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自强（浙江省作协散文创委会副主任，作家）

　　在传统认知中，文学书籍的编辑常被视为文学创作的“幕后工作者”。他们虽未执笔书写故事，却在字里行间精雕细琢；不直接创造角色，却助力无数经典形象跃然纸上。从选题策划时的慧眼如炬，到组稿过程中的耐心沟通；从逐字逐句的审校润色，到装帧设计的细节把控，每一个环节都凝聚着他们的专业与匠心。相较于作家自述创作心路、学者剖析文本内涵，编辑鲜有讲述一部名作的诞生历程，学界对其工作的关注度也相对有限。然而，正是这些“沉默的参与者”，往往藏着与作家视角截然不同的文学故事，新近出版的《书事余墨》，正是以编辑的独特视角，为我们铺展了一部别开生面的文学史长卷。

《书事余墨》 邹亮 著

浙江教育出版社

　　《书事余墨》作者邹亮，是深耕中国现当代文学出版领域多年的出版人。他策划、责编的图书屡获国家级奖项，其中四种作品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两种荣获鲁迅文学奖，十余种荣获“中国图书奖”。在该书中，邹亮以细腻笔触，娓娓道来与汪曾祺、苏童、叶兆言、格非等作家的编辑往事。例如，当年他向汪曾祺约稿“高邮故乡”系列时，汪老回信询问出书是否需收费或包销，这份率真不仅展现了老一辈作家的质朴性情，更折射出20世纪90年代文学出版的艰难处境。而苏童首部小说集《妇女乐园》、叶兆言的处女作《夜泊秦淮》，均在邹亮和出版社的发掘与推动下问世；梁晓声《黑纽扣》、洪峰《东八时区》等作家的早期作品，也经他之手走向读者。这些如今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熠熠生辉的作家，正是在编辑与出版社的助力下，初登文坛便崭露头角。正如叶兆言在《夜泊秦淮》出版十年后坦言，首部作品的出版对作家意义非凡，编辑的慧眼与作家的才华同样不可或缺。事实上，从萧也牧与《红旗谱》、陶国鉴与《红日》，到张羽与《红岩》，编辑与经典作品的佳话早已成为文学史上的美谈。

　　一部文学史的构建，离不开作家与作品的支撑，文学流派与思潮亦通过其得以呈现。但鲜为人知的是，编辑正是这一进程中的关键变量。编辑对作品的选择、打磨与推广，不仅影响作品的最终品质，更间接塑造了作家群体的格局，推动作品经典化、流派成型乃至文学史的发展。

　　回顾20世纪80年代后的中国当代文学，“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先锋小说”等流派百花齐放。在这些文学现象兴起之初，面对层出不穷的新人、新作与多元创作风格，编辑的角色至关重要。他们既是作品的策划者，也是品质的把关人，需以历史眼光与审美洞察力，挖掘潜力作家、遴选优质作品。《书事余墨》中，邹亮与同事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推出的“新大陆书系”和“系列小说书系”便是典型案例。其中，“新大陆书系”的《都市风流》以“建设型”改革者形象，将“改革文学”推向新高度；“系列小说书系”则继承中国古代笔记体小说传统，为林斤澜、李国文等作家提供创新平台，更助力梁晓声、苏童等当时的新锐作家脱颖而出。此外，90年代初邹亮策划出版的“中国当代最新小说文库”，通过系统梳理“新写实”“新历史”等六大文学类别，不仅总结了20世纪80年代小说创作成果，更推动“新历史小说”等概念在学术界广泛传播。这些实践都是文学编辑对当代文学发展的主动参与和深度构建。

　　长期以来，文学史编纂多以作家作品为核心，却鲜有论及编辑的贡献。然而，作家、批评家与编辑实则构成了相互成就的文学共同体。正如王蒙所言：“在我国当代文学的艰难行进与无限风景之中，贯注了许多编辑家的心血。”文学编辑以独特视角与专业能力，为文学创作注入活力、为经典传承保驾护航。缺失编辑视角的文学史，既无法完整呈现文学发展全貌，也难以触及深层肌理。《书事余墨》以生动故事与鲜活案例，再次提醒我们：当代文学史上，理应留有编辑的重要席位。

　　《光明日报》（2025年06月05日 11版）