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超（系郑州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洛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赋予传统文化以时代生命力，是讲述中国故事、展现文化自信的关键所在。中国古代学者对此议题具有深刻的洞察力，并留下了众多成功的实践案例，其中泰州学派尤为值得关注。泰州学派借助其创新性的哲学批判与经学转化，成功激活了传统儒学的生命力，使得这一新形态的儒学价值观念，深入寻常百姓之心，并外化于行，进而推动了明代中后期的思想解放运动。

　　由“士”到“百姓”：泰州学派学说主体受众的流变

　　在王阳明之前，儒家学说的主体受众均为有德有位的士大夫，或者有德无位的读书人。王阳明简易直截的致良知之学，为士大夫之学走向大众提供了学理支撑：人皆具备良知，具有辨识善恶的天赋能力，且在思想上拥有行善避恶的潜能，因此，人皆有成为圣人的可能性。但由于王阳明学说依然具有较强的理论性与系统性，如其知行合一之说，就蕴含着补救时弊与本体层面的双重意涵。此外，王阳明依旧有着较为坚定的得君行道、建功立业的人生志向，其学说向下传播也因此受到阻隔。

　　在阳明之学被当时权贵非议之时，王艮向其师王阳明请教，孔子周游六国所乘之车的车轮如何制造，以此表明向下讲学之心迹，并试图得到王阳明的支持，结果王阳明笑而不答。王艮并未气馁，归家之后身着奇装异服，以表明自己与正统理学彻底决裂，而后“自创蒲轮，招摇道路”，讲学于乡下田野。王阳明听闻后，先是“移书责之”，而后“痛加裁抑”，王艮虽作出让步，但并未有真正的悔意，朝着王阳明厉声而言“仲尼不为已甚”（《泰州学案》卷三十二）。

　　由此可见，儒家学说逐步走向社会大众，从理论变为实践，王艮始开其端。在黄宗羲《泰州学案》所列十八位泰州学派的代表性人物中，只有王艮、王襞、耿定理三人，是有才德而无位的“处士”。然而，不论有位与否，泰州学派诸位学人，对于由下而上、觉民行道的认知是一贯的。屡次拒绝入仕的王艮就曾认为，学者最为重要的任务，莫过于讲明平民之学，以挺立师道。唯有如此，则为善之人日多，而天下方能真正太平。

　　泰州学派的学者们对于出身卑微、未涉猎诗书的平民阶层，并无任何鄙视之情。相反，他们认为相较于饱读诗书的士大夫阶层，那些目不识丁、未受先入之见影响的民众，更能直接领悟至高无上的真理。泰州学派之所以能够迅速风靡天下，为“愚夫愚妇”所接受，原因就在于此。

　　由“书经”到“迩言”：泰州学派学说传播媒介的嬗迁

　　及至宋代，愈发繁琐的汉唐注疏，已走至穷途末路，随之而来的，是义理之学的逐步兴起。朱熹承继二程，在典据的选取上，由艰深晦涩的“六经”过渡到简易明白的“四书”：“六经”与“四书”讲的是同一个道理，“六经”难晓难解，“四书”易晓易解。所以，为学者只须先领会“四书”即可。王阳明批判了程朱理学向外求理的为学工夫，并实现了由“四书”到“良知”的转向：儒家之道，吾心自足，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王阳明在谪官贵州龙场之后，身心困顿，但他并未因此放弃对圣人之道的探求：上至圣贤，下到百姓，人人都具备知善知恶的良知，何必苦苦向外求索。

　　然而，泰州学派的主体受众多为目不识丁的普通百姓，面对本体明了、工夫简易的阳明心学，他们也只能望而却步。所以，将学术性、理论性较强的心学进一步通俗化，是泰州学派学说平民化的应有之义。因此，泰州学派诸子将学说传播媒介，由隐晦、艰深之“经书”，转变为诗歌、俚语、野谚等浅近之“迩言”。陶匠出身的韩贞曾与诸多公卿相会论学，经书的权威性已被韩贞所消解，于韩贞而言，引经据典地高谈阔论，不如把握当下，更多地为百姓排忧解惑。

　　较之于经书，泰州学派所使用的迩言风格平实、文字押韵、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据《乐吾韩先生遗事》所载，韩贞有一日行走于乡间，一野老向其请教良心是何物，“先生曰：‘吾欲向汝晰言，恐终难晓，汝试解汝衣，可乎？’于是野老先脱袄祓，再脱裳至裤，不觉自惭，曰：‘予愧不能脱矣。’先生曰：‘即此就是良心。’”（《韩贞集》附录）身心性命本是玄远高明的议题，然而韩贞仅以简洁质朴的寥寥数语，便使老者顿悟，脱裤后所生之羞愧感，即为“知善知恶”之良知。泰州学派诸子善用简易浅显、朗朗上口的诗歌、俗语，如颜均《箴言六章》中的《孝顺父母》：“孝顺父母好到老，孝顺父母神鬼保。孝顺父母寿命长，孝顺父母穷也好。”（《颜均集》卷一）孝敬父母、和谐邻里之缘由及其后果，通过浅显易懂的语言和押韵的词汇得以明确阐述，使得民众易于理解并付诸实践。

　　由“治平”到“日用”：泰州学派学说价值追求的更化

　　如若说“六经”是记载三代先王行迹的政典，多倾向于为政者治国方案的设计；“四书”更侧重于士大夫对个体安身立命之追问；那么，“迩言”则致力于探寻普通百姓的日用之道。泰州学派放弃了针对上层政治结构的改造追求，转而将研究及关注的焦点集中于“愚夫愚妇”。因此，泰州学派的学说价值追求发生了显著转变：从士大夫阶层“以仁为己任”、“至死不渝”以平治天下的理念，转向在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中可实践的路径。

　　对日用的凸显，并非忽略治平，在泰州学派诸子这里，日用是治平之本。罗汝芳在《一贯编·四书总论》中认为，农夫嬉笑之言语最为浅近，贫困地区的村妇地位最是卑下，然而村妇却能够用自己的生命保护刚出生的赤子，倾尽所有去爱嗷嗷待哺的婴孩，她们不会华丽地表达，反倒做到了“仁义之实”，这就是“修齐治平之本”。

　　与汉宋诸儒尽忠职守，执着于家国天下制度建构、格正君心的经筵设计迥异，作为“日用”重要组成部分的孝悌，最为泰州学派诸子所推崇。明内阁首辅张居正读阅王艮《遗稿》之后，批驳道:“世多称王心斋，此书数千言，单言孝弟，何迂阔也。”罗汝芳听闻后不以为然：“嘻!孝弟可谓迂阔乎？”（《泰州学案》卷三十二）罗汝芳认为，孝顺父母、敬重兄长、慈爱子弟是人生至关重要的三件事，这三件事无需深思熟虑便能理解，无需专门学习即可践行，并且天下人都会不约而同地付诸行动。若人人都能亲近自己的亲人、尊敬自己的长辈，那么“明德”便会“明”于天下。

　　此外，禁赌、止讼等寻常之事，也都纳入了泰州学派诸子讲学的日程。虽然官府已经立法，对赌博的处罚甚是严苛，但是民间聚赌的现象依旧屡禁不止。泰州后学萧雍，就将赌博视为民间大害，在为村民讲学之时，反复强调赌博对于身心、家庭的摧残，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大抵赌博之人，初皆起于利心……纵赢得钱来，不由勤苦，谁肯爱惜，任意花费，缘手立尽，倒囊空归。东荡西走，田地荒芜，不问父母缺养，不顾室无片椽，家无寸土。”（《证人社约》卷一）

　　值得注意的是，平民化并非庸俗化，寻常日用并不等同于落入流俗。如何使平民化、日用化的学说，依旧保持儒家所蕴含的基本精神与立场，通俗而不肤浅，也是泰州学派诸子所努力达到的目标之一。王栋对“百姓日用”就作过较为严格的规定，普罗大众虽然做的是平常事情，但应时刻摆脱旧习，道德境界与圣贤相类：此心光明、与道合一，而不能媚于世俗情态，甘于混迹乡里、虚生枉死。

　　在泰州学派诸子的共同努力下，平民思想得以广泛传播，深受百姓喜爱，其移风易俗的成效日渐显著。据黄宗羲《明儒学案》所载，粗识文字的韩贞，以化民成俗为己任，不问出身，因材施教，于村前屋后从容论学：“随机指点农工商贾，从之游者千余。秋成农隙，则聚徒谈学，一村既毕，又之一村，前歌后答，弦诵之声，洋洋然也。”（《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明巡抚龙紫海途径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的家乡时曾感慨道:“一方父老，多敦行孝弟，侈言礼让，皆艮风所遗。”（《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五）孝悌与礼让之风日益深入人心，并显著体现于民众行为之中，传统儒学由此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光明日报》（2025年04月05日 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