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雪涛（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自2007年创办以来，世界汉学大会已走过近二十年，其意义早已超越学术会议范畴，成为全球文明在中国问题上进行深度交谈的桥梁。

　　从“他者”研究到“共在”对话

　　“汉学”（Sinology）本是关于中国语言、历史、哲学与文化的研究，最初由西方学者以“他者”的眼光加以展开。然而，伴随经济全球化与知识网络的深度交织，这一视角正经历根本性的转化。正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所言，任何观念的历史发展都包含着“正题—反题—合题”的辩证过程。若将中国自身的“国学”视为“正题”，西方诞生的汉学作为“反题”，那么今天的跨文化汉学便是一种深层的“合题”：它不仅研究“他者”，更以对话方式重新理解“自我”。

　　法国汉学家于连提出“迂回他者”的理论路径，通过另一种语言、另一种思想体系来看待中国，可以发现被本土经验所遮蔽的差异与可能性。这种由“他者”而开启的自我认知，正是跨文化汉学的内在逻辑。在今天的世界格局中，中国亦通过汉学回望世界、反思自身，从而参与构建一个超越国族边界的思想共同体。

　　然而，在进入“跨文化汉学”的当代表述之前，有必要澄清“汉学”一词在中文语境下的多重意涵。除作为“Sinology”的通用译名外，它在中国学术传统中亦有特指之义。自清代乾嘉学派兴起以来，“汉学”被赋予了严格训诂、考据、辨伪的实证精神，与理学重义理、贵道统的思维路径相对立，形成中国古典学术内部的重要方法论分野。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汉学”与萨义德所批评的“东方学”（Orientalism）之间存在本质区别：前者是在本土学术传统中成长、以“考镜源流”为旨归的学术实践，而后者指的是18、19世纪以来西方尤其是英法帝国在对“东方”进行知识建构、文化表述和政治统治时所形成的一整套权力—知识体系，其研究路径和知识权力结构亦多建立在“他者化”的基础之上。因此，今日的“跨文化汉学”建构，不应忽略中国自身在学术方法、文献体系与规范化传统上的深厚积累。

　　正是在此背景下，我们可以进一步回溯中国学术传统内部对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持续强调，及其如何塑造了现代汉学的方法论框架。

　　文献传统与汉学观念的演变路径

　　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强调“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治学理路，最早可追溯至清代章学诚（1738—1801）。他在《校雠通义》中指出：“凡为学者，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不仅是目录学的纲领性论断，也为整个中国学术史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基础。

　　这一理念在近现代汉学发展中得到了延续与转化。晚清以降，面对西学东渐的巨大压力，中国学人以整理国故、建设国学为回应，奠定了现代汉学发展的基础。在他们的身上，传统文献考据的精神不仅得以延续，更被注入了现代学术语言与方法的活力。

　　在中国学界，晚清以“国学”标示本国知识传统，以区别于“汉学”之洋人视角。但随着清华国学院等学术机构的建立，“汉学”一词也在中国语境中逐渐被接受。

　　从概念史角度观察，汉学经历了从“经学”到“朴学”、从“国粹”到“国学”的词义演变。20世纪以来，“汉学”不再仅仅指涉传统经典的研究，而是拓展为涵盖语言学、历史学、哲学、宗教学、艺术学等在内的综合性跨学科领域。随着全球视野的加强，当代汉学逐步形成“跨文化汉学”与“全球汉学”的趋向，其知识边界也随之扩展。

　　这一演变并非破坏，而是创造性的转化：文献整理之技依然是汉学的基础，而方法更新、语境的移植则是推动学术再生产的关键。技术尽管改变了研究方式，却未动摇汉学以文献为根基的核心特质：对原始材料的尊重、对历史上下文的敏感依然是汉学研究不可或缺的要素。概念的演变使当代汉学更具跨学科和跨文化的色彩，但文献传统所强调的治学严谨、取证有据的要求丝毫未减。恰如清代金石学者龚自珍所云：“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在AI时代，这句话或可改作：“欲得真知，必先为数（数据）。”但史料或数据（data）只有经过人文精神的点化，才能升华为意义（meaning）。因此，新时期汉学的概念虽广，然其精髓仍在于贯通古今中外、沟通知识与价值，以史识文心来照亮未来之路。在这方面，饶宗颐堪称典范。他不仅深入挖掘、研究传统资料，更致力于将汉学成果译介至世界，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中国学热潮。

　　从“计算性思考”到“省察性的深思”

　　当前人工智能正以惊人速度渗透至语言生成、翻译、文本处理等人文学术的核心领域。AI所代表的“计算性思考”，强调效率、推演与规模，但往往遮蔽了人文学术赖以存在的“省察性的深思”。

　　早在1959年，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便在《放下》（Gelassenheit）中区分了这两类思维方式。他指出，现代技术社会过度依赖“计算性思考”，忽视了对“存在”的反思。而真正的人文学问，应像农夫守望种子一样，以耐心与体察去等待思想的萌发。

　　在AI与人文学科的关系上，我们需要的不是简单的“工具化应用”，而是对新技术带来的学术生态、评价体系、学术伦理问题作出深度反思。面对数据驱动的研究范式，人文学科更应坚守文本、语境与意义生成的核心价值。在此语境下，跨文化汉学显得尤为珍贵：它所倡导的不是信息的积累，而是意义的生成；不是成果的展示，而是精神的涵养。作为一种省察性的深思实践，汉学拒绝将文化还原为“知识的外包”，它坚持传统与当下的深度交融，坚持用慢速思考对抗高速时代，用多元理解抵御单向逻辑。

　　汉学的跨文化使命

　　在数字人文、AI语境下，跨文化汉学不仅是传统知识的当代表达，更是未来哲学的新起点。德国哲学家韦尔施指出，现代人都是“跨文化的存在”：我们在思想、生活方式与审美趣味中，早已交织了多元文化的痕迹。这种跨文化身份使我们不仅更容易理解“他者”，也更可能重新认识“自我”。正是在这种认知基础上，汉学才显现出其重构人类思想共同体的可能性。

　　在全球化语境下，各民族文化需要在平等对话中寻找普遍价值。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言，“在‘世界哲学’面前，一切民族哲学都是狭隘的”，唯有各文明相互吸纳，才能避免思想陷入封闭僵化。跨文化汉学通过汇聚中西思想资源，有望推动中国思想真正融入全球思想版图。这意味着，中国学者不仅要研究自己国家的传统，更要以开放心态参与世界性议题的讨论，让孔子、老子与康德、海德格尔在思想天空中对话。世界汉学大会等平台的出现，正是这种深度文化相遇的制度化体现。通过国际汉学家的交流，中国文化得以走出去、世界经验也可引进来，从而构建超越国族边界的思想共同体。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全球议题上，人文学者可以从中国传统中寻找智慧，如从《易经》哲学看待不确定性，从《礼记》伦理思考人机关系，这些都可能成为中国对世界的重要思想贡献。

　　从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到饶宗颐，中国汉学家始终在中西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穿梭往返，以古典诠释现代，以现代方法反观古典。他们所体现的，不只是“学术成就”，更是一种“文明的桥梁”。

　　世界汉学大会便是这一桥梁制度化的体现。从“文明对话与和谐世界”到“数字人文与经典研究”，其议题不断更新，但其根本诉求始终未变：那就是在全球语境中，让中国文化的独特性成为世界共同思考的资源。在人工智能时代，汉学的使命，既在于守护中华文献与精神传统，也在于与世界文明展开深度、平等、富有创造性的对话。

　　《光明日报》（2025年05月24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