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胤（中国人民大学世界文学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研究中心研究员）

　　当弗洛伊德在二十世纪初提出精神分析理论时，来自医学界的质疑声此起彼伏，但文学界却敏锐地捕捉到了其中的思想光芒。而鲜为人知的是，这位著名心理学家在建构理论的过程中，也始终与文学经典保持着隐秘而深刻的互动与对话。

　　身为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的弗洛伊德自幼便对文学怀有浓厚的兴趣。他通晓德语、英语、法语、希腊语等多门语言，在中学时代便醉心于阅读原版的世界名著。直到去世前，他的病榻旁仍然放着一本法文版《驴皮记》。他的著作不同于一般的心理学书籍，其中含有大量对文学作品的引用、分析和评论。这些文学元素不仅让他的论述显得更为生动，也为精神分析奠定了独特的文化内涵。

　　在现存的三千余种弗洛伊德藏书中，隶属文学、艺术、哲学等人文学科门类的书籍大约占三分之一。其中既有深受弗洛伊德喜爱的莎士比亚、歌德、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大文豪的著作全集，也有罗曼·罗兰、易卜生、左拉、托马斯·曼、茨威格等同时代作家的作品珍本。几乎所有弗洛伊德在著作中引用过的文学作品都能在他的藏书中被找到，许多书中都留存有明显的阅读痕迹和详细的评注。除原著外，弗洛伊德的藏书还包括不少作家的传记。联系作家生平进行文本细读，也成为精神分析理论阐释文学作品的基本范式。

　　弗洛伊德既有独特的文学阅读品位，也有兼容并蓄的阅读实践。作为一位接受十九世纪欧洲人文主义教育的传统学者，他不仅广泛阅读莱辛、歌德、席勒、海涅等德语作家的作品，也对其他欧洲国家的文学经典多有涉猎。一方面，他对经典文学和高雅文学情有独钟，能够信手拈来地背诵《浮士德》《哈姆雷特》等书中的精彩名句，也对作家笔下的人物有着强烈的喜爱与认同。另一方面，他还通览许多同时代作家的作品并与他们保持通信往来，同时也对通俗文学有着特殊的关切。1906年11月，维也纳书商胡戈·海勒致信邀请弗洛伊德为其名下的书店推荐十本世界文学佳作。在回信中，弗洛伊德既列举出《麦克白》《失乐园》等经典名著，也提到《丛林奇谭》这类脍炙人口的通俗作品。

　　在阅读各类文学作品的过程中，弗洛伊德惊奇地发现作家群体对人类心理具有独到的认识，甚至能在许多问题上与他产生共鸣或是给他带来启发。他将作家比作“魔术师”，羡慕他们仅凭直觉就能轻而易举地洞悉人类心理，也借此感慨精神分析师往往需要艰苦卓绝的努力才能得出相近的结论。他认为作家“有着科学所尚未能触及的神秘灵感来源”，所以才能对心理学具备远胜常人的认识。而索福克勒斯、莎士比亚、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备受其推崇的历代作家，也无一不是擅长塑造和剖析人物内心世界的大师。

　　也正因如此，弗洛伊德将作家群体视作自己的良师益友。据曾到其维也纳家中登门拜访的法国剧作家莱尼·列诺曼回忆，弗洛伊德在与他谈话的过程中指着身后摆有莎士比亚作品和希腊悲剧的书架，说这些都是自己的老师。他也曾称作家是自己“珍贵的盟友”，认为他们笔下的文学案例能给精神分析理论提供必要的论据和案例支撑。例如在阅读完德国作家威廉·詹森的畅销小说《格拉迪沃》后，弗洛伊德惊叹作家竟能对潜意识的作用机制和遮蔽记忆的成因具备如此深刻的认识，并当即写信向詹森求教。在后来发表的分析文章末尾，他诚恳地写道：“或许我们从同个地方汲取灵感，加工相同的素材；尽管各有各的方法，但一致的最终结论足以表明：我们的研究都是正确的。”

　　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文学案例时常成为阐释心理学原理的桥梁。例如仅在《梦的解析》中，他便提到了20余位作家的40余部作品，《浮士德》《哈姆雷特》《堂吉诃德》中的情节更是在其中反复出现。如此高的文学含量在其他心理学著作中并不多见。而在由其发起的周三心理学会中，弗洛伊德也经常与自己的追随者热烈探讨文学作品。他们将虚构的文学人物当作真实人物看待，并像对患者做精神分析治疗那样分析他们的心理活动。

　　要想让患者在心理治疗中畅所欲言，就必须充分保护他们的隐私。在这种情况下，取材自文学作品的案例就成为绝佳的素材库，同时也是对临床案例的有力补充。例如，作为最受弗洛伊德喜爱的戏剧作品之一，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经常被其用于说理。他借哈姆雷特装疯卖傻的例子，强调表面越是荒唐的梦往往意义更为深远；哈姆雷特嘲讽探子的场景，被用来说明了解一个人的内心隐秘必须采取得当的方法；哈姆雷特与心上人奥菲莉亚的爱恨情仇，则被用来解释矛盾心理和强迫症的起因。

　　如果说散见于弗洛伊德著作中的文学案例是文学所带给他的显性影响，那么他精神分析的治疗技法则受到文学创作手法的启发和隐性滋润。由于文学和心理学都以探索人的内心世界为终极目标，它们所采取的路径也就殊途同归。弗洛伊德经常将精神分析的治疗技法喻作侦探小说的探案过程，主张精神分析实践需要借助侦探技巧发掘心灵的隐秘。在“疏泄法”和“自由联想法”这两大精神分析的核心治疗技法背后，都有不少文学元素的参与。

　　疏泄法源自弗洛伊德与心理学家约瑟夫·布罗伊尔的亲密合作。它主要借助催眠等外部手段，引导患者通过述说病情来获得心理纾解。在为女作家贝尔塔·帕彭海姆治病期间，布罗伊尔观察到一旦患者回忆起诱因，其症状就会消失。基于对这段治疗经历的思考，布罗伊尔总结出了一套系统的治疗方法，并用“疏泄法”为其命名。

　　“疏泄”一词有着丰富的文学内涵，它是亚里士多德悲剧理论的核心概念。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提出悲剧的效果在于“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实现情感的疏泄”。他认为观众会在观演过程中代入戏剧人物的角色，通过切身体会他们的悲欢离合来缓解紧张感，从而实现情感的涤荡和内心的净化。而疏泄法的本质也是让患者受压抑的情感在剧场般的再现中得到合理释放，从而达到减轻心理压力和缓解症状的目的，其作用机理与悲剧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随着治疗经验的积累，弗洛伊德对疏泄法进行了改进，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由联想法。这一方法的关键是让患者从某个现象出发展开自由叙述，直至穷尽其回忆。联想的起点通常是患者在自述病情时出现停顿、犹豫乃至自我否定的地方。在弗洛伊德看来，这些行为是自我审查的标志，而精神分析的目标就是要消除阻碍，让患者直面遭到压抑的事实，从而实现心理减压。为此，他要求患者放下一切顾虑，不对叙述内容做任何人为干预。

　　这种方式与意识流的小说创作手法十分相似。患者天马行空的联想，对应的正是意识流小说的思维跳跃。美国叙事学家西摩·查特曼指出，“意识流书写的特征便是自由联想”。在意识流的文字创作中，重要的不是叙事的逻辑连贯性，而是不间断的自由联想和持续的语言还原。虽然在今天的文学史书写中，二十世纪上半叶大放异彩的意识流小说经常被形容为在精神分析学说影响下出现的新式创作手法，《尤利西斯》和《墙上的斑点》等名作的确也受到弗洛伊德的启发，但实际上意识流这种创作形式早在十九世纪欧美作家就有所实践，并被研究者视作“个人叙事达到极致化的表现”。

　　弗洛伊德本人也对自由联想法与意识流的共性存在深刻的认识。他将德国作家路德维希·伯恩的一篇短文当作自由联想法在艺术实践领域的应用案例。在这篇名为《三天成就原创作家的秘诀》的杂文中，伯恩这样写道：“你们只需拿张纸，连续三天写下想到的一切……三天后，你们将拥有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想法，并为之惊叹不已，甚至变得不知所措。”这段话所揭示的心理学过程，其实与弗洛伊德的自由联想法十分近似。

　　无独有偶，弗洛伊德还在同一篇文章中提到十八世纪的德国作家席勒。有朋友向席勒抱怨自己缺乏创造力，而席勒在回信中表示，这背后的原因是“理智给想象力强加太多束缚”。席勒将理智比作目光严苛的守门人，他将自己认为不合适的观念挡在门外，而“富有创造力的人则会主动将理智从门口的岗哨撤离”。席勒的“守门人”比喻，后来也被弗洛伊德借来形容意识与潜意识的关系。不难看出，在弗洛伊德提出自由联想法之前，作家早已有过这方面的实践和心得。

　　综上所述，弗洛伊德在不断完善精神分析学说的同时，也在与文学保持着深度的对话。他用心理学的视角解读文学，又用文学的智慧丰富心理学。这种跨学科的交流互鉴拓展了思想的边界，不仅让精神分析理论更加丰满，也让经典文学作品在新的语境中焕发光彩。

　　《光明日报》（2025年05月29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