文明观。

　　柳林溪的“五田文”不仅表达了天下文明的思想，而且八个“文”字特别设计为四维中的东北和西南二维，这一做法极具意义。古人认为，圆形的天盖如果不能与大地拴系在一起，天地就不可能稳固，人类社会也将永无宁日。于是大地的四角就有了四维的名称。将这一宇宙观引入人类社会，四维也就被赋予了道德的意义。正因为四维是稳固天地的维绳，而道德则是稳固人类社会的纲纪，于是古人将道德赋能四维，形成了以道德为国之四维的思想。《管子·牧民》：“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国有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柳林溪“五田文”将“文”字充为四维的设计，正是这种以道德作为国之四维思想的渊薮。

　　考古学资料显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至迟在距今七千年就已形成了。河南濮阳西水坡距今6500年的原始宗教遗存，其中墓主人置身的墓葬形制即呈南圆北方，而中国传统的宇宙观以南方象天，北方象地，所以南圆北方实际体现的思想就是天圆地方。

　　辽宁建平牛河梁发现距今5500年的红山文化祭天圜丘和祀地方丘，同样是天圆地方思想的反映。古人奉行“所祭必象其类”的祭祀理念，所以祭天的圜丘必象天圆，祀地的方丘必类地方。圜丘更呈现为三个同心圆的形状，表现二分二至太阳视运动轨迹。内圆为夏至日道，外圆为冬至日道，中圆为春分和秋分日道，古人称之为“三圆”或“三天”。这一思想传至后代，不仅距今5300年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出土了祭天的三圆玉璧，直至明清北京天坛的祈年殿、祈谷坛以及祭天的圜丘，也无不呈现三圆三天的形制。

　　天盖须有天柱支撑，古人对于天柱的认识，同样为以时空认知为核心的中华文明宇宙观的起源提供了佐证，对汉字及华夏文明起源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天问》：“天极焉加？八柱何当？”天柱不仅设于八方边隈，而且中央天柱还要直居天极之下。其实柳林溪出土的大量陶支座，其形状正作支撑天盖的天柱的模样，甚至有的陶天柱上还刻写着汉字“朱”字（图6）。

　　“朱”实际是支撑天盖的天柱本名。是什么唤起了古人对擎天之柱的想象呢？房柱显然过于矮小，不足以诱发这种认识，唯一有资格作为天柱原型的莫过于数千年长成的参天大树。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在记载分至四神的创世作为时说：“四神乃作，至于覆，天旁动，扞蔽之青木、赤木、黄木、白木、墨木之精。炎帝乃命祝融以四神降，奠三天，维思缚，奠四极。”比较帛书图像，四方天柱的位置正好画有四棵大树，确切证明天柱的观念起源于大树。

　　那么什么树才能充作擎天之柱呢？一个重要条件就是精气不失，长生不朽，而“朱”字表现的就是这样的树种。《说文解字》说“朱”是赤心木，为松柏之属。显然，天柱矗立的位置必在八极，其中立于北极、南极的天柱必须具有耐受严寒能力，否则便会精气耗散，毁朽而无力擎天。而松柏则具有耐寒的品德，所谓“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故长青不朽，遂为擎天之柱。柳林溪先民以天柱名“朱”，表明天柱思想在七千年前已经形成，这是中华文明宇宙观的智慧。

　　有趣的是，商周古文字“蛛”字本即作蜘蛛攀附朱木的形状。蜘蛛结网，在原始宗教中便具有了架设通天之路的神灵的意义，然而结网建路必须依附于通天的天柱，致使“蛛”有了攀附朱木的字形。西水坡原始宗教遗存于表现墓主人灵魂升天的途中特别摆放了蚌塑的蜘蛛，目的就是要通过蜘蛛结网铺就通天之路。

　　柳林溪陶器的二绳还见用汉字的“五”字标注，于中国算学及中国文化都具有重要意义。其不仅证明“五”字的创造是基于传统空间知识体系完成的事实，而且作为第一个独立数字，可以视作中国独立数字体系已经建立的标志。

　　人类数字体系有两大起源，一是积数体系，二是独立数字体系，后者源于中国。中国的早期数字，一、二、三、亖都是积数而成，但从五开始已为不同于积画的独立数字，这是极为进步的数学思维。东周时代，亖为四所取代，也为独立数字。完成了独立数字体系的建构，才能进行宏大的数学计算。同时，柳林溪陶器还刻有“八爻”文字（图7），“爻”的意思是阴阳交替，所以“八爻”就是八方阴阳交替，其体现的仍是空间阴阳的哲学思考。空间是表述阴阳的理想形式，这使八方自然被赋予了阴阳的性质，其以一阴一阳交错出现，体现了传统九宫的配数思想。古以奇数为阳，偶数为阴，故北配一为阳，东北配八为阴，东配三为阳，东南配四为阴，南配九为阳，西南配二为阴，西配七为阳，西北配六为阴，八方无论左旋还是右旋，都呈阴阳相交，此即“八爻”所表达的思想。考古学研究证明，中国古人至少在八千年前就已完成了阴阳的思辨，并逐渐形成奇阳偶阴的易学思想，而柳林溪的“八爻”显然是其思想之源。

　　今天通过对柳林溪文字的研究，已将汉字起源的历史追溯到了距今七千年前，发展到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已经非常成熟。目前发现的甲骨文单字已超四千，这甚至远远超过多数国人毕生所掌握的汉字数量，如此庞大的字群显然不可能是在短时间内创造完成的。理由很简单，次生文字的创造由于有可参考的文本，可以迅速创造出来，如八思巴字、契丹字、女真字等，而甲骨文作为原生文字没有可借鉴的母体文字，每一文字的创造，每一概念的形成，都须通过先民对自然万物长期的观察分析获得，这只能是一项漫长的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

　　考古资料已将汉字的起源年代上溯到了距今七千年前甚至更早，这打开了中国文字起源研究的新视角。如仰韶时代流行一种被考古学家称为“小口尖底瓶”的陶酒器（图8），甲骨文“酉”字即是这种器物的象形，而以“酉”为原型所创造的文字还有很多，如“酒”“奠”“尊”等，这种器物于商人是无缘得见的，也不太可能了解其礼制意义，进而据其为原型创造文字。今天我们将汉字的起源年代追溯到七千年前，那么，小口尖底瓶流行的时代就成了汉字创造的中间过程，矛盾也就可迎刃而解。

图4：湖北秭归柳林溪遗址出土陶器，刻有“五田文”字样。演讲人提供

图5：中国传统空间图。演讲人提供

图6：柳林溪遗址出土的陶支座拓本，其上刻着“朱”字。演讲人提供

图7：柳林溪文字“八爻”。演讲人提供

图8：仰韶文化“小口尖底瓶”。演讲人提供

　　文字起源的夷夏两源

　　文字起源的夷夏两源问题需要重视。以往谈中国文字，似乎只是汉字一统天下，考古资料则让我们有了新的发现。出土于山东邹平丁公龙山文化遗址的陶片上刻有11个字，结体完全与汉字无关，而以古彝文对读，却无一不合（图9）。据对这类材料的研究，我提出了中国文字起源“夷夏两源”的新理论。我研究认为，中国文字的起源不仅指汉字的起源，更包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非华夏先民的文字的起源。早期文字都起于象形，但在不同的文字体系中，相同的象形符号却表达着完全不同的意义。文字起源的研究首先需要通过对考古资料的分析，判断不同的考古遗存究竟属于东夷文化还是华夏文化，进而才能利用相应的文字研究解读，得出客观的结论。

　　比如，河南舞阳贾湖出土了距今8500年的龟甲文字，刻有一个眼睛图案。学者多据甲骨文释其为汉字的“目”，然而古人为何要在龟甲上刻写“目”字？如果认为占卜者为目疾而祈求神明的话，那么反证就不可忽视，因为在良渚文化的祭天玉璧上也刻着眼睛，难道也是为了去除目疾？这显然难以讲通。其实，贾湖文化更多地具有东夷文化的特征，因此用汉字对读的做法就不可取了。而在古彝文中，这个形如眼睛的文字则是“吉”。占卜的目的是求吉，祭天的目的也是求吉，文从意顺。由此推断，作为古代知识体系的重要部分，中国文字的产生至少已经有了八千年的历史。

　　最早的文字是原始宗教的产物。人与人的交流通过语言就可以完成，无需文字。但人与神明的交流，如要确认交流双方的真诚不欺，就必须创造出一套符号体系才能实现，这就是文字。这意味着为实现人神的交流，人所创造的文字对于神明而言必须不教而识，那么文字的创造方法就只能有一种——象形。早期象形文字都是宗教性的，其使用者也是神职人员。古埃及圣书体象形，使用者为祭司；玛雅文字象形，其用于通神；中国的古彝文象形，使用者为巫师毕摩；纳西文象形，使用者为巫师东巴。汉字也源于象形，而商代甲骨文的性质为通神的卜辞，青铜器则为宗庙祭器，无不为了实现与祖先和神明的沟通。

　　了解了文字的宗教背景，便不难理解古彝文以眼睛的象形文表达吉凶之吉的初衷了。文字为通神而创造，而通神的标志必须是通过眼睛完成对文字的识读，所以文字通神必须强调眼睛识字的作用，识字则意味着与神明相通，这使识字之眼目发展出了吉祥的意义。造字的仓颉面生四目，山西永乐宫元代《朝元图》中的仓颉甚至面生六目，都强调眼目通神的意义。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像恰分两类，一类目盲无睛，首颌俯收，嘴角下垂，面容哀苦，此未通神明之貌；而另一类目明长睛，首颌仰起，嘴角飞扬，面容欢笑，甚至额前云气腾天，一副与神明沟通的喜乐之貌。《楚辞》：“尧舜之抗行兮，瞭杳杳而薄天。”描述的就是以眼目通神。

　　中华民族自古就是多元一体，早期文明呈现夷夏东西的格局，至夏王朝建立，华夏先民使用的汉字成为沟通天神而获得天命的正统文字。其后商灭夏，必须继续前朝的文字才能获得天命王权。而后周灭商，也同样需要继承其文字。历代相延，从而使汉字在夏代就已确立的正统地位无可动摇，传承至今。而传承文字也就传承了文化，这就是中华文明延续数千年没有中断的重要原因之一。

图9：山东邹平丁公遗址出土龙山时代文字。演讲人提供

　　小结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七千年前的古老汉字早已不再局限于对日常生活的简单描述，已具有了对形上文明的思考。因此，如果总结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我想重在两点，一是道德观，二是宇宙观。道德观解决人之所以为人的问题，这是文明社会得以建立的根本保证。宇宙观则重在解决天地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事实上，人类社会的历史并不只是人类自己的历史，人类要想长久地生存发展，就必须处理好天地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古代先贤对这一宇宙观的概论总结就是“天人合一”。

　　回顾过去并不是为了陶醉于过往的成就和辉煌，而是为了今后的发展，我们需要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今天的中国是从历史的中国中走来，历史不仅可以证今，更可以知远，指明未来发展的道路，这才是中华文明研究的真正价值。所以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必须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

　　《光明日报》（2025年03月22日 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