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中国足球”系列报道之三

　　“足球进校园”，为何雷声大雨点稀？

　　光明日报调研组

　　9岁男孩天一，足球踢得有模有样。

　　可他的妈妈刘岩告诉记者，最多只能让他踢到12岁。

　　12岁，也是刘岩大儿子天齐“挂靴”的时间。这位妈妈的解释是：“足球，孩子小的时候玩玩可以。目前这样的足球环境，踢球能有多大出息？”

　　12岁，小学毕业即“退役”，不是孤例。

　　北京某足球俱乐部教练陈程告诉调研组，小学一年级是其生源占比最高的年龄段，之后就连年下降。其实，看一个孩子是不是踢球的“好苗子”，十三四岁才能看出来。“12岁之前，孩子身心还没有完全发育好，很多技术动作并不能完全掌握，只能用跑得快、力量足等一些简单的标准评价选拔。这也是中国技术意识型球员匮乏的原因之一。”陈程说。

　　“现在，不缺有足球天赋的孩子，缺的是对足球有信心的家长。”多位业内人士这样认为。

　　2015年3月，《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出台，鼓励足球进校园。可近9年过去了，校园足球的现实情况依旧是——小学热热闹闹，初中人渐稀少，高中冷冷清清。

　　不独是足球后备人才匮乏，教练和场地设施不足，也影响了足球的长足进步。

　　曾志华是某民营俱乐部足球教练。校园足球兴起那阵儿，一所小学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与他所在的俱乐部签了3年合同。然而没过多久，学校以控制成本为由，炒了他的鱿鱼。而他心里清楚，上面对足球进校园没有那么强调了。

　　即便是在火爆全国的贵州“村超”发源地榕江县，全县的持证足球教练员也屈指可数。

　　赖洪静，是榕江一中足球队教练。他一直被叫作“全县唯一的足球专业老师”。师资之缺，由此可见。

　　2022年全国体育场地统计调查数据显示，全国足球场地有13.59万个。但我们有14亿多的人口啊！单学校数量，就达51.85万所，在校生2.93亿人。这样一平均，多少学生才拥有一块场地？！

　　校园里的标准足球场更是少得可怜。去专业场馆租场地踢球，一场下来少则几百元，多则上千元。这对一般家庭来说，绝不是个小数目。

　　一位长期从事校园足球研究的专家认为：“部分基层学校没有认识到发展校园足球的真义，没有把重心放在普及校园足球上。没有宏阔、坚实的基础，又怎能培养出出类拔萃的球员？”

　　“有相当一部分学校把‘足球进校园’当作一种‘运动’、一种达标形式。譬如，为了完成‘足球进校园’任务，一度，足球操曾风靡全国。这种‘重在动手’的足球操，能圆我们‘冲出亚洲’的梦？”这位足球业内人士的话，听起来辛辣，可也不无道理。

　　校园足球土壤如此，校外足球土壤又如何呢？

　　下一篇文章，我们将继续探讨。

　　（调研组成员：本报记者陈鹏、靳晓燕、邓晖、尚文超、晋浩天、方莉、王丹）

　　“关注中国足球”系列报道之五

如此运营，怎能不毁了我们的联赛

光明日报调研组

　　2024一开年，有关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的坏消息便接踵而至：1月17日，大连人足球俱乐部宣布无法维持正常运营；22日，深圳市足球俱乐部宣告解散……

　　“中国足球职业化30年来，参加过甲A、中超等中国顶级职业联赛的，共有42支球队。而活过20年的俱乐部，只有10家；最近4年，就有13家曾经或现役的中超球队不复存在……”曾任深圳红钻足球俱乐部副董事长的王奇感叹，“这组数字最能说明问题。在市场化过程中，大多数俱乐部入不敷出！”

　　然而奇怪的是，一方面“入不敷出”，另一方面却又“一掷千金”！

　　“这些年来，俱乐部之间的无序竞争愈演愈烈。以某俱乐部为例，原本每年的投入大约需要10亿元，而后来，增加到30亿元都不够用。”前国脚区楚良表示。

　　一度，广州恒大、上海上港、江苏苏宁、天津权健等球队纷纷高薪网罗欧美球星，引发“球星军备竞赛”。数据显示，2017赛季中超冬季转会期，河北华夏幸福以7769万欧元（约5.6亿元人民币）的引援支出居于榜首，天津权健以7249万欧元（约5.3亿元人民币）位列第二。

　　如此高的转会支出，在全球排行榜上高居前两位！

　　谁都知道，以远高于市场价的重金争夺球员和教练，是一场毫无意义的“内卷”，但都身不由己，被深深裹挟其中。

　　“在中国做职业足球俱乐部，难！”王奇对此深有感触，“俱乐部运营成本越来越高，球员工资、教练工资、比赛费用、场地费用……哪儿哪儿都要花钱啊！收入呢？仅靠票房和广告。这等于用抔土填巨坑。投资人只好不停地往里砸钱，砸啊砸啊，直到砸不动为止！”

　　“金元足球”的后果，非但解决不了足球产业的“造血”问题，反而大大提高了投资足球的门槛，形成严重的“足球泡沫”。

　　“足球是一个超长的产业链。”曾在上海申花、北京八喜、贵州人和等多个俱乐部效力的董阳告诉记者，足球产业涵盖门票销售、广告、电视转播权、俱乐部标志产品特许营销、职业运动员转会等很多方面，“但前提，是职业联赛有稳定健康的运营管理。只有稳定的联赛，才能让如此庞大的产业网络正常运转。以欧洲足球五大联赛为例，俱乐部之间会形成一个完全商业化的职业联盟，对电视转播权、赞助商广告、球队门票、俱乐部衍生品等进行市场化运营。”

　　要想进行市场化运作，需要一个类似于足协这样的机构。可我们的足协又是一个什么状况呢？

　　下一篇文章，我们将继续探讨。

　　（调研组成员：本报记者方莉、杜羽、王东、章正、崔志坚、吴春燕、唐一歌）

　　“关注中国足球”系列报道之八

抓了一个又一个，为什么依然“前腐后继”

光明日报调研组

　　“竟然，那是一场假球！”6年后的今天，当从电视专题片《持续发力纵深推进》中得知，2018年武汉卓尔升入中超的那场“精彩比赛”背后居然如此不堪，杨天舒觉得“整个人都蒙了”。

　　足球，是杨天舒的信仰。作为“足球女将”，她从小学、中学一直踢到大学、研究生。那场比赛，她曾在现场疯狂呐喊、洒下热泪……

　　在势如雷霆的足坛反腐重击下，抓了一个又一个，为什么依然“前腐后继”？

　　这，是杨天舒和万千中国球迷的泣血追问！

　　从2002年国足进军世界杯后至今，20多年间，足协已至少有6位高级官员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南勇、谢亚龙、陈戌源、于洪臣、王登峰、杜兆才……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一个个被绑在了耻辱柱上。

　　“从足协到俱乐部，从球队主教练到球员，都迷失在赤裸裸的现实利益里！于是，假球、黑哨，各种投机钻营、各种黑幕交易，屡见不鲜、层出不穷，搞得整个足坛乌烟瘴气。”江苏师范大学体育学院教授部义峰一针见血。

　　令人震惊的例子，比比皆是。

　　2015年8月，李铁出任河北华夏幸福足球俱乐部主教练。当时华夏幸福仅排名中甲第6位，冲超前景并不乐观。俱乐部负责人和李铁商定：“动用一切手段，确保赢球冲超！”

　　李铁让助教郑斌“打点”深圳队主力后卫黎斐；黎斐开价600万元帮他们搞定多名关键球员……就这样，华夏幸福出人意料地拿下中甲亚军。

　　金钱交易，不仅令职业操守丧失、制度规范失灵，也让足坛歪风愈演愈烈。

　　“每年都有俱乐部准入资格审查。有些俱乐部根本不够格，为啥还给‘开了绿灯’？年度报预算时，一些大集团动辄投入‘夺冠预算’20个亿，‘保级预算’八九个亿。这些钱到底都花到了哪里？谁都不清楚！”“体坛新声代”足球产业研究团队负责人苏楚皓表示，准入门槛形同虚设、资金监管“遁于无形”，为滋生腐败埋下了伏笔。

　　在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看来，监管“宽松软”甚至缺失，最重要的责任在足协。

　　“足协掌握的权力过于集中且运行不透明，容易成为被‘围猎’的对象。一旦足协被资本绑架，监督也就成了‘走过场’。”庄德水指出。

　　在电视专题片中，足协原主席陈戌源道出了背后的权钱交易：“（武汉卓尔）俱乐部给我送钱，跟我推荐，他说，‘陈主席，李铁这个人不错，国家队选拔主教练（职务），为他的未来能够创造一个机会，创造一个平台’。”陈戌源便大大方方收下了俱乐部的200万元。而李铁也如愿以偿担任了国足主教练。当然，俱乐部这200万元是不会白花的，卓尔队4名球员也冠冕堂皇地进入了国家队……

　　足坛反腐，强调了这么多年，为什么收效甚微？

　　“因为足坛内部已形成了‘潜规则’生态，身处这样的圈子里，很难独善其身，‘不腐就不安全’——你不腐，其他人就可能用腐败的手段让你‘难保其位’。这是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庄德水分析。

　　此外，惩戒措施过于宽松、很难起到震慑作用，是“前腐后继”的又一原因。

　　“当前体育领域相关刑事立法滞后，一些严重危害足球发展的行为无法作为犯罪进行打击。俱乐部或球队出了事，一般也就是罚款、降级、停赛、扣分，根本打不到‘七寸’上。”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郭玉川分析。

　　一位业内人士讲了个案例——2022年8月7日，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男子足球乙A（U15）组决赛发生假球事件，性质恶劣，很快上了微博热搜。然而，除了对直接当事人进行处罚外，其他违规者只受到暂停协会会员资格、通报批评等处罚，未见司法层面的追究。

　　如此轻描淡写，足坛反腐怎能不成为一个笑话？！

　　（调研组成员：本报记者周世祥、王庆环、靳晓燕、任欢、王昊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