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天气和暖，时近端午节，笔者想起了杜甫先生，想到他那首《端午日赐衣》，想到“开元盛世”，想到几乎毁掉了整个大唐王朝的“安史之乱”。这首诗创作于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从诗句中看来，杜甫当时的心情挺不错。

插图：郭红松

　　其实，安禄山和史思明发动叛乱的这几年，杜甫的经历一言难尽。757年，平叛形势终于有了转机，唐军收复了西京长安。唐肃宗于该年十月回驾西京大明宫。十一月，杜甫得到消息，当即离开在鄜州避难的家人，赶回长安赴任。在杜甫艰难的一生中，担任左拾遗，施展抱负，应该是他想要的生活。这段时间，也是最接近杜甫的人生理想之时，为此他极其努力。

　　在谈杜甫如何过端午节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杜甫在长安的日常生活。几百年来，许多人考证过杜甫担任左拾遗时在长安的居所，此处不多谈。其中一个比较合理的推测是，杜甫在“西京长安万年县朱雀门街东第三街昭国坊”赁屋居住。推出这一结论的间接理由是，几十年后同样担任左拾遗的白居易也曾居住于此。不过笔者以为，白居易住在昭国坊时官任太子左赞善大夫，与王维曾担任的太子中允职位相仿佛。虽然白居易有诗《昭国闲居》云“勿嫌坊曲远，近即多牵役。勿嫌禄俸薄，厚即多忧责”，但此时白居易是正五品的官员，四邻也多半是高官宅第，这种地方，不一定是杜甫能够租住得起的。

　　笔者认为，杜甫居住的地方也许比昭国坊更靠近东南方向的曲江池，类似修政坊、青龙坊这种少有官员宅第且颇多废弃寺庙的地方，因为这些偏僻荒败的街坊内，房租必定便宜。

　　杜甫的一生都很贫穷，这一点很多人都知道，但他贫穷到什么地步呢？

　　三年前（755年），44岁的杜甫担任从八品下的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他赶往奉先县看望家人，作诗云：“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这样一位“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的官员，居然能让儿子饿死，杜甫有多么贫穷，便可以想象了。至于那些税赋徭役沉重的平民百姓的生活，就更不必说了，所以他才感叹：“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不幸的是，他不但穷困，还运乖时蹇，探亲期间恰恰赶上安禄山发动叛乱。这一年，他没能与家人一起过端午节。

　　两年前（756年），杜甫回京帮助平叛，五月又不得不出京去安排家人逃避战乱。其间，杜甫听闻长安已被叛军攻陷，唐玄宗巡狩蜀中，唐肃宗在灵武即位，他便急忙赶往灵武投奔朝廷，结果中途落入叛军之手，被押回长安。这一年，他又没能过上端午节。

　　一年前（757年）的四月，杜甫冒险脱离叛军的羁押，从长安城西的金光门逃出，翻山越岭走小路，步行一个多月，前往凤翔。五月十六日他终于见到唐肃宗。“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朝廷愍生还，亲故伤老丑。涕泪授拾遗，流离主恩厚。”这便是杜甫左拾遗官职的发端。左拾遗属于位卑权重的供奉官，每日上朝，职责包括讽谏和荐举人才，比起原来的参军之职尊贵得多，唐肃宗对杜甫算得上是有赏拔之恩了。“虽乏谏诤姿，恐君有遗失”，于是杜甫开始荐举人才，同时不停地上书给唐肃宗，对朝政提出自己的意见。或许是因为他工作太过积极，只干了3个月，便被唐肃宗“墨敕”，放了探亲假。“顾惭恩私被，诏许归蓬荜。拜辞诣阙下，怵惕久未出。”杜甫没感觉到朝廷可能是嫌弃他，只知道皇上于他有恩，居然给他放假探亲。当然了，流离中的朝廷也必定没有差旅费给他，当他空着两手回到家中的时候，“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恸哭松声回，悲泉共幽咽……老夫情怀恶，呕泄卧数日。那无囊中帛，救汝寒凛慄”。这一年的端午节，被杜甫在路上错过了。

　　近年来，有些人怀疑杜甫的贫穷。那么，我们先查证一下他的“工资条”。据《新唐书》和《唐会要》记载，从八品上的官员每年给禄米约60石，俸料钱每月大约2500文，职分田2顷只能收租，每年大约能得粟米20石。也就是说，即使是在太平年月，这份收入也难以养活杜甫的十口之家。更何况，杜甫任职是在“安史之乱”最严重的时期，他在凤翔的时候估计也是饥一顿饱一顿，俸禄就更不用提了。即使是他回到长安之后，怕是也不能领到“全俸”。况且，开元盛世的时候，长安米价通常是每斗15文，而杜甫回到长安的乾元元年，米价每斗达到数百文，自然是入不敷出的，寻找最便宜的地方租住也在情理之中。长安居大不易，历朝历代京城房租都贵，租屋居住的开销占杜甫收入的比例应该不小。

　　二

　　据文献记载，长安城“南北长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如果杜甫住在青龙坊或修政坊，他每日上班需要经过包括东市在内的10或11个街坊，距离可达到10余里。他是官员，穿着从八品的官服在大街上步行上下班，实在是有失官体，为此须得有所乘骑。于是问题来了，杜甫这么穷，他养得起马吗？

　　我们目前找不到具体资料，只知道他偶尔有机会骑“官马”，而多半时间是向邻居借驴，或是委婉地向朋友“借马”。这些情景都在他给朋友毕曜的诗中清楚呈现。《偪仄行赠毕曜》云：“偪仄何偪仄，我居巷南子巷北……自从官马送还官，行路难行涩如棘。我贫无乘非无足，昔者相过今不得。”这位毕曜兄想必与杜甫住在同一街坊，而且家中有马，现在杜甫的官马已经被收回了，他只好找朋友借马。“实不是爱微躯，又非关足无力。徒步翻愁官长怒，此心炯炯君应识。”杜甫曾经步行上朝，上司为此很愤怒，感觉杜甫把上司的脸都丢尽了。借马的理由还有“东家蹇驴许借我，泥滑不敢骑朝天”。平日借驴乘骑还没什么，但每月的朔望朝会是去见天子，西京的朝官全部到场，若是骑驴上朝，怕是会丢皇上的脸。“辛夷始花亦已落，况我与子非壮年。街头酒价常苦贵，方外酒徒稀醉眠，速宜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顺便说一句，你我都不年轻了，若您能理解我的难处，借给我马用，我请您喝酒。

　　《新唐书》记载：“乾元元年，京师酒贵，肃宗以廪食方屈，乃禁京城酤酒，期以麦熟如初。”杜甫为了借马，居然甘冒违禁的风险请毕曜饮酒。当然了，长安城的人情世故历来繁杂，或许这“三百青铜钱”并非酒钱，而是不便直言的租马费用。这位毕曜兄时任司经局正字，是位九品的小官。据杜甫在《赠毕四曜》中描述：“才大今诗伯，家贫苦宦卑。饥寒奴仆贱，颜状老翁为。”虽然毕曜也贫穷，但他在长安有家人，有仆从，而且有马，显然比杜甫会过日子。

　　杜甫上班的大明宫在长安城北侧。长安的街道宽阔平直，他骑马由南向北，经过占地两坊的东市一直走到北城墙，向西一转便是大明宫前街，然后来到望仙门。望仙门内是下马桥，大小官员都得在此处下马，而且不论官马私马，马匹都要由仆从或马夫牵回，大明宫内不设“停马场”。接着杜甫步行往北走，穿过昭庆门和含耀门，再折而向西，最后向北进入他供职的门下省。实话实说，杜甫如果骑马上班，仅在大明宫内每日往返步行就要将近一万步，如果徒步上班，还得再加上15里，真的挺辛苦。

　　笔者以为，在门下省上班的这几个月，应该是杜甫一生中感觉最光彩的时段，因为他原本就“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现在唐肃宗给了他机会，让他参与到朝廷政事中来，他“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的贤臣理想终于有机会实施了。

　　从诗中可以看出，这段时间杜甫的心情不错。首先是他有机会开眼界，长见识。每月朔望两次朝会，在大明宫的宣政殿举行，卯正二刻，阳光刚刚登上宣政殿的瓦顶，杜甫便会站在殿前广场东侧的龙尾道末端，身穿深青色官服，静候朝会开始。他的职务隶属于门下省，朝会站在左班。

　　关于朝会，这年春天发生了一件很出风头的事，中书舍人贾至写了一首七言律诗《早朝大明宫呈两省僚友》。贾至隶属于中书省，正五品上的级别，穿浅绯色官袍，朝会站在右班龙尾道的最上层。他的这首诗之所以让人心生感动，引发关注，应该是人们经历了“安史之乱”和两京陷落等乱离悲苦之后，大唐王朝终于重回正轨，朝会成为再造盛世的象征。

　　银烛熏天紫陌长，

　　禁城春色晓苍苍。

　　千条弱柳垂青琐，

　　百啭流莺绕建章。

　　剑佩声随玉墀步，

　　衣冠身惹御炉香。

　　共沐恩波凤池上，

　　朝朝染翰侍君王。

　　诗中所言，正是当时人们最怀念的色彩、最期待的盛况，如今终于重现，心情难免激动。贾至将这首诗呈送给中书省和门下省的同僚，引发的是唐代文化中最值得赞赏的风尚——诗歌酬唱。

　　与贾至同样站在右龙尾道的岑参，是杜甫上一年在凤翔时与其他3名官员联名举荐的人才，如今担任中书省右补阙，他的“和诗”中有两句特别精彩：“独有凤凰池上客，阳春一曲和皆难。”这一次唱和的诗歌只留传下来4首，最为出名的是王维的《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首联与颔联至今依然是名句：“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日色才临仙掌动，香烟欲傍衮龙浮。”不是大手笔，绝对写不出此等大国气象。

　　杜甫是在七言律诗上有突出成就的诗人，他的祖父杜审言便是初唐的重要诗人。“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在作诗这件事上，杜甫不必谦虚，他的颔联和颈联最为精准：“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朝罢香烟携满袖，诗成珠玉在挥毫。”杜甫在七言律诗上的重要成就，便是在格律上可守亦可失，以守律为根本，以失律为技巧，以个人的兴发感动为首要。这4首唱和诗在中国诗歌史上极其重要，它们是七言律诗这一体裁的代表，同时，这也是诗人们经历了国家巨大变故之后，终于重见大唐辉煌时感情充沛的表达。

　　三

　　下面我们谈谈杜甫的工作。杜甫对左拾遗这个职位的重视程度我们前边谈到过，笔者相信他是在全心全意地为人生理想而工作，他的心中也充满欢愉之情。《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云：“侍臣缓步归青琐，退食从容出每迟。”从这两句诗中便能够直接感受到，杜甫的内心深处有多么的满足，而这种满足来源于他的工作。

　　杜甫没有考中过进士，给唐玄宗献上《三大礼赋》之后，才赢得一次待制集贤院的机会，但唐玄宗并没有给他合适的职位，为此他十分珍惜唐肃宗对他的赏识。他刚回到长安就职时，便作《题省中院壁》：“腐儒衰晚谬通籍，退食迟回违寸心。衮职曾无一字补，许身愧比双南金。”结合杜甫的身世，笔者认为，他在此处表达的是一种倔强的济世精神，哪怕工作困难，哪怕知其不可为，他也一定要为之，这与他“窃比稷与契”的贤臣理想很是相符。为此他对自己的要求极为严格，白天，他会很细心地“避人焚谏草，骑马欲鸡栖”；有时晚上在门下省值夜班，他会“不寝听金钥，因风想玉珂。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

　　杜甫在长安担任左拾遗不到一年，但在工作上尽心竭力，这应该来源于他“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的品性。可惜的是，他的工作并没有得到上司和同僚的重视，而且他朋友不多，这一时期的唱和送别诗作也不多，说明他在长安其实很孤独。

　　四

　　这篇小文，除了要总结杜甫的忠君爱国思想和现实主义诗风，还要了解杜甫到底是怎样度过乾元元年这个端午节的——

　　杜甫已经好几年没能正经过端午节了，这次也一样，一是因为他的家人还在鄜州乡下，二是因为他这个穷京官负债累累，过节如过关。“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从诗意上看，他的《曲江二首》写得别有寄托，但从杜甫的现实主义诗风来讲，他的贫穷也是真的。这两首诗显然写在春末，此时他早已经将冬天和春天的衣服典当了，而且他还用“酒债”转喻其日常生活的饮食不周，“开门七件事”多半要靠赊账支撑。

　　中国古代的日常生活中多半是“熟客买卖”，赊欠取用、定期还账的商业模式很早便有。农民集中还账的时间多半是秋收以后，京城官民集中还账的时间多半是在重大节日之前。所以，杜甫过端午节时，无可逃避的一件事情就是还债。那么，这算是杜甫人生中最困苦的时期吗？不是，这一年很可能是他人生中最惬意的一年，因为他终于有了相对稳定的收入，不必像以前那样，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日子。

　　端午节在初夏，天气和暖，若是在冬季，“不爨井晨冻，无衣床夜寒。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这种日子想想都可怕，但杜甫大半生都是这么过的。

　　当然，对于杜甫来讲，今年端午节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皇上恢复了大唐惯例，端午节给官员“赐衣”。在唐代，衣服是很贵重的财物，做一件官袍得花费杜甫好几个月的俸料钱，他身上的那件深青色麻布官袍，还是去年初任左拾遗时皇上赏赐的，因为他晋见皇上时已经“衣袖露两肘”。

　　为此，杜甫开心地创作了一首五言律诗《端午日赐衣》：“宫衣亦有名，端午被恩荣。细葛含风软，香罗叠雪轻。自天题处湿，当暑著来清。意内称长短，终身荷圣情。”这件细麻布的官袍又轻又软，内衬居然是蚕丝织就且轻薄透气的“罗”，穿上它脖颈处能感觉到丝织物的清凉。

　　这件赐衣对杜甫的意义，不仅仅是“荷圣情”这么单纯，以笔者对杜甫的了解，他很可能联想到了大唐的鼎盛之时，希望那番光景能够重现，就像他在诗中回忆的：“龙武新军深驻辇，芙蓉别殿谩焚香。何时诏此金钱会，暂醉佳人锦瑟旁。”

　　唐代端午节的风俗与今天很相似，官员放假一天。人们吃名叫“角黍”的粽子，雅称“碧筠粽”，还有一种甜点“粉团”很出名。唐代端午节人们也会在曲江池划船竞渡，那里距离杜甫的住处不远。放假的日子，杜甫到池边饮酒吃角黍、粉团，顺便就能观看划船比赛。

　　唐肃宗会不会来到曲江池观赏竞渡？应该不会，因为那是太上皇唐玄宗喜欢的活动。唐肃宗要做中兴之主，国内的叛乱完全平复之前，他不便如此。那么，他会不会像太上皇那样在端午节宴请词章之臣，分韵作诗呢？应该没有，到目前为止，唐肃宗的现存诗作不多，艺术价值有限。

　　乾元元年的端午节，73岁的太上皇帝唐玄宗正住在他年轻时的“潜邸”兴庆宫。作为太上皇，他身处嫌疑之地，应该不会像开元天宝年间那样，在节日里召集词臣，设宴赋诗吧。但笔者手边恰好有一首唐玄宗的《端午三殿宴群臣探得神字》的五言排律，我们不妨读上几句。“四时花竞巧，九子粽争新。方殿临华节，圆宫宴雅臣。进对一言重，遒文六义陈。股肱良足咏，风化可还淳。”唐玄宗的诗作确实是帝王口吻，可惜的是，他未能实现自己诗中的理念。

　　杜甫这一生，并没有梦想成为皇上的“股肱之臣”，他的理想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可惜的是，这个理想太难实现了。端午节后一个月，杜甫便被贬官出京，从此再没能回来。值得庆幸的是，杜甫虽然没能实现政治理想，但他为理想所做的观察、行动和思考全都记录在他的诗里，他的诗歌理想实现了。

　　《光明日报》（2025年05月30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